流弊與突圍：「日語語言文學」學科的名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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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流弊與突圍：「日語語言文學」學科的名與實

王升遠 |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黃彩霞 | 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東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5期

「日語語言文學」已成為一個失效的學科命名，其學科限定不僅與戰後國際政治秩序和語言生活的現實情況相悖，也與日本的語言文學在中國的閱讀、教育、接受的歷史與現狀，與學科內部從業者的研究方向，與全球國別研究、區域研究的整體學術走向等都已嚴重脫節，甚至與全球教育、學術發展的大勢相背馳。學科的「名」與「實」已嚴重錯位，乖離。我們應打破現有的學科框架，破除「部落文化」帶來的隔絕和封閉，以更具涵蓋力的「日本學」、「東亞學」等名之，這就要求教育管理部門以更為包容、開放的心態淡化「領地」劃界意識，增進學科交叉、融通，從而保持「日本學」內部必要的張力和生長性。

1907年，歐文·白璧德（1865—1933）曾敏銳地指出，「赫伯特·斯賓塞曾在《論教育》中帶著真正的預言精神宣告科學將日漸戰勝藝術與文學。……確實，形勢徹底逆轉了，藝術與文學不但不再『傲慢』，甚至常常滿足於成為科學的謙卑使女」。100多年之後，在科技、經濟、政治諸種因素的壓迫下，在全球人文學科被整體邊緣化的今天，中國高校的「日語語言文學」學科已悄然退居「邊緣之邊緣」。歷時地看，「日語語言文學」學科在百年學科史上歷經若干次「非常態」的起伏；現實地看，近年來，中國高校「日語語言文學」專業的辦學規模在經歷了十餘年擴張後表現出明顯的頹靡、萎縮之勢，不少大學的日語專業被急劇地邊緣化。一方面，由於招生難、就業難等原因而被要求減少乃至停止招生，甚至成為某些省市的「預警專業」；另一方面，有學者對近五年各外語類CSSCI來源期刊做了詳盡的統計後發現，日本語言學和日本文學類論文呈下降態勢。由此可見，在所謂學術導向的「象牙塔式教育」和就業導向的「應用型教育」兩個層面上，該學科面臨著雙重意義上的「敗北」。

如果我們不甘於在生存空間被持續擠壓的場域中自娛自樂，那就應坦率地承認，該學科實際上已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這一危機若置於全球各國高校普遍以就業和應用為導向、人文學科陷入巨大衰退的浪潮中，置於行政力量推動的「雙一流」建設對弱勢學科強力擠壓的情勢下予以考察，就愈發令人感到憂心。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往往根源於「名不正」，從學科的意義上來說，我們恐怕不得不與這樣一些亟待回答的問題短兵相接：該學科何以名為「日語語言文學」？這個命名是否存在致命的含混，或者名實的錯位？在學科史的坐標系中，我們從何處來，又將走向何方？

是「日本」還是「日語」

眾所周知，中國的教育、學術評價與管理體制與西方有較大差異。英國2002年啟用的學科目錄（簡稱JACS）和美國2002年修訂的「教育項目分類」（簡稱CIP），其主要功能「是統計性目錄，是指導性而非指令性的文件」，而「我國的學科專業目錄不僅是一種知識分類和教育統計的手段，更是一種知識管理的手段」，「具有教育統計和信息處理的功能，但其更重要的功能顯然是對專業劃分、專業設置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招生、學位授予等進行宏觀管理，發揮著指令性的作用，對我國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產生規制性的影響」。在現行教育體制下，作為一種「層級管理」手段，學科專業目錄規定了知識生產和知識管理的方式，關係到學生招生、職稱晉陞、課題申報、碩士和博士學位點申報，進而影響到重點學科、重點研究基地、人才計劃等的評審，影響到人員流動、資源配置的格局，操控著各高校、各學科興衰生死的命脈。

在現行學科目錄中，「日語語言文學」是一級學科「外國語言文學」下屬的二級學科之一。應注意的是，在指涉一級學科時，我們是在與「中國」相對的意義上使用「外國」（而非「外國語」）這種表述，可見諸種「語言文學」的界分在邏輯上有著國別基礎。沿著這個思路下去，其下諸學科應該是「英國語言文學」、「美國語言文學」、「法國語言文學」和「俄羅斯語言文學」等。然而，在邏輯上「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西班牙語語言文學」等提法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由於對外殖民擴張等歷史、文化原因使得這些強勢語言跨越英、法、西諸國國界，獲得了影響全球的大範圍傳播，成為殖民時代的歷史文化遺產，被承續至今。「阿拉伯語語言文學」的提法之所以合理，是由於歷史文化原因，作為伊斯蘭教的宗教語言，它跨越了國境成為西亞和北非若干民族的共有母語。「俄語語言文學」的提法之所以合理，是由於作為蘇聯地區的政治、歷史遺產，它跨越了國境，成為蘇聯國家和一些東歐國家共同使用的語言。總的看來，這些語言的一個共通的特徵便是由於歷史、政治、民族、宗教等原因而跨越了國界，成為複數民族國家文學書寫、日常生活所通用的語言。然而，近代以降，日本固然也曾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諸國發動過侵略戰爭，並在對外侵略戰爭時期以強制的方式對各殖民地/淪陷區進行過文化滲透與侵略。此外，上個世紀日本還曾有過幾次以美國、巴西、秘魯諸國為目的地的較大規模的移民和遷徙（當然，移民問題是全球普遍的現象，亦非日本獨有）。但隨著二戰日本的戰敗、戰後其在亞洲建立起來的殖民體系的分崩離析，而日裔移民經歷了「日系三世」、「日系四世」乃至「日系五世」後，在語言上也大都歸化所移民國家，當今世界將日語作為母語的國家唯有日本一國。而若採用「日語語言文學」這種提法，就意味著在現實層面上，日語作為一種母語，其使用已經跨越了國界，成了日常生活、文學寫作諸層面上複數國家所共有的母語，而這似乎是與現今世界語言生活的現狀和基本常識相悖的。

更為緊要的是，語言關乎民族認同，關乎「想像的共同體」，茲事體大。1944年，日本人小倉房二曾提出，「我相信，大東亞建設這一大事業最終的理想是八紘為宇的肇國精神。要讓東亞諸民族更好地去標榜、更好地實踐。在這一精神上，欲將東亞諸民族統合歸一，只有通過日語方才可能。因此，日語教科書的編纂擔負著特別重大的使命。」慮及東亞諸國家、地區近現代史的複雜糾葛及其引發的現實紛爭（如琉球問題、台灣問題等），若不將該學科名稱限定在國際法認定的「日本」這一固定的範圍內而無差別地複製、套用「X語語言文學」一類的表述，將在政治上、國際關係史上產生一些我們所無法認同的爭議領域，賦予對方不應有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導致學術、外交上的被動。有鑒於此，在學科稱謂意義上，以「日本語言文學」的提法來替代「日語語言文學」，似乎更切合當今世界語言生活的常識、戰後國際政治秩序的現狀和學科內涵的實際。

強調以「日本」取代「日語」、兼顧日本的語言文學越界中國後的「本相」（日語載體）和「變相」（中文載體）之主張，也可以從學科發展史上獲得依據。追溯該學科的歷史，中國的日本文學學科誕生於北京大學。在其開創者周作人看來，中國新文學建設落後於日本三四十年，應充分發揮明治文學的「推背圖」功能，從其發展路徑中獲取有效的歷史經驗。同時，他還認為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日本文學具有「文學考古學」的功能：「我覺得以前從中國傳到日本後留在了日本，而在中國反倒沒有了的東西也為數不少。諸如此類者都是因研究日本古文學才得知的中國古代文學之一部分，談及這一點，與其說是日本文學的研究，不如說是在中國文學研究上不可或缺的研究。」因此，即便在舉國「排日」的激進氛圍中，周作人依然堅持認為，「不問要研究過去的文化，或是建設現在的藝術，中國都不能疏忽了日本」。周作人的「日本文學功用論」，一方面可視為日本文學系建系之前寄身「國文系」籬下開設相關課程的迂迴求生之計，另一方面則內隱著倡導中日文學對話與相互建構的旨趣。為了使「文學」教育得以實質性地開展，周作人等甚至選用了英國人阿斯頓的史著，面向中國學生用中文講授日本文學史，其志向可見一斑。

時至今日，情況如何呢？根據建國後的學科建制，由於學科的涉外屬性，語言教學與研究必然是日語專業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日本文學」的教研工作，則分別由「日語語言文學」學科下「日本文學」方向的教師和「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下屬「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二級學科的「東方文學」方向的教師承擔。事實上，分布在中文和外文兩個學科的「外國文學」不過是「外」的一體兩面，是「一外各表」。「日語語言文學」從語言表述上來說是一個偏正結構，其中，「日語」是修飾語，當它落腳到「語言」上時，「日語語言」的表述已甚為蹩腳，不符合漢語言表達習慣。然而，一旦冠之於「文學」之前，「日語文學」的表述在文本層面就呈現出具有強烈排他性的「外語」屬性和保守、封閉的「外語原教旨主義」傾向。這在邏輯上意味著日文專業教學文本與研究對象是日語寫作的文學作品，而那些以漢語的形態譯介到中國並被民眾廣泛閱讀與接受、在中文系作為教學文本和研究對象的日本翻譯文學則被排除在外。然而，事實上時至今日，閱讀日文原文已是中文系從事日本文學研究、中日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基本能力；而同樣地，由於研究、教學工作之需，在原文的基礎上有選擇地閱讀譯文，也日漸成為日文系日本文學研究者在教學與研究工作上的必需，對於日文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而言，對原作及其譯作的對讀同樣是提升其翻譯（主要是筆譯）水平的捷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前的學科藩籬實際上已經難以經受日本文學在中國傳播、影響之實態的衝擊，亟待拆除，重建學科的開放性和多面性已刻不容緩。如此看來，我們應尊重歷史與現狀，至少在學科稱謂層面，應以學理上更經得起推敲的「日本語言文學」替代沿襲至今的「日語語言文學」。

事實上，這一層面的問題也廣泛存在於「外國語言文學」下屬諸二級學科，乃至歷史學、政治學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中。這其中有歷史因襲的慣性因素和管理上便宜行事的惰性因素在作祟，但「中外之辨」已無法對全球化、區域一體化浪潮以及各學科廣泛交叉融通所勾連、撞擊出的新「問題」形成有效的回應。對教育管理者而言，與時俱進地做出相應調整，此其時也。

「語言文學」不合時宜了嗎

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的是接續在「日本」之後的「語言文學」。

歷史地看，「外國」後接「語言文學」這種構詞既是國際大學通行的做法，也是引進了西方教育體制後的現代中國大學「文學」學科的歷史遺產。民國時期，將語言教育交給公共外語教育部門，而外國文學系將重心置於「文學」的教學之做法是大學之常態。在北京，清華大學1926年建系時稱「西洋文學系」，後改為「外國語文系」；燕京大學原先分設「英文學系」及「歐洲文學系」，1934年起合并為「外國文學系」；北京大學1930年以前各語種分設「英文學系」、「法文學系」等，1930年起合并為「外國語文學系」，下設英文組、法文組、日文組、德文組等，其中，1937年日本文學課程因國民黨的抗日政策而中止。北京淪陷後，日語教育成為「闖入者」們對華進行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途徑。在此期間成立的偽北京大學文學院即在「中國文學系」之外設立了「日本文學系」和「西洋文學系」（其下又分設英、法、德文三組），日、西並置，這顯然是日偽政權為凸顯日本文學、文化的顯要地位的一大舉措，也明示出戰時意識形態影響下日本對其時世界文明地理的認知圖示。

具體到課程設置，北京淪陷前，設立於「文學院」下的日本文學系在周作人、徐祖正等的主持下，兼顧「語言」、「文學」教學，視教師專長而開設了「江戶文學選讀」、「俳諧」、「日本文學史」、「萬葉集講讀」、「古今集講讀」、「俳諧（芭蕉）」、「近松凈琉璃講讀」、「西鶴講讀」、「源氏物語講讀」 、「謠曲」和「古代文學」等課程；還開設了「中國文學史概要」和「文學概論」課程，兼顧了文學史的體系和對重要文本的精讀。總的看來，文學與語言的教學是相對均衡的，前者比重稍大。

而北京淪陷時期的偽北京大學日本文學系則將課程分為「普通必修科目」、「本系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普通必修科目」包括國文、文字學、中國學術思想概要、倫理學、二外課程（在英、法、德中任選一個語種），「本系必修科目」包括「基礎日本語文類」、「日本語學類」、「日本文學類」、「日本文化類」、「一般言語學類」、「一般文學類」課程，「選修科目」包括「日本文學類」、「日本文化類」、「中國文、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史類」、「一般文學類」、「西洋文學類」、「西洋語學類」以及「其他」等，種類之豐富令人嘆止。

1941年4月，曾留學北京大學的吉川幸次郎回憶稱：「在民國十七年，在國立北京大學的外國文學系中建立了日文組，（中略）事變之後，聽說這課擴大了，學生人數也增加了，這種像樣的日本學的提倡，對於我們日本人來說，實在是無尚可喜的事。現在，這種學術雖還很微弱，一旦這一微弱的力量盛大起來，中國人普遍的日本觀才有望改觀，因此，我們日本人應當對這種學術給予援助。……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日本的有識之士，對於中國人上述這樣的日本學研究，態度從來甚為冷淡。周作人最早在北京大學開課時，沒有得到過日本政府的任何援助。學者們也並沒有給與他們什麼幫助。」北京大學日文組從師資到課程設置上的窘境因北京淪陷、侵略者的闖入而得到極大的緩解，日偽當局的強力介入和資源配置上的全力支持，竟造就了偽北大日文系在中國前無古人、後亦恐難有來者的畸形繁榮，這不得不說是學科史上的一段苦澀的歷史記憶。然而今天看來，偽北大日文系的課程設置仍有以下四點頗值得注意。

第一，將專業類課程劃分為語言、文學、文化類等，這種為教學之便而設計的「並置」極有可能是建國後該學科下三個主要方向的源頭。第二，在學科發展史上，把對日本語言本體的教學放在重要位置肇端於偽北大，這是對此前北京大學日本文學學科偏重文學教學的一個重要補充。第三，課程設置將日本文化置於具有關聯性的知識網路中，兼顧了中、日、西文學文化的融通。加藤周一曾指出，「日本文化的純化運動，姑且用圖解式區分為兩種類型來加以考慮。第一種類型是基於要除掉日本種的枝葉而使日本西方化的願望；第二種類型則相反，是基於要清除西方種的枝葉而留下純粹日本式的東西的願望。但是，這兩願望當然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對所謂日本文化特質之把握需要建立在充分了解中西語言文化之前提下。在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希望在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掃滅「鬼畜美英」的戰時語境下，偽北大的此種課程設置中恐怕也有周作人、錢稻孫等人的抗爭在起作用，但不論內情如何，較之於戰後試圖將日本語言、文學、文化予以特殊化處理的「提純」性課程設計，偽北大日文系的教學實踐都值得今人深思。第四，低年級以夯實語言基礎為要，高年級以培養人文素養、導向研究之途為旨。在「日本文學系課程說明」中，主事者表示「本系課程，第一年注重一般學科，並日本語文之基礎知識。第二年注重實際寫作談話之能力，並略窺中世以後日本文學傑作。第三年進而研究日本中世文學之名篇，同時對於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化史缺乏素養之學生，多設此方面課程使選修之。第四年注重專門方面之知識，以誘發其畢業後益深研究之興趣。」由此可見，語言基礎直接服務於文學研究和專門方面「益深研究」之用。

1946年，返京的北京大學重整山河，召集各路人馬重建「東方語文學系」，下設了「日本朝鮮語文組」，1949年招收第一屆日語專業本科生。偽北大日文系作為殖民統治的產物自然被徹底否定，然而原設在文學院之下以語言為基礎、以文學為旨歸的日本文學系在戰後在一種歷史慣性之下被繼承了下來，陳信德和孫宗光等中日聯姻的一代成為重要的「擺渡」力量，成為學科發展史上極具象徵意義的起點。「我國的東方語言教學，基礎薄弱。為方便領導，1952年院系調整時將各東方語種均集中於北京大學，歸為一個東語系」，日語是其中所設十個專業之一。1950年代至1960年代前期，冷戰結構下向蘇聯一邊倒的局勢、高校院系調整以及密集而劇烈的政治運動使該學科一度淪為政治的附庸，語言與文學教育、研究都無從談起。1964年底，《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的出台直接改變了學科的樣貌。國務院外事辦等部門在其起草的《關於外語教育七年規劃問題的報告》和呼應報告而起草的《關於外語教育七年規劃問題的請示報告》明確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培養出真正能夠勝任工作的外語幹部」的目標。而這份規劃綱要以政治文件的形式奠定了語言服務於政治、經濟和科技事業的基調，外語的應用性、工具性功能（強調筆譯、口譯）被急劇放大，而賡續了民國傳統、側重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其「文學」側面因政治權力的強力介入而被弱化。這份重在凸顯「語言的教與學」核心地位的綱要對文學和語言本體的規劃付之闕如。落實到日語語言文學學科，情況亦然。而之所以出現此種歷史的反覆，原因之一正是我們未曾正視和反省晚清以降外國語言文學教育與研究的得失成敗。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鄧小平訪日後中日經貿往來的繁盛及隨後的改革開放,成為中國日語教育之發展的重要機遇，在1960年代的基礎上外語的工具性功能被進一步強化。在市場和政治的指揮棒下，外語學科必然貫徹「聽說領先」的教學原則。這給學科帶來了不小的傷害。市場經濟時代外語的工具性更成為壓倒一切的主要功能，全社會外語教育的繁盛掩蓋不了外國文學、外國語言本體研究的慘淡。

據筆者觀察，目前中國高校對「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認識和定位，或者說該學科在各高校的存在樣態是有很大差異的。由於種種歷史與現實的原因，長期以來，我國各高校的外語院系本科階段普遍偏重於語言的教學，這種傾向可征之於各高校外語學院名稱的英譯。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吉林大學等高校，外語學院的英譯名多為School（College）of Foreign Languages，而在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這些高校似乎意識到了一級學科「外國語言文學」中對應的「文學」方向不可偏廢，將其英譯為Department（College）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由此不難看出，「文學」似乎可有可無，而「語言」必然是最大公約數。然而，在中小學生外語水準已普遍提高、社會力量舉辦的外語培訓機構已遍地開花的背景下，大學何為？不妨說得更徹底些——大學的外文系科功能可否由「新東方學校」代為實現？此外，近年來人工智慧翻譯迅猛發展，非文學性的轉換已漸趨精準，這也給我們的外語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必須承認，遭受圍剿的外語專業如果依舊故我，無法尋得非同質化的發展之道，那麼，將逐漸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以及全球學術發展大勢脫節，受到削弱乃至裁撤。而有趣的是，不同於前述諸高校下設的院系，以外語學科著稱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廣州外語外貿大學的校名英譯名則分別為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和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與之類似的是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的外國語學院。儘管「名」未必「副實」，但這一表象至少提供了一種更為光明的願景，即走向更具學科整合性的「外國學」教育和研究，而非在「語言文學」的牢籠里做困獸之鬥。

具體到該學科，有趣的是，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所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中，將「日語」專業的英文名定為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這種令人費解甚至易引起誤解的譯名暗示著，本科階段雖看似是純粹的語言教學，但實則暗含了與碩士、博士階段一致，可對接的「語言」和「文學」兩個層面的教學和研究任務。而進入研究生階段後，該學科名稱便被明確為「日語語言文學」。近年來，在教師學術方向及研究生招生方向區隔的意義上，中國大多數高校的「日語語言文學」學科之下又常被細分出「日語語言學」、「日本文學」和「日本文化」（注意：這裡的「文化」與「文化研究」意義上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範疇）三個方向。而這種操作在邏輯上又暗含著雙重混亂。一方面，「語言」、「文學」作為子集獲得了與包羅萬象的「文化」並置的地位（在邏輯和學理上，「日本文化」都是比「日語語言文學」更大的範疇）；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也因此成為除了「日本語言」、「日本文學」之外幾乎無所不包的雜物間，這一「研究方向」中至少包括日本歷史、日本哲學、日本社會等若干個「語言」和「文學」無法兼容的研究方向，但其邊界究竟在何處，在學術界始終莫衷一是。托尼·比徹和保羅·特羅勒爾曾指出，「由於知識分類體系沒有有序、規則的分類框架，在實際應用時也沒有分類完善的知識領域，因此，知識分類最終不得不受到更多的限制。（中略）即使界限已經標出，許多已經建立的學科按此進行歸類也並不是十分適當。」 「日本文化」方向的尷尬庶幾可作如是觀。事實上，這恐怕是混淆了作為「課程」和作為「方向」的「日本文化」之性質而導致的必然結果。

在日語學科內部，「日本文化」熱可視作1980年代前後全球「文化熱」投射到該學科後催生的產物。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南開大學等校的日本研究所領一時風氣之先，日本文化研究漸次推展開來，石田一良教授等開設的「日本文化史師資培訓班」更培養、影響了一批日後以日本文化為業的教師。而在這些高校，日本所與日語系並存，甚至「系所（中心）融通」的辦學模式又為「文化熱」推波助瀾。然而，形勢的發展使得漫無邊界的「文化」也難以應對了。以在中國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為例，負責人介紹該中心的課程改革時表示，經近二十年的發展，中心原有的「日本語言」、「日本文學」、「日本社會」、「日本文化」四個專業研究方向「已經不能滿足形勢的發展和實際的需要」，「從中國國內對日本研究的需要來看，有許多年輕人都希望對日本的經濟進行研究，而日研中心卻長期沒有『日本經濟』專業。在審視了上述情況以後，經過中日雙方深入的討論，我們將日研中心的專業調整為『日本語言·日本語教育學』、『日本文學·日本文化』、『日本社會·日本經濟』這樣三大專業，六個研究方向的形式。」可見，日研中心的課程改革是直面了市場、時代需求的變化而做出的積極應對。這些專業方向下的研究生，通過論文答辯者授予「日語語言文學」碩士學位，前四個方向也是該中心「日語語言文學」博士學位點的主要研究方向。然而，對「日本經濟」、「日本社會」專業的研究生授予「語言文學」的學位是頗令人費解的，也與國際教育界、學術界的一般認識相悖。而這種怪誕情形的出現，是日研中心的「因時而變」與教育、學術管理部門的「因循守舊」相衝突的結果。事實上，暫不論教學、研究水平的高下，必須承認，目前全國大多數高校日語學科的實際教學、研究工作，大都是在以「日語語言文學」之名行「日本學」之實。實際上，慮及歐美諸高校中開設的「東亞研究」、「漢學研究」等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學科方向，可以說這是一個「與世界接軌」的積極趨向。

正如江上波夫在為《東洋學的系譜》所做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讀了此書，你會明白與東洋相關的各種學問·研究是相互關聯的，因此，例如印度的宗教也是與印度社會、語言、日常生活和歷史等密不可分的。同時，以印度、伊朗為代表的印歐語系也與其周邊民族的語言、文化、社會密切相關，很多情況下，若將其分斷就不是真正的研究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東洋學的概念並非是單純的地域式的、便宜行事式的概念，其中包含著更深的學問意義，讀了這本書你自然會理解吧。」在江上看來，「東洋學」這種寬泛的學科範疇顯然更能完整地保留內部的經絡，而不至於「斬經斷絡」。將「東洋學」置換為「日本學」，情狀亦然。然而當前，學科制度若不能有所調整，其對學科的負面傷害也很明顯。首先，在各高校，「語言文學」畫地為牢的學科規訓將反過來作用於身處其中者的身份認同及其工作思路，在「語言文學」佔據主導地位的外語專業中，原本有著良好語言文化修養的非「語言文學」類研究者們試圖越界到其他學科的激情因學科壁壘而被無情打壓，其學術興趣點在其所在「學科」內部鮮見承認，並因此漸趨邊緣化，成為一些「無處安放的靈魂」，難以建立起其應有的、積極的身份認同；其次，下位三級學科方向的「日本文化」之無所不包將導致學科疆界的無限蔓延。在「文學」學科門類下，在以語言教學為己任的外語專業，用「語言文學」框定邊界，本應是某些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權宜之計，而這實際上已經與整個學科疆界的無限擴張，與其他學科的橫向交叉、整合的大趨勢發生著嚴重的衝突。實際上，這一問題普遍存在於各大學科中，成為阻滯各學科相互交叉的主要因素，而在外語類學科中此弊尤甚。

殺頭便冠還是破壁而出

綜上可見，「日語語言文學」已成為一個失效的學科命名，其學科限定不僅與戰後國際政治秩序和語言生活的現實情況相悖，也與日本的語言文學在中國的閱讀、教育、接受的歷史與現狀，與學科內部從業者的研究方向，與全球國別研究、區域研究的整體學術走向等都已嚴重脫節，甚至與全球教育、學術發展的大勢相背馳。質言之，學科的「名」與「實」已經嚴重錯位，乖離。「日語語言文學」之名就如同一個人3歲時戴的帽子，而今戴到了30歲的頭上，只能帶來不適之感，有時甚至會成為致命的「緊箍咒」。若非殺頭便冠，那麼就只能順應時勢地調整帽子的尺寸、款式乃至材質。固然，從學科的意義上來說，總會有保守和開放兩條路可供選擇。例如在美國，英語學科「分成如下的兩種不同的對立面：一邊是致力於拆除學科界限，關注性別、階級和人種的學者；另一邊是全國學者協會的學者，他們致力於研究大師的傑作和經典作品。」落實到中國的日語學科，筆者並不認為教育管理部門有必要迎合世俗做減法，削弱「語言文學」專業的力量及對應的資源配置，因為這不是理性的做法。學者反倒應有補偏救弊的責任感、使命感和遠見，在躁動、功利的時代氛圍中，守護好這片人文精神家園，認識到「語言文學」看似無用，實則大用存焉。另一方面，我們應順應潮流地做加法，在現有的學科框架——語言文學之外，打破學科「部落文化」帶來的隔絕和封閉，以更具涵蓋力的「日本學」、「東亞學」等名之，這就要求教育管理部門以更為包容、開放的心態淡化「領地」劃界意識，促進學科交叉、融通，從而保持「日本學」內部必要的張力和生長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似乎是時候從學科內外、體制和機制諸層面對「日語語言文學」的學科之名與實做出調整了。

此外，需要強調的是，近代以降中日關係是中外雙邊關係諸多分支中最敏感、最脆弱的一支，其陰晴冷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該學科的盛衰。在其影響之下，市場化、工具化、政治化等三重功利主義傾向如影隨形地裹挾著該學科的發展，直至今日，在後工業時代，還將繼續對學科的命運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單憑這些功利主義傾向（即便有時有其積極的一面）畢竟無法確保該學科的可持續穩定發展。近一個世紀以來，從排除萬難、慘淡經營的開端，到自斷經脈式的自戕，再至外來嫁接式的虛假繁榮及泡沫般的破滅，經歷了數次政治、經濟、外交等綜合因素的影響而走到今天的日語學科，事實上從未深植於中國的土地。不妨明言，包括語言文學的教學研究在內的中國「日本學」，始終未能形成像日本中國學研究的「京都學派」那樣一個不絕如縷的脈絡和學統，無法相對獨立於政治運動、中外關係的變動而自存，直到今天還是一根弱苗。由於缺乏自律性發展機制和學科精神支撐，中國「日本學」一旦缺失了「事功」層面的驅動就會瞬間失去活力而成為「死學」。若延續歷史慣性，始終以語言文學為中心，自說自話，那麼，該學科與其他學科相互對話與建構的能力將會（毋寧說已經）喪失，並且由於缺少「參與」到中國當代歷史進程的自覺意識，它將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浪潮中進一步邊緣化，甚至遭致淘汰。

雅克·阿塔利在《21世紀詞典》的「大學」詞條中指出：「如果擁有相當的自主權，它將成為一個興旺發達的機構。」對學科而言，亦如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歸根結底，以學科目錄為視窗，行政力量對高等教育過於具體的介入和干預或許才是最需反思的。很多問題的存在並非日語一個學科獨有的現象，實際上是整個外國語言文學乃至所有人文社會學科共通的痼疾。須提請注意的是關於包括該學科在內的外語學科之改革，因關係到一代甚至兩代學人、學生的命運，所謂的「改革」亦宜「移步換形」式地微調，而非「日新月異」式地「跨越」。

郢書燕說，妄作解人。惟願這篇杞人憂天式的小文成為一塊引玉之磚，引起廣泛的討論。誰也不要逃避，因為我們都無法外在於這一危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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