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先生」 ——史家趙儷生誕辰一百周年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1日《南方周末》）

「我寫回憶，絕不用『權威』、『大師』、『大家』稱呼父親。我只用『學人』、『教師』這樣比較實際的稱謂。」趙儷生的女兒趙絪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從學校圖書館偶然借到的全祖望的《鮚埼亭集》，把趙儷生「勾得神魂顛倒」，他從新文學投入史學門下，夢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像清代學人寫南明遺民那樣，寫出「當代的革命者和愛國者的事迹」。

2006年和2007年，母親高昭一、父親趙儷生相繼謝世。趙絪拿起筆，在孤燈下追憶父母的、自己的往昔歲月。2017年，父親誕辰100周年之際，趙絪把積攢十年的憶往文章結集出版，書名《孤燈下的記憶》。

此前，趙儷生回憶錄《籬槿堂自敘》刪節本曾在1999年出版。2007年，《籬槿堂自敘》的全本和夫人高昭一的回憶錄《回首憶當年》合為《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出版。高昭一的回憶錄雖延續到晚年，但近事的敘述是粗線條的。趙絪憶往，盡量避開父母已述及的部分。兩代人的回憶形成互文關係，父輩未及展開的部分，女兒的回憶給出一個側影。

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王家范說，「二十世紀上半葉講中國通史講得最好的是錢穆，二十世紀下半葉講得最好的，當屬蘭州大學的趙儷生」。改革開放初期，在上海華東師大召開的全國史學研討會上，顧頡剛稱讚趙儷生是「史學界的楊小樓」。

趙儷生並不把自己看作流光溢彩的要角，他自稱史學界的一朵「寒葩」。晚年，老伴高昭一對趙儷生的評價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對這樣的人來說，或許是否位列「仙班」從來就不重要。

鍾情翻譯的「劣等生」

「我寫回憶，絕不用『權威』『大師』『大家』稱呼父親，我只用『學人』、『教師』這樣比較實際的稱謂。」趙絪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書生」和「先生」確實是趙儷生的一生概括。

1937年暑假，清華大學外文系大三學生趙儷生一口氣譯完了二十萬字的蘇聯小說《孤獨》。他用挂號信把譯稿寄給茅盾，就到太原參加抗戰去了。

趙儷生說自己是清華的「劣等生」，軍訓和體育都不及格，大部分科目「尚可」，個別科目「良好」。對於清華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他憋了一肚子腹誹，晚年寫自傳的時候爆發出來：赫赫有名的某教授的某課「除了支離破碎的一些知識碎片和一些繁冗的卷、頁數據之外，又給了學生一些什麼呢？」某洋教授「只叫我們背誦如狄更斯生於何年，卒於何年，……幾十年來，我不斷地問自己，『背過了這些，有什麼好呢？』」

二十歲的趙儷生，狂生的本色還藏在骨頭裡。他不願在課堂上花費太多力氣，卻大把時間都用在了翻譯上。對寒門學子來說，這是謀生的手段——「譯一個長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夠半年的伙食錢」。這也是一種思維的樂趣：「將一個外語語句像拆卸鐘錶一樣拆卸下來，再按漢語規律裝配起來」。「拆卸鐘錶」的遊戲，趙儷生從16歲玩起，那時他還是一個中學生。在清華，他翻譯的視野日漸擴大，從英美作品到蘇、俄、日作品，從文藝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科學。

毫不意外，趙儷生是清華的左派學生。他參加了「左聯」和「民先」，「一二·九」運動的六次遊行，身高超過一米八的趙儷生都在清華的遊行隊伍中掌旗。趙儷生的左傾與其說是政治傾向，不如說是出於求知的目的：「到頭來是想看一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是怎麼一回事。」

革命讓他好奇，也讓他心生警惕。讀《老殘遊記》，讀到書中人批評酷吏剛弼：「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二十歲的趙儷生拍案大叫：「左傾思潮在歷史上也是有的哇！」

「我們已經信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是不變的，像封建社會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樣，『妾心古井水』。」1938年，21歲的趙儷生對他的新婚妻子說。

「還是進《儒林傳》吧」

在抗戰第二戰區的戰場上，趙儷生第一次顯現出他當老師的天分。那時，他是「夏支隊（山西夏縣人民武裝自衛隊）」的連指導員和第二戰區政治保衛隊的營指導員。每隔一段時間，班、排幹部來集訓，他要給他們講新三民主義論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材都是延安解放社印的，但趙儷生從不照本宣科。「就是『宣』他們也聽不懂，我是把那兩本書融會貫通了，用自己的通俗語言講。」他的課部隊上上下下都喜歡。

離石和磧口失陷之後，趙儷生和新婚妻子高昭一撤退到延安。與大多數革命青年的選擇不同，他們並沒有在延安停留。趙儷生對妻子說：「我們不宜在延安長期待下去……我們已經信仰了馬克思主義……但我們不一定在這麼集中的場合里搞，我們可以到鬆散一點的場合去搞。」他們從延安回到山西，轉進中條山去打游擊。

在中條山，「連首長」趙儷生曾在敵人掃蕩部隊開進村口的時候，用紅土拌著膠水在牆上刷日語的「繳槍不殺」。他在清華選修過的日語不意這樣派上用場。

一場來勢洶湧的瘧疾結束了趙儷生的戎馬生涯。他在西安治病期間，山西新軍和舊軍之間爆發激烈衝突，部隊回不去了。經親友介紹，趙儷生夫婦輾轉到陝西當起中學教員。

1940年，陝西乾州中學23歲的英語老師趙儷生每周要上34小時的英語課。課餘，他在一張從學生家借來的白油漆二屜桌邊，「幾乎是通宵地寫作」。他的通訊、小說和譯稿源源不斷寄給在上海的胡風、鄭振鐸們。

1941年，昔日的清華同窗王瑤突然到訪。他看到趙儷生和妻子租住一間民房，「四壁蕭然，只一盤大炕，夫婦二人帶一新生不滿周歲的女兒，連孩子襯布都是山西新軍帶下來的供給制軍裝的破片」。屋外，日軍飛機時常飛臨，丟下不大的炸彈或者掃一梭子子彈。屋裡，一對摯友經過幾晝夜的暢談，議定了他們的出路：「進《宰輔傳》壓根沒有門；進《忠烈傳》也未必有資格；進《貨殖傳》根本沒有本領，到頭來還是進《儒林傳》吧。」

從學校圖書館偶然借到的全祖望的《鮚埼亭集》，改變了文學青年趙儷生的人生路徑，讓他從新文學投入史學門下。他被這部書「勾得神魂顛倒」，夢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像清代學人寫南明遺民那樣，寫出「當代的革命者和愛國者的事迹」。「為什麼進入史學，理由很簡單，它比兄弟學門更深邃，耐人探索。」 他覺得全祖望寫的張煌言，出格地長，也出格地精彩，「既有經過多方考核的精確的史實，又有充沛的感動和生動的文采。從這篇文章我才懂得，高乘的史學寫作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趙儷生的第一篇史學論文《清初山、陝學者交遊事迹考》1946年刊登在《大公報·文史周刊》上。胡適讀後寫信鼓勵。也是在1946年，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從重慶遷回上海，開複員大會，作為會員的趙儷生受邀參加。從陝赴滬途中，他到河南大學拜訪了著名學者嵇文甫，兩人連談三晚。趙儷生納入自己師承譜系的先生不多，嵇文甫是一個。他形容嵇文甫「吐嘉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

1947年，30歲的趙儷生憑著傅斯年的推薦信成為河南大學的副教授。與嵇文甫共事一年之後，趙儷生對嵇先生有了新的看法。他說他「世情」太濃。嵇文甫晚年致力的「政術學」，趙儷生更加無法認同。「就是把我擺在老君爐里煉一萬遍，從我的骨灰里也煉不出一點『術』來。」79歲的時候，趙儷生在他的自傳中寫道。

1948年的開封攻城戰打得異常慘烈，「街上的屍體氣味已不是臭，而是辣椒般的刺鼻」。除少數人留下籌辦中原大學，河南大學大部分教師被分配到華北局。趙儷生則從華北局分配到華北大學（即後來的中國人民大學）。在華北大學，他批評了副校長成仿吾，被調至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在編譯局，他又得罪了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短短一年多，趙儷生失去了學術中心地帶的職位，先是調東北師範大學，後又轉調山東大學。

趙儷生晚年最重要的學生之一是秦暉。有人跟趙儷生開玩笑：秦暉的名氣比你大。趙儷生的回應是「只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先生嘛！」（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這堂課讓我們師生都感到愉悅」

在山東大學的七年是趙儷生一生的黃金歲月。身為歷史系的教授，他擔著「中國通史」的明史部分，又與妻高昭一開了《農民戰爭史》的新課。

《趙儷生學術自傳》說：「關於農民戰爭，腦子裡自然已有個輪廓，知道最大規模的在『正史』中立有專傳……次大規模的在『正史』中往往寫入作為鎮壓者的將領的傳；再其次，就要到角角落落里去尋找，『五行志』里會有一點，『災祥志』里也有會有一點；最後，往往有些極寶貴的資料會神不知鬼不覺地埋藏在某文人的書札或詩詞里……」

趙儷生夫婦把農民戰爭研究落實成四個主題：不同時代農民身份的差異、起義和國家機器之間的關係、農民起義和多民族之間的關係、宗教在起義中的作用。古史分期、民族學和民族史、宗教學和宗教史、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上層建築學說都被囊括進來。晚年，趙儷生曾坦言，自己研究農民戰爭史是「奉命之作」，但他從不否認，自己進行的是扎紮實實的學術研究：「一切的學術事業，大體都是緣著這麼一條大同小異的道路積累起來的。」

除了歷史系的課，趙儷生還在「馬列主義教研組」客串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馬列主義史學名著選讀和邏輯學。每一門課他都講得引人入勝，上座率高到爆棚。沒有座位的學生坐在窗台上，站在走廊上。

山東大學中文系1950級學生趙淮青記得，在邏輯課上，趙儷生用涅克拉索夫的詩講解排中律：「俄羅斯母親啊，你又貧窮，又富饒；你又強大，又軟弱……」

趙淮青的師兄呂家鄉上過趙儷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經典選讀》。在這門課上，趙儷生「邏輯嚴密，字斟句酌」，「聲音洪亮，字字入耳，抑揚頓挫，極富感染力」。看到自己與學生形成良性互動，下課前，他會喜形於色地說：「看得出大家對這堂課很滿意，這和我的預計正相符，謝謝！」「這堂課讓我們師生都感到愉悅，下一次會有更精彩的節目！」

這位老師不拘形跡，他像孩童一樣迷戀著三尺講台。他曾把講課比作唱戲：一個演員在一段淋漓酣暢的表演之後，會有一股鬱勃之氣，而寫完一篇高質量的史學論文，卻只有疲勞。那種淋漓酣暢之感，只有講完三個小時的課才能具體而微地感受到。

「他們是剽竊不完的」

「聽趙先生講話是一種享受。」這話，八十多歲的趙淮青反覆跟南方周末記者說了好幾遍。在山大上學的時候，趙淮青曾和同學拜訪趙先生，但他和老師的私誼是老師被打成右派之後才開始的。

1961年，新華社青海分社的記者趙淮青利用到蘭州出差的機會，拜訪了困境中的先生。「淮青師兄來，我們全家都高興，一是會有一捆湟魚乾，二是有相機，又可以留影了。」趙絪回憶。

青海湖裡魚有的是，少數民族不吃，在當地工作的漢人把魚打上來，在湖邊的石頭上晾乾，串成一串。趙淮青把青海湖的湟魚乾帶給老師，在「餓得一點葷腥都看不見」的日子裡，那是趙儷生一家的期盼。

儘管關起門來說話還是百無禁忌，但先生已無昔日講壇上的風采。趙淮青勸老師：」趙先生，你得想想辦法，你寫文章吧！」到哪裡寫文章呢？投出去的稿子一概被退回。趙淮青說：我們青海有個雜誌叫《青海湖》，你寫文章，我給你推薦。

1963年，趙儷生以「鹿其莘」為筆名寫的《談杜甫的秦州詩》在文學月刊《青海湖》上發表。此文把杜甫因生活所迫，暫居甘肅秦州期間寫的詩命名為「秦州詩」。它既是一篇精彩的詩論，又可從中看出趙儷生在分析杜詩間，抒發自己「中夜起坐萬感集」的心緒。文章結尾，昔日曾在馬克思主義大課上博得滿堂彩的趙儷生不忘用辯證法總結，身世寄託之感更加強烈。他說杜甫京洛時期的詩歌技法是「正」，秦州時期是「反」，有這一正一反在前，草堂和夔州時期便是「合」了。

也是在1963年，趙儷生重新回到蘭大的講堂上。先是講通史，繼而又做了一件篳路藍縷的工作：開《中國土地制度史》。之所以放棄駕輕就熟的農民戰爭史，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學術觀點已不合時宜。

妻子高昭一不忍放棄丈夫一手開創的研究領域，趙儷生安慰她：「只要人還在，我有能力開闢更多的科研途徑，不怕人剽竊，他們是剽竊不完的……」那時的趙儷生已另有雄心，他要「在中國經濟史的每一個關節上悉心檢查」，看中國是否一直帶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色彩，看「亞細亞」式的共同體，是被拋棄了還是未曾拋棄。

1973年，趙淮青調到石家莊工作。一次進京公幹，在某商店門口，看到趙儷生。當時，趙儷生被蘭大退職，戶口強行遷至貴州大女兒處，斷了生活來源。趙淮青陪他在國務院接待室和公安部信訪辦奔走。周恩來總理給有關方面寫了便函：恢復原單位、原職務、原工資。

「他走流沙走得很開心」

趙儷生再登講台，是在1978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金雁不是趙儷生的嫡傳弟子，她選修過他的課，稱他是「五絕教授」：板書絕、文獻絕、外語絕、理論絕、博而通。尤其讓她難忘的是「先生上課極投入，常達到忘我的地步，一堂課下來整個背部都被汗濕透」。

老妻高昭一有經驗，每次趙儷生去上課，她都會給他準備一身乾淨的內衣褲，下課回來換下那身濕透的。

趙儷生晚年最重要的學生之一是秦暉。1978年，插隊9年的秦暉，以「同等學力」報考蘭州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險些因為先天性青光眼被拒之門外。是趙儷生說，「如果不招秦暉，今年我就一個學生也不招了。」

後來，秦暉的學問越做越大。有人跟趙儷生開玩笑：秦暉的名氣比你大。「『哦？是嗎？』——有點酸，」趙絪向南方周末記者轉述父親聽到這話的反應，「『只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先生嘛！』」

晚年的趙儷生已不帶學生。但他不僅關注自己學生的學術發展，也關心同窗好友王瑤的學生，他們每有論文、專著發表，趙儷生都會找來看。當年在清華，趙儷生、王瑤、鄭天翔是最好的朋友。他們在一起念書，在一起吃飯，三個人的錢放在一個抽屜里，誰用誰拿，有了錢再放在裡頭。

趙儷生和王瑤都有辯才，互相諷刺挖苦了一輩子，也惺惺相惜了一輩子。趙儷生說王瑤「一直快步走路，急口說話。他走起路來，得得作響。他講起話來山西鄉音很重，內容像連珠炮般噴出，語音越說越高亢。但我留心到，當他快要發脾氣的時候，同時卻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純。這個境界很美麗，很高乘」。

不論怎樣吵，不論兩人處境相差幾何，趙儷生和王瑤始終維繫著他們之間的友誼。相比而言，他與後來做到最高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卻疏於走動。其實鄭天翔很關心趙儷生，曾不斷給他寄葯。「但我父親到北京，去王瑤家，去顧頡剛家，去葉聖陶家，卻從來不去鄭天翔家。」趙絪說。「趙先生是有一點讀書人的脾氣的。蘭大校長江隆基對他非常好，但他從來不會去看望領導。」趙淮青說。

趙儷生從不經營同學、同儕之間的關係，他也從不經營師生關係。「學生靠老師，老師也要靠學生，他的學生沒怎麼靠他，他也不靠學生。」趙儷生的外孫邱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邱峰是蘭州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有些人上的是朝堂，有的人走的是流沙。他走流沙走得挺開心，這輩子就值了。」邱峰安靜地說。

老師生命的最後一年，趙淮青特意從北京到蘭州，陪他住了一個星期。趙儷生聽說趙淮青在寫關於呂熒的文章，特意把自己收藏的一份呂熒年譜交給趙淮青：「我對不起呂先生。我批判過他。」趙儷生批判過呂熒，也批判過他的伯樂胡適和胡風。

趙淮青安慰他：你那不叫批判，你沒談出什麼實質性的內容。但晚年的趙儷生仍為此愧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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