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訪和龍千年古城——記渤海國的外交

渤海國與中原的外交

渤海國與唐朝保持著藩宗關係，與南面的新羅國一樣是唐朝的屬國。唐朝設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將新羅、渤海人一同列入外國人參與的賓貢科，唐德宗、唐文宗時曾下詔「中國人不得與新羅、渤海外國人交通買賣」，這些事實說明了唐朝把渤海國看作是與新羅等同的「外國」或「蕃國」。但渤海與新羅不同的是，渤海不用唐正朔，有自己的年號，甚至自尊為「皇上」「聖人」。新羅碑銘與文獻中多自稱「大唐新羅國」「有唐新羅國」，而渤海的文書中則尚未發現這種辭句。可見渤海比起新羅具有較強的自主性，渤海與唐朝關係的親密度、在大唐天下秩序中的地位也稍遜於新羅。但這並不能改變渤海國在政治上從屬於唐朝的事實，只能說渤海國具有對內和對外的二重性，對內是自主的，而對外尤其是對唐則是藩屬國。

最初渤海國被編為唐朝的一個都督府（忽汗州都督府），其君主只是郡王，名義上是唐朝轄下的地方羈縻政權。762年唐廷詔令渤海為國，但仍是大唐帝國冊封體制下的一個附屬國，並始終履行包括朝貢、朝覲、賀正、質子入侍在內的各項藩屬義務，與唐朝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保持著頻繁的來往和密切的聯繫。

當時，渤海國王即位必須得到唐朝皇帝遣使冊封方為合法，且頻年向唐朝朝貢並遣子入朝宿衛。200多年的時光中，儘管也曾出現過矛盾、爭端，並在大武藝時期爆發了一場戰爭，但從總體來看，親睦友好才是唐渤關係的主流。渤海與唐朝的交通為「朝貢道」，即以渤海西京鴨綠府為樞紐，出鴨綠江口，至登州（今山東煙台），直抵長安城。唐渤貿易主要是以朝貢貿易的形式進行的，渤海向唐朝派遣朝貢使團132次，向後梁、後唐派遣使團各5、6次，每次都會得到唐廷大量「回賜」。除了朝貢之外，唐朝的登州是渤海向唐朝出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這裡常年停泊著渤海的「交關船」。唐朝還在青州（一說登州）設置「渤海館」，專管同渤海地區的商務事宜。渤海向唐出口的主要有虎皮、海豹皮、貂鼠皮、白菟皮、貓皮、革、馬匹、羊、鷹、海東青、鶻、鯨鯢魚睛、鯔魚、乾文魚、人蔘、昆布、牛黃、頭髮、松子、黃明、白附子、蜜、金、銀、金銀佛像、六十綜布、魚牙綢、朝霞綢、靴、瑪瑙櫃、紫瓷盆以及兒口、女口、奴子等等。進口的主要有帛、絹等各類絲織品、袍服冠帶、粟、藥材、金銀器皿以及經籍圖書等等。

渤海國深受唐朝影響，採用唐朝的政治軍事制度；經濟上則積極引進中原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社會經濟顯著發展，同內地貿易歲歲不絕；同時廣泛吸收唐文化，派遣大量留學生入唐學習，通過文獻可確認的渤海留唐學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壽海、解楚明、趙孝明、劉寶俊、烏炤度、烏光贊、高元固等，烏炤度等人還登唐賓貢科。從詩人溫庭筠《送渤海王子歸本國》的著名詩篇也可以看出渤海與唐朝的親密關係和交融狀況。詩中說：「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盛勛歸故國，佳句在中華。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霞。九門風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國與新羅的外交

渤海與新羅互為鄰國，兩國雖然同為大唐東藩，但關係緊張。大祚榮時期鑒於國力尚弱，曾短暫通好於新羅，曾接受新羅「第五品大阿湌」的官爵。但其後兩國在領土、經濟、政治等利益上始終衝突，使兩國長期處於對立狀態。732年大武藝入侵唐朝，新羅應唐要求進攻渤海南部，但無功而還。後來渤海還曾試圖聯合日本夾攻新羅。到渤海末期，又發生新羅和渤海在唐朝面前的「爭長」事件，新羅文人崔致遠作《謝不許北國居上表》，自居「槿花鄉」，蔑稱渤海為「楛矢國」。與此同時發生了新羅人與渤海人爭奪賓貢科名次的事件。契丹滅渤海時，新羅還曾發兵相助。

唐朝對渤海和新羅分化離間的「以夷制夷」策略是造成兩國對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儘管兩國一直處於對立狀態，但不代表兩國完全絕交，《新唐書》明確記載了以南京南海府（今朝鮮北青）為樞紐的「新羅道」的存在，《三國史記》亦記載新羅兩次遣使「北國」（即渤海），所以兩國尤其是民間應該還是有往來的。

渤海國與日本的外交

渤海與日本的關係相當友好。據記載，渤海國從727年始，一共向日本遣使34次（3次遭遇海難覆沒），日本則向渤海遣使13次，直到東丹國時期仍有遣日使臣。渤海曾開闢了穿梭於日本海的「日本道」，作為渤日兩國往來通道。「日本道」的路線從渤海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琿春）出發，到鹽州（今俄羅斯克拉斯基諾）港，橫渡日本海，抵達日本門戶太宰府（今九州福岡）或其他沿岸港口。也有從南京南海府的吐號浦出發赴日的。渤海早期對日往來，是由於與唐朝及周邊部族關係緊張，因此想與日本結援，打開孤立的局面。758年以後渤海與日本又企圖聯合夾擊新羅。但隨著渤海立場變化，這種軍事結盟關係也中止了，從762年開始，渤海不再派武臣出使日本，而改以文臣，渤日兩國經濟文化交流隨之日趨頻繁。在經濟上，渤海向日本輸出大蟲皮（虎皮）、熊皮、豹皮、人蔘、蜜等土特產，從日本輸入彩帛、綾、綿、羅、絲等絲織品。在文化上，兩國使臣酬唱詩歌，互相輸入音樂舞蹈，在漢字文化圈的交流史上書寫了燦爛的一頁。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不僅直接與日本交流，還扮演著唐日交流的中介角色。如渤海國協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歸國、援助日本留學僧和留學生入唐和歸國、轉達旅唐日本人的書信和物品、傳遞唐朝的情報等。此外渤海國還向日本輸入唐朝文物，如將唐朝《長慶宣明歷》和梵文《尊聖咒》傳到日本。

但是，渤海與日本的關係中也有不和諧的因素，主要在於兩國關係的不對等。渤海將對日關係視為對等外交，重視度次於對唐朝貢關係，這從渤海入唐使節多為大氏、而遣日使節鮮有大氏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大武藝與日本建交的國書中也有「通使聘鄰」「永敦鄰好」等描述平等睦鄰關係的語句。但當時日本的小中華思想卻極度膨脹，以「中國」自居，把渤海看作「蕃國」，將渤海來使視為朝貢，兩國不能不因此產生矛盾。從753年開始，日本就要求渤海用藩禮，771年又發生了日本以渤海國書「違例無禮」而拒絕接受的事件，此後的渤日交往中又屢次發生日本以渤海國書「無禮」「違例」「不遜」或使團攜帶商旅為由而退還國書甚至拒絕渤海使臣入京之事。而渤海則堅持自主平等，維護獨立的尊嚴。

渤海國與游牧民族的外交

除了唐朝、新羅、日本等漢字文化圈諸國以外，渤海還與突厥、黑水靺鞨、回紇、契丹等游牧、漁獵諸部族與政權存在外交關係。突厥（後突厥汗國）是渤海最早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新舊唐書都記載大祚榮一開國就遣使與突厥交往。渤海剛建國時是稱臣於突厥、受突厥保護的，突厥派駐「吐屯」進行監視；受唐招撫與冊封后形成了對唐與突厥的兩屬關係，後突厥汗國衰亡後，這種關係不復存在。而渤海投向突厥實為時勢所迫，與突厥的關係並不睦，因此突厥衰落以後，就立刻擺脫與突厥的從屬關係。據史料記載，突厥曾於735年遣使渤海，要求渤海出兵助突厥攻擊契丹與奚，但渤海武王大武藝卻將使者扣留。可見渤海與突厥已在此時一刀兩斷了。

對於繼突厥而興的回紇汗國，並無史料記載渤海與其發生關係。但從考古發掘出的突厥文石板、景教十字造型的陶質牌章等遺物來看，回紇人可能在率賓府（今俄羅斯烏蘇里斯克）一帶從事商貿等活動，並把景教信仰帶入渤海境內。

渤海人的祖先曾長期在營州與契丹人共同生活，並參與了契丹人發動的營州之亂，因而渤海初期與契丹關係不錯，甚至在大武藝時期可能有某種結盟或默契存在。但總體來說，渤海和契丹關係緊張，史載渤海國在西部邊境重鎮扶余府「常屯勁兵，扞契丹」。後來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機討伐渤海時，就稱渤海為「世仇」，日本醍醐天皇對東丹國使臣的詔書中也說：「朕聞渤海之於契丹，世讎之國也」，渤海與契丹的敵對關係可見一斑。

渤海與黑水靺鞨也是敵對關係。大武藝侵唐即是因與黑水靺鞨的競爭而起。後來渤海對黑水靺鞨逐漸佔上風，兼并了鐵利、拂捏、越喜、虞婁等南黑水靺鞨諸部，設置州縣進行統治，使其「不復與王會矣」（即不再向唐朝朝貢，而臣屬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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