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世紀南歐的書商網路與書販

18世紀，大規模行旅販賣（在此過程中，最富有的家族建立起來的商店網路使其家鄉的全部人口都受益），只在印刷製品市場方為可能。所選擇的產品可以說明這種持久性：印刷製品是一種新商品，非常吃香，可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利潤，它既有合法市場又有走私品市場。1754年，日內瓦克萊默書商的前主管官員弗朗索瓦?格拉塞特（Fran?oisGrasset）在給馬勒舍博（Malesherbes）的信中寫道：

西班牙和葡萄牙還有義大利市鎮的書籍販賣交易，完全被法國人控制；他們全都來自多菲內布里楊松內山谷的一個村莊。由於積極主動、不辭辛勞而且謙虛低調，他們接連不斷地來到西班牙，並且幾乎總是在他們自己人中娶妻成家…… 不但書籍販賣掌握在他們手中，地圖、報紙、鐘錶製造、布匹、印花布、長襪、女帽等等物品的市場也都無不如此。

在這封信中，格拉塞特暗示，書籍市場上相當大的份額被一個單一的村落共同體所掌控。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一說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然後試著弄明白這個書商網路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它與小販業又有怎樣的關聯。

讓我們快速評述一下歐洲出版業的性質。在那裡，首先是法國接著是瑞士在南歐出版業中佔據主導地位。17 世紀歐洲出版業的特點是，荷蘭和英格蘭居於支配地位，西班牙和義大利產量衰落，1620—1630年以降尤其如此。實際上，17 世紀西班牙出版業徹底停滯：預防性審查的手續頗具風險、宗教法庭的不斷騷擾、授予某些修會的過分特權、紙張供應不足，以及由於稅額穩步增長，西班牙作家被迫在海外（尤其是里昂）出版著作。審查既是世俗要求的結果，又是宗教法庭的產物，但它並不能阻止「自由」書籍的流通，儘管有嚴格的邊境控制及施加其上的重罰。自16世紀末以來，巴黎、里昂和魯昂的書商將他們的出版物配送到伊比利亞半島，那裡是外國人的重要聚居區。這一事態意味著，先是法國然後是瑞士在北歐和南歐之間扮演了中間人的角色。18 世紀，日內瓦成為歐洲印刷品市場上再分配和生產的重要中心。

在書籍交易中，一些數字可以證明布里楊松內共同體的重要性：1755—1760年間，與克萊默書店有過交易的那些人的名單已由吉爾斯?巴伯（GilesBarber）出版，裡面披露出至少三十八名來自蒙內提耶或周邊鄉村的書商的姓名，他們那時已經是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開業書商。1793年法國大革命恐怖時期，西班牙的布里楊松內人的貨物被沒收，結果顯示，單是來自蒙內提耶的就有四十五個家族。與之相似，阿里斯提得?阿爾伯特（AristideAlbert）出版了一份五十一名書商的名單。他們生在同一個村莊，18 世紀末和19 世紀初也在同一些地方（ 同樣也將其活動擴展到巴西市場）做生意。自然，這些名單可以重複檢驗。從別的資料來源而來的其他姓名也可以添加到這份暫時的名單上，那裡披露出，在18 世紀歐洲經營書店的那些人（ 參見本書附錄）中，有近五十個布里楊松內家族名稱（提及一百四十次）。

可不可能去評估布里楊松內人在書籍交易中扮演的角色呢？誠然，他們不是唯一一群在歐洲地中海地區進行書籍交易的人：如果以克萊默的生意作為一個出發點來考察這個市場，一個新教商人—銀行家的網路就會變得清晰起來；他們不僅活躍於給予書店和書籍分銷貸款，同時也扮演著一個關鍵角色，就像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全國商業通訊員一樣。不過在葡萄牙，所有的書商都是外來的，而且幾乎都來自布里楊松地區：18 世紀下半葉，至少有十四到十七名里斯本書商來自布里楊松內；科英布拉有五人，波爾圖有六人。

克萊默的通訊人中有兩大類主顧：為個人消費或者一個小的家庭圈子而購書的個體，這類人帶來的營業額有限沒有規律；然後就是書店。他們的義大利主顧名單上的名字達到七十九個，其中只有二十二個連續出現超過三年。所有布里楊松內書商都名列其中：帕爾瑪的弗勒斯（Faures）；佛羅倫薩的約瑟夫·布夏爾（JosephBouchard）；熱那亞和那不勒斯的格拉維埃家族（Graviers）—— 讓?伊弗斯（Yves）和約瑟夫-安托萬（Joseph-Antoine）；米蘭的雷森（Reycedns）和科倫（Collomb），都靈的雷森、吉爾伯特和西爾維斯特（Sylvestre）（ 他們隨後成了雷森和吉爾伯特兄弟公司）。如果以營業額來看的話，二十三個顧客，其中大多數是私人客戶，交易額做到一百利弗爾；三十五名顧客，既有書商又有私人顧客（包括米蘭的雷森和科倫書商以及帕爾瑪的邦內特），交易額做到一千利弗爾；兩千和三千利弗爾再往上就是書商的領地。九名書商歸入此類（ 除了弗勒家族外都是義大利人）；其中七人交易額做到五千到一萬二千利弗爾之間顯得尤為出眾。在這七個人中，都靈的雷森和吉爾伯特（一萬一千利弗爾），佛羅倫薩的布夏爾（一萬利弗爾），熱那亞的格拉維埃（一萬一千利弗爾），都是布里楊松內人；其餘三個都是新教商人— 銀行家（其中一個交易額做到五千利弗爾，兩個做到八千利弗爾，還有一個是一萬二千利弗爾），換句話說，他們屬於另外一個支撐克萊默書店的有勢力的網路。這後一個網路大大不同於我們當下慮及的這個，因為它並不是按照臨時遷徙的模式來運作。如果把完成的交易額加總起來（有點複雜，因為兩千利弗爾以上的必須計入許許多多不良債務）總額達到十二萬一千三百利弗爾，其中一大半，即六萬五千利弗爾，可以近乎按照等比例追溯至新教商人— 銀行家網路和布里楊松內人的網路。

在伊比利亞半島，六十三名通訊者被記載下來。與義大利相比，小賬目遠遠要少得多。七個通訊人交易額達到一百利弗爾；二十六個產生了一千利弗爾的交易價值，其中四個是布里楊松內書商（他們是杜波、里斯本的雷森和科倫、科英布拉的杜波及塞維利亞的貝拉爾）；接下來的標準就是三千到五千利弗爾，能達到的有十四個書商——七個本地書商，三個新教商人兼銀行家及四個布里楊松內書商。最後，最大的客戶與那些義大利的顧客類型稍有不同。這是因為兩個新教銀行家馬德里的帕斯卡里（Pascaly）和拉拉爾德（Larralde）的交易總額達到五萬九千利弗爾，從而輕而易舉地獨佔鰲頭。他們的交易對象分別是加的斯的凱蘭（Caylan）、卡貝納斯（Cabenas）和儒熱拉（Jugla）（三萬四），以及一名西班牙書商加的斯的穆提斯（Mutis）（兩萬七）。他們後面是兩個布里楊松內書商，他們的交易額在一萬到一萬六千利弗爾之間：里斯本的邦納德爾（Bonnardel）（一萬六），塞維利亞和巴倫西亞的馬蘭（Mallen）（一萬一）。最後，還有另一個由七名書商組成的重要群體，他們的交易額在六千到九千利弗爾之間，其中五人是當地人（馬德里的阿爾維拉[Alvera] 和梅納[Mena]、巴塞羅那的皮[Pi]、薩拉戈薩的門多薩[Mendoza]、加的斯的埃斯皮諾薩[Espinosa]），還有兩人是布里楊松內人（科英布拉的吉尼烏[Ginioux]和里斯本的伯特蘭[Bertrand]）。布里楊松內書商完成的交易額在總數二十六萬五千二百利弗爾中達到五萬六千利弗爾；換句話說，他們佔了克萊默市場份額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這只是書籍貿易的局部概覽，因為克萊默家族並非這些市場上唯一的供應商；但這同樣只是對布里楊松內書商活動的一個局部估計，他們也為其他出版商做事，尤其是戈斯家族和納沙泰爾活字印刷社。其他名字也有出現：里斯本的甄德隆（Gendron）和雷森（Reycends），他們是1740年前後戈斯家族最大的通訊人；仍是在里斯本，波瑞爾、吉尼烏、馬丁和伯特蘭，以及讓– 巴普迪斯特?雷森都與戈斯家族有過交易，就像加的斯的雷森和吉伯特一樣。還必須提到馬賽的約瑟夫?科倫，他是克萊默家族的總代理，負責要債和向書商供貨：他能做價值一萬兩千利弗爾的交易。更不用提戈斯家族和克萊默家族業務記錄上那些更重要的人物，像以馬德里的堂迭戈（DonDiego）著稱的雅克?巴特雷米（Jacques Barthélémy），他是首都的最大書商之一。

這些書商中，有的在法國出版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作家的作品；像阿維尼翁的德洛姆或者皮埃爾?甄德隆這樣的書商，後者離開里斯本後，定居在巴黎而成了卡摩安茲的出版商。我們可以假定，他們利用他們的家族網路分銷其出版物。要給這個概覽做結，必須提到另一個布里楊松內出版商：阿姆斯特丹的馬克–米歇爾·雷（Marc-MichelRey），他是盧梭的出版商。他與都靈的雷森的親戚關係，有文獻可以為證。最後，讓我添上一段盧梭在卷六中親口承認的內容，即當他在夏爾默特的時候，他是尚貝里的書商布夏爾的一個主顧。

這些都迴避了最初問題的實質：這個我們發現在18 世紀已經完全成型的網路從何而來？它的開端可以從某些學術著作和家族檔案中重構出來：它從上多菲內新教商人—銀行家網路發展而來，於16 世紀首先進入人們的視野，我們在第一章里已經在17 世紀與之相遇。這個網路在南特敕令撤銷後被摧毀，其後幾經轉移，最終於18 世紀在吉薩尼山谷的鄰近村莊重新形成。要理解這樣的變遷如何可能，我們要回到過去的商人網路那裡，去看看儘管歷經了家族四散，但在16 世紀的山區家族之間形成的聯繫紐帶，是如何在18 世紀仍舊牢不可破。接下來我們就來考察一下這個由參與到書籍交易中去的人們構成的網路，這次我們從來自拉·格拉夫的尼古拉斯（Nicolas）家族的視角出發，17世紀他們在格勒諾布爾開了一家書店。

然而，首先必須弄明白的是：這種山區網路的存在直到現在都避開了研究者的涉獵，其根本原因何在。書商就像縫紉用品商一樣，一直都被當成他們開店所在市鎮的一部分（而且是以市鎮的觀點）來研究。他們的賬簿起的作用是把這種觀念固化，因為當他們記下他們和誰做過生意的時候，他們不會提到他們跟某些商人是同村的（這對他們來說不言自明），相反只會注意到他們做生意的地方，這是交易中唯一重要的信息。例如，書商尼古拉斯在他的賬簿上記下了他與巴黎的皮克（Pic）和羅姆（Rome），與里昂的基洛、席寇（Chicot）和格蘭傑（Grengent）的商品交易；他的記錄里並未說明他們全都是阿爾卑斯山商人。讓·基洛在其賬簿中提到了都靈的薩洛蒙、阿爾多（Arthaud）和皮克，以及格勒諾布爾、阿爾勒和勒普伊的尼古拉斯家族，但卻閉口不提這些人都來自拉?格拉夫。這種做法可以理解：沒必要記錄既顯而易見又毫無價值的東西，只需記載可能變更或會引起混亂的東西：商人四處遷移，每個家族都會在好幾個地方開店——像皮克家族在巴黎和都靈就都能找到；或像尼古拉斯家族那樣。當然，從城市中收集到的點滴信息並未使重建過程變得容易，因為多數時候，它對商人的老家隻字不提，一般也不會提到他們在城市居住的臨時性質。因此，除非以山村作為觀察的起點，否則商人網路就難覓蹤影。我們要牢記在心的是，當前研究的觀點是：尼古拉斯家族在其中起作用的網路活躍於瑞士、義大利北部和法國南部：在里昂、巴黎、日內瓦、曼圖亞和佩皮尼昂之間；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要放棄希望，不去揭開一種可能存在的伊比利亞因素。

為了證明以家族間持續的親屬關係為依託的網路的持久性，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證明商貿往來的連續性。尼古拉斯家族是做什麼的？在格勒諾布爾經營店鋪之前，他們在16 世紀是在貨里添進幾本書去賣的小販，這些書是里昂的書商本諾阿·里高（BenoitRigaud）有條件賒銷給他們的。里高家族在書籍交易中大發其財，很可能是頭一個專門從事書籍出版和經銷，特別是針對小販的經銷。尼古拉斯家族干小販這行的成功事迹也意味著，1608年，讓·尼古拉斯第一（JeanNicolasI）能夠在格勒諾布爾租下一間書店。尼古拉斯的賬簿同讓?基洛的一樣，見證了這一事實，即前幾代人構築的業務紐帶由其後人維繫下來：

16 世紀，里高家族成了還是小販的尼古拉斯家族的供應商，進入17 世紀他們與成為書商的後者繼續合作；尼古拉斯與基洛兩人的賬簿不僅前後一致，而且彼此吻合，這證明兩個家族一直共事，從未停止。讓?基洛既與尼古拉斯家族的格勒諾布爾支系，也與那些立足於阿爾勒和多姆山地區的商人有生意往來。

一份對這些賬簿更細緻的分析進一步顯示，這些家族大多數的生意往來都是在相互之間進行的；他們自然而然地關聯起來[20]；而且他們與其家鄉保持著密切聯繫：他們娶的都是拉?格拉夫女人，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員住在那兒，所有人都會不時返鄉。因此，讓?尼古拉斯第一娶了瓦桑商人馬特?於連（MartheJullien）的女兒。他兄弟也是個商人，住在台地管理家族財產。讓?基洛，以及他的父親和祖父娶的都是拉?格拉夫商人的女兒——來自席寇、莫內、馬蘭（Mallein，與後來在西班牙重新出現的是同一個家族）和加洛特家族：所有這些名字都布滿彼此的賬簿。儘管讓被視為一個里昂商人，但是他的家族以及一定量的財產仍然留在拉·格拉夫。1685年，他正是在拉?格拉夫宣布放棄其信仰，1687年，也正是從拉?格拉夫，他離開法國前往沃韋。

尼古拉斯的賬簿還揭示出，即便每個家族專門負責一個特定區域（就他們的情形而言，是文具和書籍；就基洛家族的情況而言，是絲綢和織物），這種專門化卻要歸於一個更廣大的架構，這個架構利用了來自山區的人力和資金。因此，除了書籍，尼古拉斯家族在店鋪中還備有許多其他類型的產品，這些東西都裝進了那個時代小販的行囊。除了一系列紙張以外，他們還交易醫藥用品、香料、縫紉用品，尤以大規模批發毛皮和手套為重：1646—1650年間，他們進了一萬四千雙手套和三千七百四十四張羚羊皮革，他們從格勒諾布爾派發了兩萬三千五百三十二雙手套和四千六百九十八張羚羊皮革。這些數字（證實了並非所有交易都記錄到賬）不僅將尼古拉斯置於多菲內地區最突出的手套和毛皮商行列，也有助於我們全面看待他的書店在商貿往來中扮演的角色。

因此，大多數買賣都是在來自多菲內地區的商人之間進行，而尼古拉斯的多數生意夥伴都是那些特定的企業，像里昂的席寇、格蘭傑和基洛，還有巴黎的羅姆和皮克。不必深入到太過細節之處，就能從讓?基洛的賬簿中揭示出，大多數欠他債的人都來自上瓦桑。生意圍繞著銷售小販商品和借貸展開。例如，1646年，尼古拉斯向「席寇爵爺、基洛和格蘭傑送發了四打經文、一千管鋼筆、若干種紙張、六十二打手套和一本阿姆斯特丹聖經」。不僅如此，他們全都貸出了款，要麼直接放貸，要麼以其他人為中介；就這樣，尼古拉斯把需要資金的巴黎客戶派送到羅姆和皮克那兒去。他們共同從事的活動的第三個層面，是與其他來自上多菲內地區的家族聯合起來，在他們的專門經營領域之外開設各類商貿公司，例如通過在伊澤爾河上建造橋樑，尼古拉斯和愛麗舍?於連（EliséeJulien）結成了夥伴關係。在這些商人（ 他們既是城市居民又是山區居民）運用的複雜的家族策略中，花不了太長時間就能注意到，或者直接或者通過一個兄弟或姻親做中介，他們把錢既用到管理開支花銷上，也投進山區和低地的法律體系和金融體系中去。隨著南特敕令被撤銷，這些新教家族中大多數都離開了他們的山村還有天主教法國。不過，歷經好幾代人鑄造而成的聯繫紐帶並未被打破，而且幾經動蕩，商人網路進行了自身重建。第一個發展體現在人這一方面：某些家族的部分成員信奉天主教，或是新近皈依了天主教，他們直到那時還處於網路邊緣，像格拉維埃（Gravier）或赫米爾（Hermil）家族。現在他們取代了被迫外遷的新教家族的地位。第二個發展體現在地理層面，涉及一個向其他山村轉移的過程。這就是格拉維埃家族的情形，其成員多數是天主教徒，都生於蒙內提耶的貝茲。

16 世紀，阿·傑漢?格拉維埃（AJehan Gravier）出現在拉?格拉夫，他在那裡結婚並建立了一個家系。1578年，他被發現與其他來自拉?格拉夫的小販一起，成了印刷商里昂的本諾阿·里高的債務人之一。一個世紀之後的1671年，家族的這一支脈依然引人注目。他們是讓·基洛的親戚和客戶之一：讓·格拉維埃娶了蘇珊娜·席寇；讓·基洛娶了瑪麗·席寇，格拉維埃是他的債務人之一。他們是新教徒，1686年，他們散布在韋沃、倫敦和「 拉卡洛琳」。重要的是，蒙內提耶的新教格拉維埃家族與蒙內提耶的天主教格拉維埃家族之間的家族紐帶從未被切斷，而且後者能夠取代外遷的新教格拉維埃家族。不過，要做到這點，他們要依靠他們居住的村莊，在這個例子中就是靠蒙內提耶和周圍的小村子。赫米爾家族的情況則說明了另一種地理轉移類型：他們從未走出布里楊松內半步，他們通過婚姻與格拉維埃家族聯繫起來，進入17 世紀後還成為基洛商人網路的一部分。基洛前往沃韋的時候，赫米爾就履行中間人的職責。這頭一次地理轉移邁出的並不是很大一步，因為它只是發生在那些布里楊松內方向上與拉?格拉夫離得最近的村莊，同時也因為17 世紀家族紐帶以及蒙內提耶天主教徒和上多菲內商人的新教網路之間的分工協作已然為數眾多。再舉最後一個例子：1690年，在雅克·貝拉爾——他是一名剛剛改宗的天主教徒，來自米佐恩，在里昂開業，是讓?基洛的世交（ 用基洛自己的話說）——的債務人中間，有幾個家族在下一個世紀里形成了一個廣大的布里楊松內書商圈。其中就有安托萬?格拉維埃，他與布雷斯·阿爾努（Blaise Arnoux）和讓·高迪埃（JeanGautier）合夥，在1688 年簽了一份一千零四十利弗爾的貸款協議；還有邦帕爾（Bompart），他在1690年要償還六十二利弗爾十索爾的債務；以及布夏爾（Bouchard），他與瑪尼西埃（Manissier）合夥，他簽訂了另一份協議，貸款三千七百零五利弗爾[28]：17 世紀的時候，所有這些家族都已通過婚姻結成親家。

第三個發展是：日內瓦取代了里昂。這兩個市鎮之間的家族聯繫早已有之。自16 世紀末開始，所有來自瓦桑的商人都有親戚在日內瓦被承認為市民（擁有完全市政權利的公民）或居民（擁有居住權的公民）；在17 世紀，讓·基洛的岳父在那裡經營一家商店，基洛本人則定期到那裡去。在前一代人中，日內瓦書商舒埃（Chouet）與德?圖爾內（deTournes）已經是尼古拉斯在瑞士的主要通信人：在紙張交易中，他們向他提供新教靈修書籍，並在他與荷蘭人和德國人的貿易中給他充當中間人。1676年，在獲贈他的叔叔保羅的遺產之後，讓·基洛付給佩拉雄（Perrachon）和菲利伯特（Philibert）三百利弗爾，這筆錢結果傳給了諾埃爾·克勞特的繼承人。就這樣，經由他們的母親（她娘家的姓是讓娜-路易·德·圖爾內），克萊默家族於18世紀繼承了由德?圖爾內家族、舒埃家族和佩拉雄家族在前幾個世紀建立起來的親屬網路。而通過里昂，他們也繼承了長期存在的與義大利和伊比利亞半島的商業聯繫。圍繞著他們，也圍繞著日內瓦，因南特敕令撤銷而被摧毀的昔日的商業活動，現在煥發了新生。

17世紀第一批映入我們眼帘的家族自然也就成了18 世紀克萊默家族的客戶—— 梅斯和佛羅倫薩的布夏爾家族、熱那亞和那不勒斯的格拉維埃家族、塞維利亞的貝拉爾家族、加的斯和那不勒斯的赫爾米家族，以及巴倫西亞和塞維利亞的馬蘭家族。毫無疑問，像熱那亞的格拉維埃和佛羅倫薩的布夏爾這些家族，不僅定期收到差不多價值一萬利弗爾的包裹，而且也向他們的親戚供貨——托馬斯?格拉維埃、博洛尼亞的布夏爾家族及羅馬的布夏爾家族（而這些恰恰是克萊默家族業務往來名單中幾乎從未提及的名字）。他們幾乎一定會給其供應貨物的人，還包括托馬斯家族的堂兄弟，他們在利沃諾和佛羅倫薩開業；以及邦帕爾家族的姻親，他們於17世紀在熱那亞開了一家書店，然後於18 世紀在那不勒斯開了另一家，在同一時期，他們已經橫跨大西洋在里約熱內盧又開了一家。

內容自《歐洲商販史》，[法]羅朗斯?豐丹 著,殷亞迪 譯。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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