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前日本人在幹什麼？

從1931年到1936年，總是傳來讓人氣憤的消息，日本人認準了中國的致命弱點：蔣介石在解決中共之前對日本只會忍氣吞聲——儘管他並不願意。因此，日軍在九一八事變後鐵蹄不斷南侵。

自從1930年通過中原大戰打敗馮玉祥和閻錫山後，地方軍閥表面上服帖了，這使蔣介石得以騰出手來對付中共。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最後，蔣介石終於在第五次「圍剿」中取勝，迫使中共從江西腹地萬里跋涉到偏僻的西北。但是蔣介石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被廣泛斥責為投降賣國政策，而且這種不滿情緒直接轉化為行動：1933年5月，當《塘沽協定》使中國失去華北的5個省時，曾經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英勇抵抗日軍而威名遠揚的第十九路軍發起了「福建事變」；1935年，當何應欽與梅津（日本華北佔領軍司令）秘密簽訂的《何梅協定》被南京政府批準時，又激起了北平學生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

進入1936年，中國的民族危機更加深重了。蔣介石在新年伊始就通過無線電台廣播告誡國人：「我們國家的形勢，現在很危險急迫，時時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形勢的發展的確越發對南京不妙，因為在這年的2月，日本國內發生了「二二六」兵變，內閣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內大臣齋藤實、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被殺。蔣介石預感不祥，在3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日本少壯派與元老派鬥爭，其結果，當歸少壯派勝利。我若不於其勝負未決之前求得自立，則國危而亡矣！」果然在3月9日，外相廣田弘毅取代岡田出任首相組閣，內閣淪為「軍政府」，外交人事上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日本駐華大使有田入閣為外相，原職由川樾茂（日本駐天津總領事、華北事變策劃人）接任。蔣介石為應此局，起用許世英出任駐日大使，因為許世英20多年前就在奉天（今瀋陽）與廣田和有田相識，私交甚篤。蔣期望此舉有利於緩和中日關係，延緩日本侵華步驟。

日本人的算盤又是怎麼打的呢？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通過了一個「國策基準」，規定陸軍方面，「充實滿洲和朝鮮的兵力，俾面對蘇聯在遠東的武力，要能於開戰之初便予以迎頭一擊」；海軍方面，「整備充實，俾面對美國，能確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同時決定了對中國的外交方針：「使之『修正』其對日態度，實現以『共存共榮』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攜（合作），進而使整個中國『反蘇依日化』」。日本的野心是征服世界，但這不可能一蹴而就，東京認為，「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亞洲，欲先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因此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一方肆意步步緊逼，一方一味妥協退讓，其結果大大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中日關係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其間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如8月24日，「成都事件」；9月3日，廣西「北海事件」；9月19日，「漢口事件」；9月23日，上海「出雲號事件」；11月14日，「綏遠事件」；12月2日，「青島事件」；12月3日，中日關係徹底中斷。而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則是中國面臨亡國危機的一次大爆發。

西安事變的兩個主角中，楊虎城是出於「國恨」，而張學良除「國恨」之外還有「家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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