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宋神宗都大力支持的熙寧變法，卻也難逃失敗，何也？

宋朝立國百年後，積貧積弱的形式日趨嚴重，宋神宗繼位之後，一心想走富國強兵之路，打破內憂外患的形式有所作為 ，他任用王安石為相公元1069年繼秦國商鞅變法以來，又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開始了，然而很快卻以失敗告終。

原因之一在「吏」，國家頒布的「青苗法」原本是利民之策，卻在實施之時變成害民之法，新發規定百姓可以自由貸款，而州縣官吏強制貸款，為了出政績，認為「務以多散為功」，從而採取「不問民之貧富，各戶等抑配與之」。

意思是，官員不顧百姓是否貧富皆讓他們代同等的款，再加上官府追債採取強硬措施，百姓積怨，而官員們上書假稱「民皆歡呼聖德」。並且新法規定的是低息貸款，卻變成了官府的高利貸。

朝廷規定取利息兩分，然而在實施期間卻不是這樣，官吏勾結，雖有法律也不能完全禁止，許多地方明令取息三分，甚至更多，在未實施新法時，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一旦講好價錢就可成交。

但新法向官府貸款時，道道手續都要繳費，這樣一來給官吏帶來了利益，而百姓卻倍受壓榨，因不能還債的百姓賣妻賣女、投水自縊的數不勝數。可見，「治吏」是實施新法的前提，不能治吏，則新法不成。

原因之二在於「不孚眾望」，王安石領導的變法不僅沒得到朝廷大臣們的支持，反而為他們所反對，以司馬光、蘇軾為首的守舊勢力強烈阻撓。

當王安石被罷相之後，為相的司馬光立刻廢除了新法，這也正是王安石孤立無援，最後失敗的因素之一。可見，改革若不能上下一心，然全民族沒有凝聚力，失敗只是時間問題。

願因之三在於「識人」，王安石在識人方面雖有一些精闢論述，但他並不真正懂用人之道，例如呂惠卿，此人多次只是為了迎合王安石，但是，卻得到了王安石的賞識，讓他成為可以依靠的強大力量。

然而，當王安石被罷相時，所謂的可依靠的呂惠卿卻落井下石，藉機誣陷王安石，把一切的一切都推到了王安石身上，反戈一擊的站到了守舊一派。由此可見，正確識人也是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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