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大象保護：事實與虛構》（七）非洲象的未來

最新 06-22

《大象保護：事實與虛構》作者介紹：

RON THOMSON，生態學家，1939年8月出生於英格蘭，二戰結束後與家人一同來到羅得西亞（今辛巴威），20歲成為羅得西亞國家公園管理局護林員，隨後24年一直在棲息地一線工作，先後在羅得西亞最著名的幾大國家公園任職，並最終升遷到北馬塔貝萊蘭省野生動物保護長官、萬基國家公園負責人。任職期間他進行了大量獵捕，他進行獵捕既不是為了紀念物、也不是為了叢林肉維生，而是出於日常工作需要，既獵捕是野生動物管理的必要手段。其中包括1964到1970年將殘存的黑犀牛麻醉後遷移到萬基國家公園進行集中繁育和保護，及1971到1972年在戈納雷若國家公園實施大象數量減半的種群控制計劃。辛巴威獨立後，1983年他與全家一起定居南非，並繼續從事自然保護工作。1991年起，他以著作出版方式，基於其幾十年累積的一手經驗，不斷傳播野生動物管理思想。

非洲象、非洲國家公園、非洲野生動植物、以及非洲生態旅遊，都呼喚國家公園的需求與周邊民眾的需求能整合在一起，基於非洲人口爆炸式增長會給非洲有限的活體資源帶來巨大壓力。21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會是現在的6倍。

非洲的農用土壤、植物、動物都是有限的，只能生產出有限的食物。當所有可耕種土地都被人類佔領後，剩下的空間就只有國家公園了。因此，增長的人口會對國家公園產生不可避免的入侵。人類求生意志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的，會超越任何保護野生動物及其生存生存空間的法律。因此，以下這些現實需要綜合考慮：

人類求生意志；

人類生存優先於其他；

即使會活得卑微困窘，人還是會活下去；

即使這樣的生存會毀了一切，人還是會活下去；

即使吃完這頓沒下頓，人還是會活下去；

人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去。考慮到這些不可避免的情景，唯一能拯救國家公園的方式就是，如果能依法管理好這些國家公園，野生動物就能永續地從經濟和物質上支持周邊社區居民生存。當這些人與國家公園形成共生關係，既相互支撐彼此的可持續性。無論什麼對這種新的合作共生關係來造成威脅，都一定會遭到大規模抵制。野生動物可以得以存續，因為國家公園周邊社區的生計完全依賴於國家公園內持續繁榮的野生動物。

如果要解決問題，必須先正確定義和理解問題，找到問題成因。關於為何非洲鄉村居民要盜獵非洲象和非洲犀，以及為何非洲城市居民會捲入盜獵犯罪集團等問題，首先需要確定這些人群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處的不同環境，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知識，打擊商業盜獵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參與盜獵的人被某種「力量」推動著，可能是生理的、心理的、財務的、政治的、甚至精神上的。如果要析構複雜的商業盜獵，必須找到並理解這些驅動力量。馬斯洛需求層次論能很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心理學家馬斯洛在1950年代提出，人類無意識地持續努力滿足各種需求，包括兩類：

第一類是天生需求（生存需求），他稱這類需求是低層次需求，因為它們與人類基本存續相關。包括空氣、水、食物、住所、保暖、性生活等。為什麼性生活也算？因為人和其他動物一樣，有本能和潛意識的需要，不僅要生存，還要繁衍。

第二類是習得需求，或者高層次需求。他把這類需求進一步分了層次，因為他認為，在較低層次需求沒有滿足或沒有大部分實現之前，較高層次的需求就難以滿足。這些需求包括安全、愛與親密、尊重，及自我實現。當達更高層次需求的時候，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善。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各種人類行為模式：

人會不惜一切代價獲取食物或水以維生；

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無暇顧及愛與陪伴；

當生理需求都滿足時，人會尋求與其他人相處，既社交需求；

當飽食無憂、安全、親友和愛人陪伴，人會追求自尊，努力完成以前沒幹過的事，在社區中的地位變得重要起來；

人類需求的巔峰是自我實現，追求能力與渴望的極致，自我實現的人，工作成為自我身份的一部分，甚至是對自我定義的一部分。達成這一需求的人，是社會各行各業中的精英人群。

長期以來，在保護理念中，人的需求往往成為野生動物管理拼圖中缺失的一塊。這也導致了更大的保護圖景無法完成。許多公眾趨向於認為人與自然是分離的，無法認識到，人也是需要遵循自然法則的一個物種。制定荒野及野生動物保護計劃的時候，人與自然的內生紐帶未被考慮。在許多計劃中，人被從與自然萬物的關係中剔除了。這樣是不現實的，人只是動物界的一種個，是自然模式的一部分。實際上，考慮自然時不考慮人，是不完整的。

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中描述的各種人類需求普遍存在，無法逃避。然而，在不同社會文化中，需求有較大差異，因為標準是基於文化的。在同一社區的不同社會層級都會有較大差異。然而，一個美國人想成為總統的需求，和一個亞馬遜雨林原始人想成為酋長的需求，動機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將人類需求理論應用於20世紀前、20世紀、21世紀的非洲現實，今天非洲鄉村居民的行為和所處環境將更容易被理解。

在白人到來非洲之前，非洲鄉村居民人口數量還不多，部落居民有各種不同需求，和任何社會一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實現了更高的需求，比如國王、酋長、武士首領。白人到非洲後，帶來了許多改變，非洲黑人有一些事情無法做了，同時又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了但還沒做，這都改變了人們的心理預期及需求階梯。這是人類心理的一部分。20世紀時，非洲大部分地區鄉村人口增長，數量超過了人類生命支持系統可持續承載力，大約發生在1950年代。可耕地的產出已不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草場也難以再承載人們越來越多的牛羊。此後，非洲許多農村社區居民湧向城市尋找工作，獲取任何報酬來求生。儘管環境質量下降，非洲農村居民人口繼續增長，當地可再生資源被過度利用，甚至消耗殆盡。

1950年代以來，許多非洲鄉村居民沿需求層次階梯下滑，許多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個時候，人就會出於本能努力求生。這也解釋了，為何非洲鄉村居民如此容易被受邀參與商業盜獵誘惑。與此同時，那些已經跑到城市的鄉村居民，也經歷著同樣的命運。數百萬非洲城市無業者，在城市近郊，生活於不斷湧現的貧民窟中。他們不止是生活不如意，而是在貧困線以下。馬斯洛需求層次論再度發揮作用，他們非常容易受到城市中的盜獵團伙成員誘惑，而且他們的許多親戚還生活在保護區周邊鄉村裡。城市貧民成了鄉村盜獵者與城市盜獵資金提供者的中間人。

以南非為例，南非過去十年來失業率從未低於25%，考慮到那些所謂未失業的不過也只是打著零工，實際失業率可能超過40%。現在南非人口超過5000萬，未來幾十年，南非可能有1200萬人生活於貧困線以下，其中大部分將無家可歸。他們將如何生存？非洲其他地方，情況更糟。

如果富裕的少數城市人群和官員能夠理解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他們就會理解如今非洲令人沮喪的現實，並付出更多努力來逆轉這個局面。這些人應該理解並找到原因，為什麼那麼多非洲鄉村和城市貧民會如此踴躍參與到盜獵體系中。他們也應該理解，為何如今非洲大城市的犯罪率如此之高，並想方設法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居住條件來安頓城市遊民。非洲誠實且有影響力的政客應該通過理解馬斯洛需求層次論，來找到商業盜獵非洲象和非洲犀的根本動力，並且想辦法根除它。

如果非洲的野生動植物要走向繁榮，它就必須成為促進非洲人未來存續的動力，必須透明地從物質上給非洲鄉村居民帶來生計改善。這就需要人們把野生動物當作土地的野生產出，加以明智可持續的利用，來造福非洲人。公眾應當擯棄諸如「一旦野生動物被掛上價格標籤，就走向死亡」的落後過時觀念。

我在序言部分就說過，豬牛羊之類被人利用最多的動物，沒有人擔心它們會滅絕，因為人類對它們的充分可持續利用，它們成為了人類生存支撐系統，於是成為了最安全的物種。如果希望非洲象同樣安全，人們應該制定出類似的可持續利用機制，來造福人類，讓它也從物質意義上成為人類的生存支撐系統的一個組成元素。這樣，人們就會像管理牛羊一樣，為非洲象安排一個好的管理機制。

共生和諧意味著相互依賴，互利以共存。人與非洲象，必須相互提供對生存有益的貢獻。如果非洲的野生動物要生存，就必須給非洲鄉村居民帶來穩定持續的利益；反過來非洲鄉村居民，也會確保這些可給他們來帶持續利益的物種能夠存續下去，沒人會蠢到不去那麼做。而那些無法給非洲鄉村居民帶來利益的物種，很可能會消亡，因為它們會與家畜競爭，於是他們會儘可能消滅這些物種，並用家畜來替代這些物種，因為家畜才能給他們帶來持續利益。

這樣應該是最清晰展現相互關係的方式了。歐洲和英國一些地方，這些相互關係早就展現，熊和狼，當地人不願將其納入生命支撐系統。結果，因為這些動物妨害這些地方白人的牧業生產，就被徹底殺光了。總之，如果我們要讓大象、犀牛、水牛存續下去，它們對於非洲鄉村居民的價值，就不應低於家畜對於鄉村居民的價值。

好消息是，非洲象及其他許多野生動物，本就應該比目前霸著非洲鄉村草場的牛羊值錢得多。路徑非常清晰。關鍵就在於，如何把理念落實為具體行動。

另經過作者同意，附本書前言及後記

前言（作者：John Ledger）

我們之中分享過養育孩子的歡愉和艱辛的人群，對「嚴肅談話」與「愛之深責之切」這兩個概念會很熟悉。儘管孩子們在自己有孩子之前很難認同這兩個概念，但是父母執行這兩個概念，要比孩子接受它們更為不易。一些家長無法做到「嚴肅談話」與「愛之深責之切」，在多年之後，如果後代有了越軌行為或成為家庭、朋友、社會的負擔，這些家長會後悔不已。

本書就是關於大象的一次非常「嚴肅談話」，與其他和孩子們進行的「嚴肅談話」一樣，需要讀者有堅定的信心來讀這本書，理解作者關於大象保護所做的表達。讀到最後，你會發現，如果我們希望看到大象及其生存的非洲荒野能夠存續到足夠久遠，讓我們的孩子們能珍惜大象，也讓大象的後代們也能享受到荒野，作者所主張的正是「愛之深責之切」。

動物權利運動中核心成員以植入純保護主義和反利用議程以滲透到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以下，IUCN）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下，CITES）之類國際組織，並導致這些國際組織最初建立的原則得不到執行。作者在做「嚴肅談話」時，對於這些動物權利運動核心成員給予強烈措辭。IUCN制定的《世界保護戰略》（以下，WCS），是生物多樣性與人類存續的藍圖，其基本原則之一就是為人類利益而可持續利用野生動植物。這一原則遭到以反對任何形式野生動植物消費的動物權利運動持續攻擊，以至於WCS遭到持續弱化。

持續受到動物權利運動影響，誤用「瀕危」概念，對紀念物狩獵執行了禁止，摧毀了大象對於一些國家和其所處鄉村居民的價值，這些地方大象從任何角度看都不瀕危。動物權利運動對非洲國家施加影響，來禁止大象狩獵及禁止作為野生動物管理工具的大象種群控制。對於與大象為鄰的非洲人，大象失去了的價值，這些非洲人還遭到大象造成的農作物、財產損失，這個龐大且具有潛在威脅的物種甚至還直接威脅到人身安全。如此下去，在非洲大地上，非洲象終將敗於佔據絕對數量優勢的非洲人，並永遠消失於地球。

不僅無法與人類在近距離共存，一旦數量增長過多，大象還能摧毀自己的棲息地。種群控制措施可以防止大象超過棲息地承載能力，從而減少對同一保護區內其他物種的威脅。曾經，採取這樣的措施被認為有必要的，辛巴威（當時名為羅得西亞）和南非的國家公園內都採取過這樣的措施。然而，因為動物權利運動份子煽動的公眾輿論譴責及一些科學家推崇的非致死種群管理方式，而這些種群控制措施被迫暫停。

「愛之深責之切」，本書對於那些大象並不瀕危的地區建議了新的大象管理範式。鄉村社區成為這個管理範式的受益者，鄉村社區在支持可持續利用的同時，也必須承擔「嚴肅談話」的另一面，既如果社區負責的野生動物管理區上發生了盜獵或者其他形式的非法獵捕，該社區就要相應受到降低合法狩獵配額的懲罰措施。這樣的措施會使得鄉村社區自發採取行動，以打擊那些妨礙他們通過可持續利用來獲益的人群。一些讀者讀到這裡可能會想，這是不實際的夢想，不可能有效。好吧，壞消息是，我們現在所做的並不有效。如果我們希望子孫後代能看到生存於非洲荒野的非洲象野外種群，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現實的第二方案。作者提出了這樣的第二方案來供讀者考慮。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了名為《非洲2030一代》的報告稱，「高生育力和育齡婦女數量增加，意味著按照現有趨勢，未來35年非洲會誕生20億新生兒，18歲以下人口比率會提升三分之二，既有10億兒童，必須有應對這一年齡結構變化的國家行動計劃。」

我極力建議非洲領袖及決策者閱讀此書，作為制定與大象管理相關的國家行動計劃的依據。境內有幸尚存相當規模象群的非洲國家，作為監護人監護著這一極高價值資源。不應被外來者和動物權利運動者影響，以致於採取措施禁止非洲象可持續利用來降低它的價值，或不執行種群管理措施導致國土上的生物多樣性被摧毀。這本書應當被非洲象分布國的政策制定者看到，隨著人口結構變化旋風席捲非洲大地，如果我們想把非洲象留給非洲後代，我們需要像這本書一樣的「嚴肅談話」。

後記（作者：Edmond Burke）

「惡人所缺的唯一制勝條件，就是好人不作為。」已故美國心理學家、二戰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坦雅博士留下這樣的名言。這句話與本書作者想要傳達的信息是高度契合的，它警告人們，如果不能隨時隨地與狂熱極端主義思想做鬥爭，是非常危險的。歷史也一再向人們展示，在人類文明社會中，危險和狂熱元素確實會站到舞台中央，顛覆了世界和每個人的生活。

當今，野生動物也在遭遇著這樣的情況，動物權利運動組織正干擾著聯合國機構、各國政府、熱愛自然的公眾、以及自然保護主義實踐者對野生動物進行的管理。動物權利運動者無需對自己的任何行為和主張的結果負責任，它們正在不斷獲勝！為什麼？因為好人們沒有去奮起抵抗。動物權利教義正在威脅著人類文明。

現在我們知道以下情況：

非洲象沒有瀕臨滅絕風險，遠遠沒有；

一些非洲象群，比如贊比西河以北地區及西非地區，正在遭受商業盜獵威脅，可能滅絕，但其他象群很安全；

是否存在危機？是的，但是這個危機並非「大象正在被盜獵到滅絕」；

各國野生動物文化存在差異，誤解導致了一國對另一國野生動物保護措施強加干預；

物種級別不是野生動物管理實踐的可操作級別，種群才是可操作級別；

越來越非洲國家公園正在變為大象保護特區，因為人們誤信大象瀕危，然而，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建立國家公園的初衷：保護生物多樣性，而大象只是動物中的一種；

1989年象牙禁貿，導致許多關鍵的非洲象種群調控措施停擺，一些象群數量持續增長，超越棲息地可持續承載能力；

1989年象牙禁貿，是基於動物權利運動者散播的錯誤信息而做出的，有悖於常識和事實；

人們過度關注非洲象數量的增長與降低，而忽略了承載非洲象的棲息地質量；

人們不關注非洲人口激增導致的棲息地喪失問題，包括權威國際保護組織在內，一旦有區域出現非洲象數量降低，就立刻與盜獵建立關聯；

南部非洲國家許多棲息地上，由於長期承載過剩非洲象，生物多樣性正經歷嚴重下降；

總部位於發達國家的動物權利組織，不斷發動針對非洲野生動物管理的運動，發達國家政府也參與其中推波助瀾；

動物權利思潮正不斷滲透權威國際保護組織，從內部來瓦解掉這些組織的設立初衷；

動物權利思潮正不斷影響著南非的學院派和動物福利機構，從而干擾南非政府的野生動物管理策略；

動物權利思潮使波札那政府在非洲象保護上出現搖擺，對其境內嚴重過剩的象群採取不符合野生動物管理原理的實踐；

在美國當局以巨資引誘下，肯亞當局做出銷毀象牙的政治演出，這是舉世罕見的腐敗；

非洲當地普遍的腐敗自上而下遍布各個層級，縱觀過去50年的非洲大象犀牛盜獵情況，它的危害要比飽受詬病的所謂遠東盜獵集團大得多；

發達國家通過外部政治壓力方式，干擾非洲國家因地制宜實施野生動物管理的主權。

實際上，並不存在動物權利組織反覆描繪的那種大象危機。合法野生動物貿易的開展也並沒有給非洲野生動物生存帶來威脅，事實恰是相反的狀況，既合法野生動物貿易的被禁止，給非洲野生動物帶來了威脅。另外，一些非洲地區的大規模盜獵，主因並非動物權利組織反覆描繪的遠東盜獵集團，因為他們沒能力組織這樣的活動。問題根源在於非洲內部，必須也只能通過適合非洲情況的方案，才有望解決。

危機不在大象，而在於胡作非為的人。那些發達國家政府和發達國家動物權利運動組織不斷強行干預非洲野生動物管理措施。

經驗豐富的非洲野生動物管理者不斷努力推進適合非洲本地情況最佳實踐，而來自發達國家、自稱為專家的動物權利運動組織，不斷宣稱非洲實踐是錯誤的。實際上，剛好相反，這些動物權利運動組織的提議和動機才是錯誤的。非洲不應當根據動物權利組織的意見來調整野生動物管理政策，因為這些人的意見根本目標是要廢除野生動物實踐。

社會應當擯棄動物權利運動者，如果公眾不再聽信動物權利運動者，非洲野生動物會有一個更為光明的未來。

非洲存在的嚴重腐敗，是這片大地的悲哀。只有非洲主權國家選民才有能力改變這個家醜，用民族自豪和選票，來揚善棄惡。

非洲最大的危機正在到來，人口爆炸式激增，會毀滅一切努力。如果非洲國家不能及時採取措施，失控的人口將像蝗災一樣席捲整個非洲大地，帶來大規模混亂與暴政，摧毀文明秩序，屆時，無論採取什麼措施，都不可能拯救非洲大象。它會和犀牛、非洲國家公園、非洲所有野生動物一樣，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