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巨大的爭議：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國家的形成是虛構的

作者簡介：

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曾任教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1946 年出生於奧地利林茨，是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波蘭裔猶太人，幼年時生活在難民收容所， 1948 年舉家遷往雅法。 1982 年獲得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學位，致力於民族與民族主義、法國知識分子歷史、電影史等研究領域。其著作《虛構的猶太民族》《虛構的以色列地》《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被稱為「虛構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學界引起轟動與爭議。

另著有《知識分子、真相和權力：從德雷福斯事件到海灣戰爭》（Intellectuals, Truth and Power: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the Gulf War）、《詞語和土地：以色列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神話》（The Words and the Land: Israeli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ist Myth）等。

譯者簡介：

王崬興，歷史學博士，浙江萬里學院法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美國南部史和美國政治思想史。著有《制度變遷與美國南部的崛起》，譯有《自然權利與新共和主義》《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合譯）。

張蓉，歷史學碩士，浙江萬里學院外語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口筆譯理論與測試。譯有《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合譯）。

書籍摘錄：

緒論 記憶的重負（節選）

儘管歷史地看，世界上的民族國家興起於大眾義務教育之前，但只有通過大眾義務教育這一套體系，民族國家才能鞏固其地位。文化上建構的記憶牢牢地固守在國家教育的上層之中，其核心就是民族史學。

在現代，為了構建一個同質的集體，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個漫長的敘事，它要使人聯想到目前共同體所有成員之長輩和祖先之間在時空中存在著關聯。因為這樣一種據稱在一個民族體內會令人熱血沸騰的緊密關聯，實際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從未存在過，因此，是記憶代言者們的苦心經營發明了它。在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幫助下，各種發現物被搜集起來。這些都得到了隨筆作家、新聞記者和歷史小說作者們的潤色。從這種經過了外科手術式的改進的過去中，民族之高貴莊嚴和氣魄雄偉的畫像浮現了出來。

每一種歷史都包含著神話，但潛藏於民族史學中的神話則尤其無恥。人民的和民族的歷史被設計得像城市廣場的雕像——它們必須莊嚴宏偉、高聳卓絕、英勇雄壯。直到 20 世紀最後 25 年，閱讀民族史恰如閱讀地方報紙的體育版：「我們」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幾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個多世紀里，關於「我們」的生產成為民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終生的工作，他們成為官方的記憶祭司。

來自：亞馬遜

在歐洲，在民族這種枝條成長起來之前，許多人認為他們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後代。在 18 世紀末，人們用科學的方法調整了上述神話。受到職業學者們關於過去——希臘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品的影響，現代希臘人把自己看作是與蘇格拉底和亞歷山大大帝具有血緣關係的後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國的直系後裔。自 19 世紀末以來，有影響力的教科書把古羅馬人改造成典型的義大利人。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學校里，在尤里烏斯·愷撒時期反抗羅馬的高盧各部落被描繪為真正的法蘭西人（儘管有著差不多的拉丁氣質）。其他歷史學家則選擇克洛維（Clovis）國王在公元5世紀皈依基督教作為幾近永恆的法蘭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先驅們從達西亞（Dacia）這個古羅馬的駐防人員居留地，推斷出了他們的現代認同；考慮到這一尊貴的起源，他們稱自己的新語言為羅馬尼亞語。在 19 世紀，許多英國人開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凱爾特人（Celtic）的愛西尼（Iceni）部落的首領，視為第一位英國女性，她曾強烈地反抗羅馬入侵者，她那被頌揚的雕像一直矗立於倫敦。德國作家們則熱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對領導古代切魯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烏斯（Arminius）的描繪，把後者描繪為他們國家的奠基者。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是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和眾多黑奴的擁有者，他甚至也堅持認為美國的國璽應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薩（Hengist and Horsa）的畫像，他們在克洛維接受洗禮的那個世紀，領導著第一批不列顛的撒克遜入侵者。傑斐遜給出的理由：正是「從他們那裡，我們擁有了世代傳下來的榮光，且擁有了他們的政治原則和政府形式」。

在 20 世紀，大體相同的情形仍在繼續。在奧斯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後，新土耳其的居民認為他們是白種雅利安人，是蘇美爾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後裔。一位懶惰的英國官員武斷地繪製了伊拉克的邊界圖，畫就了一條筆直的死亡線；那些一夜之間變成了伊拉克人的人們，很快從他們官方指定的歷史學家那裡獲悉，他們是古代巴比倫人的後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後裔，是薩拉丁（Saladin）的英勇鬥士們的後裔。許多埃及公民毫不懷疑他們的第一個民族國家是古老的異教的法老王國，但這沒有妨礙他們成為虔誠的穆斯林。印度人、阿爾及利亞人、印度尼西亞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認為他們的民族一直存在著，他們的小學生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記憶漫長的歷史故事。

托馬斯·傑斐遜，來自：維基百科

對於以色列人，特別是有著猶太血統的以色列人來說，上述那類神話荒誕不可靠，而他們自己的歷史則立基於堅實而明確的真相之上。他們確定無疑地認定自從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來，猶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們是猶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後裔（除了十支族外，他們是有待查明的）。他們堅信這個民族「出離」於埃及，征服並定居在「以色列的聖地」上，那是上帝給它的著名的允諾；它締造了宏偉的大衛（David）和所羅門（Solomon）的王國，該王國後來分裂為猶太王國（Judah）和以色列王國（Israel）。他們還堅信這個民族不是一次而是兩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後——公元前 6 世紀第一聖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後，另外一次則是公元 70 年第二聖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後。不過，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這個獨特的民族還締造了猶太哈斯蒙王國（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過希臘化的邪惡影響。

他們相信這些人民——他們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兩千年的流亡中顛沛流離，儘管長期寄居於非猶太人之中，但他們設法避免與人融合或同化。這個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們帶往葉門、摩洛哥、西班牙、德國、波蘭和遙遠的俄羅斯，但它始終設法在遙遠的各社區之間維持著緊密的血緣聯繫，保持著它的特性。

後來，在 19 世紀末，他們認為諸多罕見的境遇結合起來，使這個古代民族從它漫長的睡眠中蘇醒過來，為它恢復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準備。此後，這個民族開始高高興興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殺，許多以色列人還會相信，「猶太人的聖地」會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所充溢，因為他們幾千年來都夢想著它。

Solomon and the Plan for the Temple，來自：維基百科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個屬於它自己的疆域；與此同時，一處空曠的處女地也期望一個民族來使其煥發生機。確實，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這片祖地上，但是，因為猶太民族兩千年里「在他們的大流散中堅守對它的信念」，所以，這片土地就只屬於猶太民族，而不屬於少數沒有歷史卻碰巧來到這裡的民族。因此，由一個流浪的民族為征服其故土所發動的戰爭被證明為正當，當地居民的暴力抵抗則是犯罪；只是由於猶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聖經》的），這些闖入者才被允許留下和定居在猶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猶太民族則重歸了它的《聖經》語言和它奇妙的家園。

即便是在以色列，上述那些記憶的重負也非自發出現，而是從 19 世紀下半葉開始，由一些研究過去的天才的重構者們層層累積起來的。他們起初收集了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記憶中的諸多片段，他們富有想像力地從中建構了一個「猶太民族」漫長和連續的譜系。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之前，不存在組織化的公共「記憶」，自那以後，公共「記憶」幾乎沒有變化。儘管存在著猶太人歷史研究的學術化——隨著在英國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後來在以色列建立大學，且在整個西方都開設猶太人研究的課程——但關於猶太人過去的觀念，直到今天仍大體未變，保持著它單一的種族民族特色。

每當偶然的發現威脅到那幅連續的和線性的猶太人歷史畫面之時，人們幾乎不會引用它們；每當它們真的為公眾所知的時候，人們也會很快忘掉它們，把它們埋葬於遺忘之中。民族的急迫需要創造出一種意志極為堅強的控制，它防止了對主導性敘事的任何偏離。那些提供了關於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人過去材料的特殊架構——就是那些完全隔離於通史和中東史學科的排他性的猶太史學科——也對新的歷史編纂學做出了很大「貢獻」：以令人驚異的麻木和頑固拒絕展開符合實際的對猶太人起源和身份的調查。「誰是猶太人」這個問題時時會刺激以色列公眾，主要是因為它會伴隨著法律爭端。但它還沒有攪擾到以色列的歷史學家。他們一直知道答案：猶太人是兩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個民族的後裔。

Gutenberg Bible, Lenox Copy,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2009，來自：維基百科

民族史所涉及的領域，不僅僅是見樹難見林。匆匆一瞥環繞的林地，就會展現出森林樹蔭令人恐懼的面積。職業的專門化把學者們隔絕在過去的具體部分中。要是沒有成型的旁門左道的元敘事的話，敘事一般都趨向於包容。在一個多元文化中從事歷史研究，有必要免於民族武裝衝突的緊張狀況，免於對民族身份和來源的不間斷的焦慮。

就 2008 年以色列的現實而言，上述那種說法可以毫無爭議地被稱為悲觀主義。在以色列 60 年的生存歷程中，它的民族史幾乎從沒有發展過，也沒有理由期待它會很快就在某個時候達致成熟。作者對本書能夠被接受幾乎不抱幻想。不過，他確實渴望一小部分讀者願意冒險對過去做更為根本的重估，從而有助於削弱充斥於所有猶太裔以色列人思想和行為中的本質主義的認同。

由於受到猶太復國主義特殊的民族性觀念的支配，以色列國在立國 60 年之後，仍然拒絕將自身視為服務其公民的一個共和國。 1/4 的公民沒有被歸為猶太人，而且國家的法律暗示以色列不是他們的國家，他們也不擁有這個國家。這個國家不但避免將當地居民整合進它所創造的上層文化之中，而且故意地排斥他們。以色列也拒絕成為一個組合民主（像瑞士或比利時）或多元文化民主（像英國或荷蘭）國家，就是說，一個接受其多樣性同時服務其居民的國家。相反，以色列堅持把自身視為屬於世界上所有猶太人的一個猶太人國家，即便他們不再是受迫害的難民，而是自願選擇定居國家的正式公民。這種嚴重侵犯現代民主的基本原則，並對部分公民進行惡劣歧視的種族統治的借口，端賴於最終必然會聚首在其祖先土地上的一個永恆民族的那個始終發揮著影響的神話。

作者本人，來自：versobooks

透過猶太復國主義厚重的稜鏡——穿過它的光線會繼續發出奪目的種族中心主義的色彩——會發現，構想一部新的猶太人歷史是困難的。請注意：目前這部著作提出了猶太人始終包括出現並定居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的宗教社團，而不是共享單一起源且在永久流亡中顛沛流離的一個種族，但並不直接論述歷史。考慮到它的主要目標是批判一種廣為傳布的史學話語，它可能難免要提出一種替代敘事。作者以法國歷史學家馬塞爾·德蒂安（Marcel Detinne）提出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在民族史中去民族化？」——開篇，這個問題在他心中引發了共鳴。我們怎樣才能停止在主要由民族幻想偽造的材料所鋪就的道路上跋涉呢？

確如在現代性的演變過程中一樣，在歷史編纂學的發展歷程中，民族想像是一個重要的階段。自 19 世紀以降，它吸引了許多歷史學家。但到 20 世紀末，民族認同之夢開始衰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詳細解析和檢查迄今為止遮蔽著歷史寫作的那些偉大的民族故事，特別是那些關於共同起源的神話。毋庸贅言，歷史學的世俗化發生於文化全球化的錘擊之下。在整個西方世界，這會不斷地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來顯現。

昨天的身份噩夢不等於明日的身份理想。正如每個人的人格都是由易變和多樣的身份組成，歷史也是變動中的一種身份。本書試圖從人和社會的角度來闡明內在於時間流逝中的那個維度。儘管這種對猶太人歷史的冗長的嘗試不同於通常的敘事，但它不可能免於主觀性，作者也不聲稱會免於意識形態偏見。他意欲為將來的反歷史提供一些綱要，這種反歷史能夠促進一種不同類型的從文化上建構的記憶，該記憶會意識到它包含著相對的真相，它會有助於興起中的地方認同的形成和一種對過去的批判性與普遍性的意識。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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