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舒翰的英雄末路

文章原載於《最是高處不勝寒:黃朴民解讀歷史人物》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長恨歌》）。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是唐朝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中國歷史進程中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年份。是年十一月，時任唐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撕去偽裝，露出鋒利的爪牙，以討伐宰相楊國忠，「清君側」為口號，公開扯起叛亂的旗幟。統率大軍十餘萬人（號稱二十萬），風塵僕僕、馬不停蹄從范陽南下，企圖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方式襲取西京長安（今陝西西安市），東京洛陽（今河南洛陽市）。十二月初二，叛軍風掣電閃般地攻佔戰略要地滎陽，兵鋒直指洛陽。

唐玄宗李隆基晚年暮氣沉沉，在溫柔之鄉流連忘返，一向對安祿山寵信有加，有求必應，做夢也不曾想到這廝人面獸心，「得志便猖狂」，居然會恩將仇報，兇惡反噬。這時見局勢危急，大禍臨頭，只得打起精神，「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急急命令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左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募集兵員，迎擊叛軍，力圖挽狂瀾於既倒，度過這場嚴重的統治危機。

封常清受命抵達洛陽，十日之內總共招募了六萬人，表面上數目可觀，成績不錯，然而這些新軍「皆白徒，未更訓練」（《資治通鑒》卷217）。作風散漫，武藝粗糙，倉猝上陣後，根本經不起叛軍強大鐵騎的勇猛衝擊。連戰皆負，節節敗退。叛軍遂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乘勝從四門入城，肆意劫掠，佔領了洛陽。

封常清率敗軍與高仙芝會合後，有鑒於「賊鋒不可當」的現實，且考慮到潼關對於長安京城安全的重要性，向高仙芝建議「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為長安城築成一道最後的防禦屏障。

高仙芝贊同這一看法，於是兩人便率兵退守潼關，厲兵秣馬，謹為守備。不久，叛軍兵臨潼關，在唐軍依託關隘殊死抵抗下，「不得而去」,不得不作暫時的戰術退卻。潼關為重要戰略要隘，形勢險峻，易守難攻，素稱「國之門戶」，《山海關志》指出：「畿內之險，惟潼關與山海為首稱。」唐軍如果能守住潼關，則京師長安可確保一時無虞。可是，就在軍事形勢稍有緩解的情況下，唐玄宗卻聽信監軍邊令誠的讒言，抱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陰暗心態，以封常清「以賊搖眾」，高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餉」等莫須有的罪名，濫殺了這兩名久任邊帥、屢立戰功的大將，做出自毀長城的愚蠢舉動。

封、高兩人人頭落了地，可是仗還得打下去，總得有人來承接他們留下的倒楣差使，很不幸的，這個霉運讓當時「發病在家」、處於病休將息狀態的河西、隴右兩鎮節度使哥舒翰給攤上了。

臨洮哥舒翰紀功碑

哥舒翰大名鼎鼎，戰功赫赫，「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哥舒歌》），這首唐詩謳歌的就是哥舒翰的英武神威，由他來與安祿山周旋，一決雌雄，本來應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非常遺憾的是，當時哥舒翰正身患重疾，「不能治事」。雖幾經推辭，終不獲唐玄宗的恩准，沒奈何，他只好強打起精神，接下天下兵馬副元帥(元帥一職當然由皇室成員來領銜，外姓人再能幹也沒有扶正的機會，日後的郭子儀、李光弼幹得再好同樣只當到副元帥)的印綬，統領八萬名唐軍，連同高仙芝的舊部，進駐潼關，對壘安史叛軍。

「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敝」,儘管是名將，但也會有弱點，哥舒翰也一樣，這主要是他治軍「用法嚴而不恤」，導致「士卒皆懈怠，無鬥志」。另外，哥舒翰畢竟年事已高，更糟糕的是他有「風疾」在身，連指揮自己的手足尚且有困難，遑論處置十萬火急、千頭萬緒的軍機要務，只能將大量事務交給德不足以服眾，才不堪大任的行軍司馬田良丘來擺弄，這無疑是勉為其難，加上其手下騎兵主將王思禮與步軍主將李承光又磕磕碰碰，互不服氣，「爭長，無所統一。」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只宜固守，而不便主動進擊叛軍，提前展開戰略決戰。所以，哥舒翰到達潼關後，只是加強防守，持重待機，應該說，哥舒翰這麼應對危局是基本正確的，它迫使叛軍前鋒屯兵堅城之下，無法逾越潼關而進取長安。

正當雙方主力相持於潼關之際，河北諸郡的民眾憤恨於安史叛軍的暴行，在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等人的帶動下，紛紛自發抗擊叛軍。而郭子儀、李光弼也統率精銳的朔方兵出擊，與河北軍民相呼應、相協同，切斷了叛軍與范陽老巢的聯繫。延至次年正月，叛軍前阻潼關，後絕范陽，軍食不繼，軍心不穩。河北諸郡中歸附叛軍的「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資治通鑒》卷217）。處境困難，進退維谷。於是安祿山迫不及待地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商議轉入退卻，回守范陽。很顯然，這進一步充分證明了哥舒翰當時所奉行的「老虎不出洞」的對策是正確的選擇，體現了「因敵變化」、「致人而不致於人」的高明作戰指導原則。

可是，唐玄宗的「縻軍」行動卻改變了唐軍相對有利的戰略態勢。當時，唐王朝的軍權大權仍然由驕縱不法的宰相楊國忠所把持。楊國忠自知多年以來作威作福，樹敵甚多，而朝廷內部又悄然洶湧著在安祿山叛亂問題上的追責暗潮，不少人將矛頭指向楊國忠，認為安祿山反叛朝廷，是楊國忠一手導致的，甚至出現了殺楊國忠以消彌叛亂，平安天下的聲浪。所以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十分害怕手握重兵的哥舒翰回兵長安同自己作對，與其「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如「先下手為強」，於是便向唐玄宗傳播虛假軍情消息說，陝州地區的叛軍守將崔乾隆「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鼓動昏庸的唐玄宗下令讓哥舒翰兵出潼關，去收復陝州，洛陽。唐玄宗本人急功近利，太需要贏得一場勝利來振奮人心、鼓舞士氣，並慰藉自己那顆蒼老而又惶懼的心靈，就毫無保留地採納了楊國忠的建議。

哥舒翰久歷戎陣，作戰經驗豐富，深諳《孫子兵法》所說「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的道理，所以實難苟同這種輕舉妄動的做法，立即上奏唐玄宗，強調指出，安祿山是一隻極其狡猾的老狐狸，他正製造假象，引誘我軍進入圈套，是萬萬不可上當的：「祿山久慣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資治通鑒》卷218）主張以時間換空間，固守待疲，伺隙破之，一舉底定大局：「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眾，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郭子儀、李光弼等人也給唐玄宗上奏疏，請求「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將叛將的妻、子收為人質，然後再去招撫叛將，叛賊必定喪失鬥志，繳械投降。同時建議哥舒翰統率潼關大軍「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否則必然追悔莫及。

楊國忠見眾將都反對潼關大軍出擊，以為是他們串通一氣，聯合起來對付自己，愈加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終日，於是又奏告於唐玄宗，說是「賊方無備」，而哥舒翰瞻前顧後，逗留不出，是貽誤軍機，居心叵測。唐玄宗輕信楊國忠的一派胡言，同時也急於反攻，一雪前恥，便不顧眾位統軍大將的正確意見，一再派遣使者前往潼關，「項背相望」，催促哥舒翰立即出關進擊叛軍，收復失地。哥舒翰難違君命，又知此刻進攻乃死路一條，遂「撫膺慟哭」，不得已率唐軍主力出關應戰。

此時，叛軍崔乾祐部已屯兵靈寶（今河南靈寶）西原（距靈寶五十里）。西原南面靠山，北有黃河阻隔，中間一道隘路綿延七十餘里。崔乾祐用重兵阨守險要之處，以近待遠，以靜待嘩，以逸待勞，等待唐軍自動送上門來尋死。

六月初，雙方的會戰拉開大幕。戰前哥舒翰與部下田良丘等人「浮舟中流」，觀察對手的陣勢。只見崔乾祐軍兵力寡少，陣形不整，便下令催促諸軍迅速挺進，由大將王思禮等率領精兵五萬在前，龐忠等率兵十餘萬繼後，自己則帶領三萬餘兵馬，留在黃河北岸，擊鼓助威，實施指揮。

叛將崔乾祐見官軍開進，便故意只派出萬餘人進行迎擊，而且顯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的散亂假象。唐軍趾高飛揚，忘乎所以，果然中計，「望而笑之」，遂放鬆應有的警惕。兩軍稍事交鋒，叛軍即「偃旗如欲遁者」。唐軍見狀，誤以為叛軍士氣低落，不堪一擊，更加鬆懈，便長驅直入，攻入狹隘險路。

崔乾祐乘官軍「不為備」之機，擂鼓指麾，突出伏兵，從山上投下無數木石，擊殺唐軍士兵「甚眾」。此時唐軍困於狹路之中，騎兵人仰馬翻，步兵擠作一團，無法展開戰鬥，「槍槊不得用」，陷入極大的被動。不得已情況下，官軍只好驅馬駕氈車在前面開道，想突出叛軍的重圍。然而，崔乾祐卻早有準備，他大舉動用了數十輛草車阻塞唐軍氈車的推進道路，然後乘著「東風暴急」，順風縱火。頓時間煙焰瀰漫，「官軍不能開目」。他們以為叛軍還在濃煙之中，就聚集弓弩亂射一氣，結果沒有傷著叛軍的毫毛，反而是「妄自相殺」，誤傷自己。

戰至黃昏，當濃煙散去後，唐軍才發覺面前並無叛軍，可是，這時候他們所攜帶的箭矢卻已經被消耗殆盡了。叛將崔乾祐見機便派遣精騎從南面迂迴，「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受敵，「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孫子兵法·九地篇》），「於是大敗」。士卒或丟棄兵器甲胄躲入山谷，或自相踐踏被擠下黃河活活淹死，一時間哭喊聲、呼救聲震天動地，叛軍乘勝緊逼。龐忠所率領的後軍見到王思禮統帥的前鋒潰敗，亦肝膽俱裂，喪魂落魄，不戰自潰；哥舒翰親率的河北軍見了這般慘象也士氣頓挫，爭相逃竄。至此，唐軍全線崩潰，不可收拾。

敗潰的唐軍奔向潼關，只恨爹媽沒有給自己多生兩條腿。潼關關前原有三道塹壕，每道寬約兩丈，深約一丈。潰兵慌不擇路，紛紛跌入塹中，「須臾而滿」，後繼者人仰馬翻，踏屍而入。八萬大軍出關，後來又陸陸續續添加士卒，達二十萬之眾，這時入關逃得性命者只剩下八千人左右。可是崔乾祐得勢不饒人，依然尾隨而來，潼關的殘軍力不能支，一戰即潰。六月初九，叛軍終於一舉搶佔了潼關，打開了通向關中的道路。唐軍主帥哥舒翰本人見大勢盡去，又憂恐落得封常清、高仙芝一般的下場，就在部下的脅持下，搖動白旗，投降了安史叛軍（以上史實皆見《資治通鑒》卷218）。

戰略要地潼關失守後，長安便處於叛軍的直接兵鋒之下，再難固守自衛了。唐玄宗計無所出，也只好倉皇之中，棄都出逃，西行「幸蜀」，「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白居易《長恨歌》）。落得個皇位提前被搶走姑且不說，甚至連自己寵愛的女人都給搭了進去，到了馬嵬坡，遭遇部下扈從的逼宮：「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白居易《長恨歌》）唐朝平息安史叛亂的鬥爭，從此進入了更為困難和艱巨的階段。

兵聖孫武子說：「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孫子兵法·謀攻篇》）。哥舒翰所部唐軍主力慘敗潼關的原因很多，包括朝廷奸佞當道，應對乏策；哥舒翰英雄遲暮、指揮無方；唐軍素質低下，鬥志消沉等等。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條，無疑當是唐玄宗昏庸顢頇又剛愎自用，聽信小人楊國忠居心叵測的進言，「同三軍之政」，「同三軍之任」，對作戰事宜亂加指揮，「縻軍」「羈將」所致。他不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這個要求，拒絕聽取那些真正了解敵我雙方情勢，身處戰鬥第一線的將領的正確意見，而強迫他們像木偶般遵從和執行自己極端錯誤的決定，無視敵強我弱的基本現實，貿然出關迎敵決戰，結果導致一敗塗地，把老本全都賠了進去。

中國古代兵家歷來強調將帥的作用，主張「兵權貴一」，賦於前敵將帥在戰場上機斷指揮、便宜從事的全權，「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春秋公羊傳》襄公十九年徐彥疏），認為「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黃石公三略·中略》），這乃是由數不清的鮮血所凝聚而成的軍隊指揮與管理的法則，理應高度重視，堅決秉執。可是我們這位唐明皇卻倚仗著自己的「九五」之尊，把這些明白淺顯的道理徹底拋到了九霄雲外，觸犯了兵家的大忌，更違背了當君主的信義。在這種情況之下，唐軍要想避免出現喪師辱國，自食惡果的結局，難道還能夠辦得到嗎！換言之，唐軍在潼關之戰的敗北，乃是自己打敗了自己，而其中的罪魁禍首，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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