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為什麼要把告密寫進法律：秦國要強大必須人人打小報告！

為了生存，每個百姓必須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來探聽「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親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獎賞將是一個農夫十年勞動才能賺得來的錢，而且還有別的好處。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發了丈夫，那麼妻子的財產可以不被沒收，只沒收老公的財產。

與周厲王的鼓勵告密相比，秦國的商鞅簡直是登峰造極，他居然可以把告密寫入國法，這已經不是單純的鼓勵，而是純粹的普及了。

商鞅本是衛國人，姓公孫，名鞅，後來到秦國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所以稱為商鞅。他的某個祖上曾是衛國國君的小老婆，裙帶關係作證，商鞅事實上還是一貴族。但到了他這一代時，家業衰落。商鞅很小的時候就刻苦學習鑽研法家的治國策略，成人後，自認為已經是個有學問的人。在那個國家林立的時代，只要你認為自己有學問，能給國君帶來好處，你就可以去直接面見國君，闡述你的想法，最後得到高官厚祿。

商鞅俯視天下，覺得只有強大的魏國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跑到魏國後，魏國的宰相公孫座接納了他，在二人平時的交談中，公孫宰相發現這個人的確是人才。公孫宰相臨死前，魏王來看他，他就對魏王說，我有個門客叫公孫鞅，等我死後，您可以用他為宰相。

魏王一愣，他之前可從來沒有聽公孫宰相說過這樣一個人，如果這個人真有宰相之才，為什麼不早說。我即使不能給他宰相之職，給他個副宰相也可以啊。但他不好駁這個病危之人的面子，就含糊其辭。公孫座知道大王肯定不會用商鞅，就又說道：「如果您不能用他，就殺了他，不要讓他離開魏國。」

魏王依舊含糊著，出來後，對身邊的人說，宰相不但身體有病，腦袋也有病，既讓我用公孫鞅，又讓我殺他，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公孫座在床上等了幾天後，不見魏王有任何動靜，嘆息了一聲，把商鞅叫到床前，對他說：「我跟大王說如果不能用你就殺了你，你還是快點離開魏國吧。」

對這種真誠的告白，商鞅居然笑了，他說：「宰相您糊塗啊，我為什麼要跑。大王不能用你之言任我為相，他怎麼可能會聽你之言殺我呢？」

這種見識，恐怕只有商鞅這樣的人才能具備。果然，公孫座死後，魏王並沒有殺商鞅，但也沒有用他。商鞅在魏國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悶悶不已。突然有一天，他聽說西邊的秦國正在招聘有才能之士。於是，他千里迢迢地從魏國趕到了秦國。

當時的秦國雖然並不是列國中的弱國，但與東方的幾個大國相比，顯然不是在一個層次上。秦孝公上台後，立志要把國家列入強國之林，所以才四處招納才能之士。孝公並沒有聽過商鞅，但商鞅昂著頭顱，大步伐地走進宮殿時，他就認定這個人是有才能的人，因為一個沒有才能的人是不敢那麼走路，那麼昂著腦袋的。

孝公就單獨與他交談，在商鞅印象中，處於西北的秦國歷來就不受東方各國的重視，東方各國都認為，秦國當年的祖宗是給周王放牧的，身份低賤不說，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極低，屬於未開化的國家。所以，許多國王每次搞大聚會時，都沒有秦國的份。這也就是孝公要找有才能的人的原因之一。

商鞅不知道這個未開化國家的君主到底想要什麼，於是，在第一天與孝公的交談中，他把上古堯舜「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講給孝公聽，孝公險些聽睡著了。第二天，商鞅講了商湯、周文王的「仁義治天下」，孝公一改昨日的昏昏欲睡，惱怒起來。第三天，商鞅對孝公說，我就直說吧，依現在秦國的情況，只能有一種方法，那就是「憑藉武力和策略治國」。

孝公這才提起精神來，問商鞅該如何來做。商鞅先是說了自己的法家主張，然後要權力。他希望自己能全權負責整頓秦國政治、經濟等等一系列措施。孝公點頭，任命他為大良造，相當於宰相，全權負責變法事宜。

但是，任何一場對傳統進行顛覆的變法都會受到阻力，商鞅在各種各樣的阻力面前並沒有退縮，他還為自己尋找心靈龜湯：懷疑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確，就不能成就功名；懷疑自己所做之事是否妥當，就不能建立業績；才幹出眾的人，總是遭到世俗的誹難；有獨到見解的人，必然遭到一些人的誹謗；愚笨的人對於已經成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是怎樣成功的；聰明智慧的人，在事情還在萌芽階段時，他就察覺了；不能和無知的人商量如何開創新局面的計劃，只可與他們坐享其成；創造新的理論，不能迎合舊的習俗；奪取天下的人，不與平庸之輩共同謀劃；聖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夠強國，是因為不按老習慣辦事，他之所以能夠使人民富裕，是因為他不遵循老規章制度。

這段話可以看做是商鞅的變法宣言，秦孝公對此深表贊同。雖然秦國內反對變法的聲音非常強，但是沒有行動，一切都等於是空話。

商鞅的變法內容主要有如下幾項：第一是實現鄉邑的合并，全國建立三十一個縣，每縣設縣令。第二，廢除井田制，准許買賣土地。第三，等級與獎勵制度。第四，也是最讓後人爭議的「什伍連坐法」。

該法規定，「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這就等於是把「告奸」制度化、嚴密化。而這種制度是建立在里保戶籍制基礎上的，戶籍制從商鞅始，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繼承這一制度。有了戶籍制，秦國百姓就都在國家的嚴密監視之下。在商鞅看來，「人性惡」，特點就是「好利惡害」，具體表現為「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以此為出發點，商鞅認為人與人只有利害關係，為了自己的利，人人不惜鋌而走險危害他人。君主實際上時時處於奸民與奸臣的包圍之中。那麼身為一國首腦該如何保身呢？告奸和連坐制度應該是一個方法。可見，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壞的。他們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這些秘密對國家是危險的，國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須要有告密者。於是，商鞅把告密寫進國家法律，並特別提倡親人之間的「告奸」。

在今人的理解中，「奸」是一些壞事，比如殺人越貨、貪污腐化這種被人類道德和法律所公認之奸，這些「奸」是必須要告的，不告才是不道德。秦國每個百姓都有這種義務，但是，商鞅所謂的「奸」卻不是這樣。

比如，有人認為酷刑太重，這是事實。如果有人告密，商鞅就會將說這話的人處以更嚴厲的刑罰。也就是說，商鞅所謂的「奸」是完全跟君主和統治階層的利益相抵觸的。秦國的百姓要是碰到這種奸人奸事，就有互相告發的義務。如果你知道「奸」而不告發，有人告發了這件事，你也要受到處罰。所以，整個秦國上下就成了一個告密集中營。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告密，可你不告密，有人搶在你前面告，你就要倒霉了。

為了生存，每個百姓必須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來探聽「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親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獎賞將是一個農夫十年勞動才能賺得來的錢，而且還有別的好處。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發了丈夫，那麼妻子的財產可以不被沒收，只沒收老公的財產。與後來幾個朝代的抄家規定相比，這一法律條文就人性化很多，夫妻之間的財產是分開來算的。

商鞅所鼓勵的這種告密，連商鞅自己都認為非常不高尚。但是，在他看來，秦國想要變成一個強國，就必須如此。因為只有鼓勵互相告密，才能使君主知道天下一切事，那麼，君主就可以拱手無為，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從這一點而言，商鞅的思路很可能是，讓百姓來互相治理，而國家只作為裁判與執行刑罰的身份出現。

在告密法實施不久後，秦國的民風就變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見面，如果沒有什麼事情從來都不說話；婆婆和媳婦之間沒有共同語言，媳婦可以對婆婆大聲叫罵？？

總之，用西漢賈誼的話來講，秦國已經成了一個無禮無仁的國家。也正是這樣一個無禮無仁的國家通過告密這一手段達到了「全民自治」，所有人都謹小慎微，一切有害於國王和國家的舉動都被檢舉出來，從而讓秦國一躍而成為戰國時期的一大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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