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才子，一輩子蔑視權貴，最後為何因攀附蔡京致死？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今江西上饒德興）人，1103年舉進士，初任婺州觀察推官、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等職。宋徽宗曾作《君臣慶會閣詩》，群臣紛紛湊趣，和詩雪片般飛來，在那堆積如山的和詩中，唯汪藻的詩出類拔萃，引得宋徽宗讚不絕口。

汪藻雖然才華在當時屈指可數，但在宋徽宗一代，他卻始終在小官末吏的職位上徘徊，未得重用，究其原因，與當朝宰相王黼有關。汪藻與王黼太學同學，又同室，因王黼外表帥氣，才學一般，汪藻曾戲稱他「花木瓜」，譏笑他外表好看，其實無用。汪藻的比喻雖然有損人之嫌，倒也與《宋史》對王黼的評價：「為人多智善佞，寡學術」不謀而合。

人家給自己取如此不雅的外號，王黼當然不樂意，所以，汪藻一句玩笑，讓王黼記住了一輩子，也記恨了一輩子。後來，王黼因善於迎合蔡京和宋徽宗當上了宰相，手握幹部升降之權，一朝權在手，便把仇來報，王黼不僅處處壓制汪藻，有一次汪藻貶官，王黼甚至刻意將他貶至宣州（今安徽宣城）。為何？原來宣州以產花木瓜著稱。

汪藻不單詩才出眾，寫制書的才華更是當世一絕。制書即詔書，兩宋皇帝特別講究詔書的準確、生動和優美，而詔書擬得好的翰林學士或知制誥，常常暴得大名。兩宋三百餘年間，公認詔書擬得最好的人就是汪藻。詔書在作用上是傳達皇帝的命令，在體裁上大都是駢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也稱「四六文」。汪藻因其詔書作得好，也被認為是兩宋最重要的駢文作家。

陳寅恪就認為，六朝第一駢文是庾信的《哀江南賦》，宋朝第一駢文是汪藻的《皇太后告天下人書》（又稱《隆裕太后告天下手書》）。當時，宋徽宗、欽宗二帝被金人擄去，隆裕太后命康王即位，讓汪藻起草詔書，昭告天下。汪藻此文篇幅雖不甚長，但內容豐富，文氣貫通，尤其「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一句，用典貼切，對仗工整，文采斐然，感情深沉，被當時及後世廣為傳誦。

北宋滅亡後，宋高宗在戰亂中登基，隨後被金軍追剿，東躲西藏，惶惶似喪家之犬。在這多事之秋，措置國家大事的詔書頻頻發往各地，對起草詔書的速度和質量便有了更高的要求。當時，汪藻任翰林學士，這一時期宋高宗的詔書，大都出自他之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宋史?汪藻傳》）宋高宗還曾在自己用過的白團扇上，揮筆寫下「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贈予汪藻，表彰他的詔書擬得好。

汪藻不但才華卓絕，還潔身自好，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宋徽宗時代，宦官梁師成因善於逢迎而深得宋徽宗寵幸，身兼數職，官至檢校太傅，百官任免升降，他可隨意處之，權力比宰相有過之而無不及，時人稱為「隱相」。梁師成一手遮天，那些文官武將紛紛拜倒其門下，極盡攀附之能事。有個武官叫吳可，著實無才，梁師成在他的阿諛下，竟然高度評價吳可「能詩」，引為親信。當時，汪藻正因得罪了王黼而仕途不暢，梁師成知道汪藻有才，也想拉攏，他讓吳可向汪藻轉達自己的意思說：「你汪藻是有才華的人，我早聽說過你的大名，你來見我，我可設法提拔你到皇上身邊出任翰林學士之類的文學侍從官。」

對於一個仕途落魄的士大夫來說，這還不是天大的好事？可汪藻並未去拜見梁師成。同僚奇怪地問他：「我們登『隱相』之門，如同登天，他召你都不去，這是為什麼呢？」汪藻呵呵一笑說：「讓我與吳可輩為伍嗎？」對此不屑一顧。頭巾氣重，愛惜自己的羽毛，這就是才子汪藻的人格與品性。

汪藻生於北宋北宋元豐二年，卒於南宋即興二十四年，歷北宋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和南宋高宗五朝。他二十四歲中進士，青年時期在基層任小官，又受王黼壓制，頗不得志。中年以後，經歷「靖康之難」，金人南侵，北宋滅亡，頻遭戰亂之苦。南宋建立後，他雖然曾經任過兵部侍郎、翰林學士之類的高官，備受皇帝青睞，但也只是仕途上的曇花一現。

宋朝那些文官武將，似乎從沒一個意見統一的時候，總是吵吵鬧鬧，爭權鬥氣，和平年代如此，戰爭年代更是如此，加上汪藻頭巾氣重，不能屈從與苟且，因此經常遭到同僚彈劾，在仕途上上上下下，沉浮不定。後來，又有同僚以他曾攀附蔡京、王黼為由彈劾他，以至「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從此投閑置散，再未進入權力核心，最後抑鬱而終。

在南宋高宗時彈劾汪藻攀附北宋徽宗時的宰相蔡京、王黼，這理由倒十分荒唐可笑。不說曾受盡了王黼公報私仇的鳥氣，就是與他無仇的蔡京，他這七品芝麻官，怎麼能攀附得上人家一品宰相蔡京呢？他在宋徽宗一朝始終未能顯赫就是明證。不過，相對於山河破碎、生靈塗炭的民族大痛，相對於一個時代的覆亡和中華文明所受的洗劫與摧殘，汪藻個人這點榮辱得失又算得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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