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華北地區鄉村戲劇的改造

摘自《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1期，注釋從略。

20世紀上半葉，中國進入一個政治力量向下滲透的控制期。

可是縱觀華北鄉村權力變遷的歷史軌跡，沒有哪一種政治力量能比中共更有效控制華北鄉村社會。

其緣由固然為多種因素交融的綜合體，但是一種持久的社會控制力，賴於人的思想意識的改造與重塑。

因而中共在華北鄉村所獲得的前所未有的執行力和威信力，在某種程度上緣於中共對鄉村群眾的文化改造，或可說，中共找尋到了能夠有效地進行群眾思想文化教育的渠道，從而將自身政治文化與鄉村群眾文化成功地實現對接與交融。

戲劇與中共戰時動員

長期以來，戲劇是中國鄉村社會中最流行的大眾化的一種表現藝術，對觀眾的要求不高，無論男女老少，觀賞戲劇時都能藉助視覺與聽覺的雙重衝擊沉浸其中。

因此，戲劇經歷歲月磨礪，逐漸演化為鄉村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變成鄉村群眾文化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種精神食糧。

戲劇的吸引力緣於在鄉村社會中觀看戲劇這一行為所具有的娛樂性，在集體性娛樂生活匱乏的年代，如此集中的人群共享一件事情足以使人熱情高漲。

其實，貪求娛樂只是鄉村群眾觀戲的本能表現，真正讓戲劇深入群眾生活的是內中的教化。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華北地區淪於敵手，大部鄉村陷於戰火中，鄉村群眾原有的文化生活秩序受到嚴重衝擊，戲劇同樣受到威脅，生存境遇悲涼，呈現凋敝景象。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深入華北敵後，創建多塊抗日根據地，開展各項政治工作。

對於此時的中共而言，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進行群眾動員，然而很多區域由於生存環境過於惡劣，根本不具備相應的群眾動員條件。

《保衛蘆溝橋》由中國劇作者協會集體創作於1937年。此劇由歌頌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的蘆溝橋軍民的《暴風雨的前夕》、《蘆溝橋是我們的墳墓》、《全民的抗戰》3個獨幕劇組成。《保衛蘆溝橋》是中國戲劇工作者團結抗日的先聲，它揭開了抗戰戲劇的序幕，標誌著中國話劇運動進入了抗日戰爭新的歷史時期。

戲劇在鄉村生活中的獨特氣質引起了中共工作者的注意。隨著中共根據地的發展與穩固，各級政權和群眾組織皆注重發揮戲劇的宣教意義，將其納入戰爭動員話語體系中。

戲劇作為溝通中共政治文化與鄉村文化途徑的功能充分彰顯。在民族戰爭背景下，鄉村戲劇與中共政治動員聯繫起來，成為中共戰時政治動員途徑的理想選擇。

改編舊劇

在民族戰爭造成的殘酷生存境遇下，戲劇與中共動員結合的要旨是為中共戰時政治服務，然而舊劇深受傳統影響，其敘事主題多是宣傳封建禮教或忠義觀念，政治語境多是「帝王將相」或「才子佳人」，完全服務於舊統治政權，歌頌的是一種帝王秩序下的倫理文化，頌揚的是一種符合舊政權的歷史觀。

可見，舊劇形態並不適應中共革命意識形態，根本無法滿足新的政治秩序的需求。

要使舊劇服務於自身政治，就必須改造舊劇，使其與戰時政治工作緊密結合，即在保持舊劇敘事結構不變或稍變的前提下，以戰爭、動員、生產等新的政治理念為要旨，相應地排斥舊有傳統敘事觀念，使其開始與激發民族意識和革命情緒的中共動員主題契合在一起，從而構築一種符合中共政治需求的新的價值倫理。

編演新劇

新劇主要是以抗戰、翻身、生產、參軍、模範、訴苦、復仇等現實政治為敘事主題，展現鄉村群眾自身生活的藝術表演形式，是一種嶄新形式和內容的劇目。

在中共看來，改造舊劇只是一個替換價值主題的過程，編演新劇則是對舊劇歷史觀的一種拋棄和革命歷史觀的一種建構。

由於新劇是一種新形式新內容的藝術表演，改造者可以按照自我的政治設計，構建屬於革命本身的戲劇，完全展現的是新的革命歷史敘事。

在這種劇目中，戲劇主題的倫理價值總是表現出積極與落後、正面與反面的「二元對立」政治取向，在其主導下，劇情設計帶有明顯的政治選擇性。

在新劇中，一個普遍的題材是以鄉村階級鬥爭生活為核心的戲劇情節，中共將自身階級理論通過情節設計運用到戲劇表演中，通常不是生硬的階級概念的傳輸，而是投射為兩個對立階級貧僱農與地主間的鬥爭，將日常的鄉村階級鬥爭集成為「你死我活」的命運軌跡，以此升華為帶有明顯階級立場的政治抉擇。

另一個普遍的題材是以重構家庭關係為核心的戲劇情節，中共藉助劇情設計將革命文化理念輸送至鄉村家庭，將晦澀的政治術語內化為家庭生活語言，宏觀的革命鬥爭場景影射為微觀的家庭成員間的相互衝突，賦予日常的家庭行為以革命性，將細微的家庭內部衝突闡釋成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挑戰、對中共革命道德的嚮往，同時將其擴散至鄉村層面、鄉村外部，最終提升為關乎革命政治立場的宏大主題。

新劇因是完全按照中共政治需求進行設計編演，不僅在戲劇主題、敘事結構、服務對象和教化內容上有了質的改變，相較通過改造舊劇而來的劇目，還有一個明顯優勢就是自由、靈活、簡化的表演形式。

中共編演的現實劇理順了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不僅解決了改造舊劇所遇到的困境，還藉助「自編自演」的戲劇演出構建起符合自身意識形態要求的新劇目，使劇目保證了教化性而不失娛樂性，最終促成根據地鄉村戲劇群眾性的娛樂高潮。

這種高潮的出現，不僅響應了戲劇要為中共中心工作服務的政治號召，也體現了民俗文化逐漸適應外來政治文化侵入的過程。

當鄉村群眾沉溺於為革命宣傳服務的戲劇中時，他們自然便會產生一種類似宗教情感的熱情，這種熱情很容易被引導進中共革命意識形態體系之中，最終化作支持中共的忠誠。

政治訓誡

抗戰勝利結束後，中共在華北鄉村社會的政治執行力愈加牢固，根據地的鄉村社會生活也愈加穩定，鄉村群眾也沉浸在自身利益獲得滿足的喜悅中，很多村莊湧起了唱戲熱潮，這提供了傳統戲劇重新煥發生命力的時機。

舊劇也開始復甦。舊劇復甦或許是鄉村群眾渴求娛樂的一種外在表現，但失去了政治教化的娛樂對中共而言毫無價值。同時，新劇愈加繁榮，反而失去了政治約束。

舊劇復甦、新劇繁榮帶給中共的問題是明顯的，舊劇仍是在服務於帝王秩序，顯得與現有鄉村秩序格格不入，而新劇存在政治意識模糊、階級立場不穩的弊病，可謂「舊毒」和「新毒」共存。

為保證戲劇的教化特質，消除「毒素」的理想選擇莫過於直接介入權力進行政治訓誡。

事實卻也如此，自1947年起中共宣傳部門相繼刊發文藝創作審查條例，圍繞劇團和劇目兩個重點領域展開政治審查，開始了新一輪的鄉村戲劇消「毒」工作。

與此前相比，這次改造戲劇的目標更集中、力度更強大、意圖更明顯。

同時為了保證戲劇審查制度的執行，中共通常會對執行不力者採取較為嚴厲的政治訓誡，在政治壓力中地方政權開始執行嚴格的審查制度，並在審查後生成檢查報告，及時送交上級機關。

在革命潮流中，中共對鄉村戲劇的改造有了不同以往的介入度，通過自身政治權力對戲劇進行直接的介入，通過政治訓誡將其中符合革命需求的元素保留下來，不符合的元素直接刪除出去，更是注重對劇團和舊劇人的政治控制。

可以看出，中共將戲劇改造置於「民族話語」和「階級話語」的政治語境下，與戰時動員工作緊密關聯，將劇目是否宣揚民族主義和鼓勵階級鬥爭視為演出評判的基本準則。

中共此舉保證了戲劇寓教於樂的特性，這是對鄉村戲劇本質屬性掌握日漸成熟的政治表現，也是中共政權藉此在鄉村社會構建屬於自身政治文化體系的政治思慮。

中共對華北地區鄉村戲劇的改造其實是一個改造者逐漸熟悉改造對象的過程，是改造者尋找與改造對象平衡需求關係的過程，是改造者按照自身政治設計對改造對象進行消「毒」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改造者起初運用的是柔性的政治權力技術，重點替換、重構戲劇的教化主旨，他們從舊有基礎入手改造舊劇，進行內容置換，將政治和革命元素植入劇目中，發掘戲劇的教化屬性。

隨著改造的深入，改造者編演新劇，逐漸突破舊形式，刪除舊有形式中的文化符號，有意識地融入新的具有政治意義的象徵符號，將鄉村群眾的現實生活引進戲劇表演中，不管是在服裝道具、舞步語言，還是內容題材上，都帶有強烈的日常化傾向。

此舉的意義在於改造者引導鄉村群眾參與到戲劇的創作和演出中，讓他們成為戲劇表現和歌頌的對象，尤為關鍵的是要實現兩種文化的交融，使鄉村文化認知並服從中共政治文化的權威。

但是，政治勢力的介入並不能徹底摧毀鄉村戲劇的本質屬性，當中共革命形勢明朗時，被視為封建落後、喪失立場的娛樂屬性便流露出來，中共改造者開始運用硬性的政治權力技術，加強介入的政治力度，對劇團和劇目進行政治訓誡。

經過政治強力的改造，中共政治文化的話語體系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滲入鄉村戲劇中，潛移默化地教化鄉村群眾，成為他們感情的療傷劑，實現了中共政治文化與鄉村文化的共鳴。

當然，作為改造對象的鄉村戲劇也並非盡為刀俎之肉，戲劇本身作為鄉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自然帶有獨特的鄉土性，當外來政治文化強力介入後，這種鄉土性並不是與其對立隔絕，而是緊密結合，進而生產了帶有明顯外來文化特性的成果，看似其服從了外來政治文化，實則是自身內部具有強大包容和稀釋其它文化運行機能的結果。

所以不管外來政治文化力量強弱，也只能一度改變它的形態，難以剝離內在的鄉土性，只是在強大的外來力量面前，其鄉土性隱藏了起來，一旦外在力量衰減或消失，它便會重新卷殺而來。

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時期內戲劇始終是政治的管控對象，中共甚至一度編演更具有階級立場和政治意圖的革命樣板戲，即使如此，戲劇也未喪失掉原本屬性，待政治色彩褪去，其原貌再度浮現。

END

作者單位：淮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

原文載《黨史研究與教學》2016年第3期，原文約2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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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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