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飛鴻的「無所謂」

「成長就是給自己找個最舒服的姿勢，躺著、半坐著、斜倚著??找到最舒服的姿勢，然後一直保持，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

對俞飛鴻的採訪約在她的工作室。那天，我早到了幾分鐘，一推門，她就站在門口，身旁圍著3個人，擺弄著她身上那件紅棕色禮服。4個人一起左右端詳，討論側過身拍照，這寬鬆的腰部剪裁會不會有些顯胖。

工作室不算大，牆上的海報大多來自兩部影視作品——《我愛你，再見》和《愛有來生》，前一部俞飛鴻是製片人和出品人，後一部她是導演，當然，兩部作品的女主角都是她自己。

俞飛鴻很守時。她試完服裝，換上輕便的白色背心和寬鬆長褲，採訪準時開始了。

演員、導演、製片人俞飛鴻

「他們說是一個專題採訪，說實話，我興趣不大，不太喜歡聊話題性的東西。我不太喜歡自詡成一個什麼代表，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更不願意去引導別人，號召些什麼，群體活動我不太喜歡參與。沒關係，既然今天咱們在這兒了，就隨便聊吧。」俞飛鴻給出一個坦率的開場。

美與自由

採訪前，我看了她前陣子接受的一個視頻訪談，與她對談的是曾經的記者許知遠。兩人面對面坐在茶室里，俞飛鴻講得神采飛揚，對方突然冒出一句「你真是挺好看的」。這話把俞飛鴻逗笑了，大概也把很多觀眾逗笑了。

沒想到的是，當我，一個女人，坐在俞飛鴻對面時，冒出的第一句話也是「你好美啊」。這讚美來得很突然，完全地情不自禁。

她又笑了笑，沒接茬。在過去的40多年裡，她應該早已習慣了這種讚美，對她來說，就像見面打招呼一樣稀疏平常。

一個家境殷實又美麗的女孩在這世上會經歷什麼？

「美？到底能有多美？大家都是一張嘴，兩隻眼睛，一個鼻子，能美到哪去啊？」俞飛鴻在自己臉旁比比畫畫，「小時候，家裡沒人說這個，我一直把這誇獎當成善意的傳遞。」

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俞飛鴻對自己的美是不自知的，但美這東西是個客觀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讓俞飛鴻的世界被她口中的善意環繞。

小時候，她是街坊鄰居的洋娃娃，大家搶著給她織毛衣、做衣服，放了學總有人輪著班在幼兒園門口接她。大姐姐、小阿姨們把她按在椅子上，再把火鉗燙熱，揪起一綹綹頭髮，在火鉗上繞幾圈，給她燙出一頭羊毛卷，看起來更像個娃娃了。

上高中時，班裡最野、最凶的男同學會和假小子打架，但對她就溫順很多，還會偷偷塞給她好吃的。高考報了北京電影學院，她跟六七個男生結伴去北京藝考。回來的火車上人貼人，大家受不了了，慫恿她去和列車員說說，給大伙兒找個能立腳的地方。交涉的結果是，列車員把她和一起的幾個小夥子帶到了郵車車廂，和成堆的信件靠在一起，寬敞、涼快，自在極了。

美麗帶來的特權沒讓俞飛鴻驕縱，被照顧得太好，反而束手束腳。這和她的家庭教育有關。父親是清華畢業的高才生，母親也是讀書人，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大人好好工作，孩子好好學習，什麼都不缺，獨缺一點點離經叛道。

「我很小的時候就特別希望能長到30歲，因為30歲的女人看起來是一副可以自己做主的樣子。」俞飛鴻回過頭來想，從18歲進入大學到30歲之前的那十幾年，她一直在努力拓展自己自由的維度，不是物質上的自由，更多是精神上的，很私密，有點暗流涌動的意思，看起來無關緊要，也不會讓生活起太大波瀾，但對她來說，沒有不行。

追求自由是從逃離開始的。她原本考上了一所杭州的大學，但總覺得還在家人、親戚和朋友們身邊，還是有依靠，於是，決定重考，去北京，讀電影學院。

逃離故鄉並沒讓俞飛鴻活成另一個模樣，她依然是好學生，成績好，守規矩，老師、同學都喜歡。畢業後她還順利留校，用掉了系裡唯一的留校名額，這在父母和外人看來，實在是個安穩的好差事。

工作一年，她又覺得哪裡不對，還是想逃。這一次要逃去美國，一來學英語，二來再次逃離熟悉的朋友圈和時不時提供幫助和照顧的叔叔阿姨，看看能不能真正地一個人生活。對於一個家境良好的美女來說，很多便利與生俱來，接受便是，俞飛鴻卻很難對此心安理得，她似乎沒有辦法從外部提供的任何讚美和幫助中找到安全感和自由，她要全權接管自己的生活。

「一本護照，一門外語，一張信用卡，那是我二十齣頭時最想擁有的東西。」到美國學習語言，俞飛鴻一次性得到了這三樣東西。她在美國學會了很多自己之前不會做、未來可能也不需要親手去做的事，比如換燈泡、開車、辦各種身份證明和信用卡、幫朋友在4S店裡討價還價??「我可能不需要一個人去面對很多事情，有些事我可以選擇不做，但我需要知道自己能做，這樣內心才覺得是真的自由了，不然總有疑慮。」俞飛鴻說。

這種思維方式非常西方。我可以不選擇，但我需要有選擇的權利和能力，對於自由邊界的探索，貫穿了俞飛鴻的18到26歲。

26歲，俞飛鴻在美國街頭險些被一輛飛馳而來的私家車撞出斑馬線，她跑過去，踢著對方的汽車輪胎大吼大叫，用學會的所有英語髒話、俚語問候對方。「說來很好笑，那是我第一次直接表達憤怒。」俞飛鴻在視頻訪談里聊起這段經歷，她把那次憤怒視作自己在美國所修的最後一門課。儘管在之後的近20年里，她幾乎沒再有過如此聲勢浩大的憤怒，但那次怒吼讓她知道，憤怒這項缺失多年的能力她終於習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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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有來生》

1997年，俞飛鴻從美國回來，接拍的第一部戲是《牽手》。片方和導演本來想讓她演女一號夏曉雪，她看了劇本，挑了女二號王純。王純，一個剛大學畢業的漂亮姑娘，男女主角婚姻的第三者，不太討好的角色。「但我覺得，自己當時剛回國，和她的狀況很像，事業剛起步，表演上能找到支點。」俞飛鴻的想法簡單直接。

王純這個角色讓俞飛鴻火了。福利和代價是，片約不斷。90年代末，中國的電影、電視劇剛剛市場化，大家拚命賺錢，演員的工作規範還不完善，經常連軸轉。「完全沒有在創作的感覺了，只是在機械重複勞動，我必須要停下來，找回創作的快感。」在紅了的過程中，俞飛鴻被名氣和高強度工作束縛，又不自由了，於是，緊急叫停。

接下來的近10年，她把自己獻給了一部電影和一部電視劇——《愛有來生》和《我愛你，再見》。

《愛有來生》劇照

「我1996年看到須蘭的這篇小說《銀杏，銀杏》（電影《愛有來生》原著），2001年買的版權，2007年開拍，一個女人的黃金年齡，是這本小說和這部電影陪我過來的。」俞飛鴻感慨。

她是在往返美國的某班飛機上讀完這篇小說的，原著不長，9000多字，一氣呵成。故事很中國，很執念。阿九一家被土匪殺害，為報仇，她潛到土匪頭子的弟弟身邊做情人。一邊是弄假成真的愛，一邊是不共戴天的家仇，阿九選擇結束生命，與愛人相約來世。愛人化作孤魂，在樹下等她50年，再輪迴，阿九已成別人的妻子，兩人的前世和今生，都是錯過。

「看完之後，一直想著，偶爾和朋友聊起來，就會講到這個故事。買了版權，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人拍，朋友勸我自己拍。」據說，勸俞飛鴻自己做導演的人是王朔。2000年初，轉行當導演的演員還不多，女演員更是鳳毛麟角，徐靜蕾是最成功的一個，她的轉型也有王朔的功勞。

從和俞飛鴻的聊天中就很容易感覺到，她是個溫柔的人，但也是個糊弄不了的、較真兒的人。你的觀點，她但凡有半點不贊同，就一定會指出來。她大概是我見過的最喜歡向記者提問的演員之一。

這點提問的勁頭和籌備《愛有來生》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拍這片子之前，我挺順利的，沒受過什麼罪。這片子對我影響挺大的。」俞飛鴻說。

她怕見生人，沉默寡言的性格不得不改變那麼一點。每天和各個部門據理力爭，與美術組半米半米地爭執搭建場景的內部結構，和道具師一件一件勾對屋子裡要擺的鍋碗瓢盆。她說自己從來都不是領袖，但做導演就得以身作則，看景時，自己噌噌噌走在前面，一口氣爬上上千米的山，後面跟著的人不敢有半句怨言。「我不偷懶，我把自己全交待出去，那就什麼遺憾都沒有，不然的話我心虛，我從來都不喜歡心虛的感覺。」

但和這些落在實處的執行力相比，《愛有來生》對於30多歲，不曾經歷滄桑的俞飛鴻來說，最大的意義在於，讓她體會到了絕望。在接受許知遠「十三邀」的採訪時，她描述過當年雲南的那場雨。雲南是《愛有來生》的取景地，拍攝期間，當地的雨季提前到來。一開始，雨下得斷斷停停，每天還能拍幾個鏡頭。到了後來，雨不停了，七乘二十四小時地下，每天劇組要白白損耗幾十萬元，面臨不得不撤離的困境。

《愛有來生》劇照

「我留在腦海中印象最深的一個場景是，我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雨，不知道站了多久，內心沒有起伏，沒有悲傷，一片空白，出奇的鎮定。原來，當你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的時候，不是憤怒，也不是悲傷，是空白。」

2009年，《愛有來生》上映，口碑不錯，票房卻不好。「具體數字就不要糾結它了，外面的數字都是不正確的，都無所謂，它確實沒賺錢，這是真的。」

在拍攝《愛有來生》之前，俞飛鴻還折騰過一部沒怎麼賺到錢的電視劇——《我愛你，再見》，也是一個關於錯過的故事。高中校園裡的姐弟戀情侶，因為誤會和成長而分開，糾纏了十幾年，不斷錯過彼此。

《我愛你，再見》劇照

這符合俞飛鴻的審美：錯過就錯過了，錯過不一定不美，沒錯過也不一定美，順其自然，萬事都不強求。這也是她當下的人生態度。在剪輯《愛有來生》時，她還被另一部電影打動過——西恩·潘的《荒野生存》。那種對自由的極致嚮往，讓30多歲，在剪輯房和家之間兩點一線的俞飛鴻流淚了。

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採訪中，我總試圖和俞飛鴻聊聊年齡，聊聊嚮往自由、頓悟和生活轉變的節點。但她好像不是個有時間概念的人，也從不喜歡用時間來歸納和標註生活。就像她的長相一樣，似乎沒年輕過，也好像沒有老過。

「不要總問我什麼時候，沒有明確的某年某月，就是一種感受，很難說清是哪一年，哪一個時刻，肯定是在成長的過程中發生的。」俞飛鴻說。

26歲，從美國回來，知道自己靠一本護照、一門外語、一張信用卡就可以生活，學會了憤怒，學會了盡量不求助於人，俞飛鴻就覺得自己內心越來越自由了。當下，她46歲，與內心自由相對應的是，行事作風越來越規規矩矩，越來越遵從眼前的社會規則，越來越對自己無所求。

她對演戲無所求了。「沒有太多規範，不給自己下套，不給自己壓力，遇到好的是意外驚喜。畢竟，演員是被動的。」《愛有來生》之後，她也不以導演自居。「不會為了做導演而去找故事，閱讀是個習慣，有事沒事都會讀一些東西，沒那麼目的性。」

既是女主角，又是導演

她對外界的目光也無所謂了，我反覆確認，她都一口咬定。「證明給誰看？要給誰看呢？誰對我來說那麼重要？觀眾嗎？你覺得再好，拍出來，人家覺得是狗屎，也沒轍。你最多是茶餘飯後的五分鐘談資。父母嗎？你永遠是他們摯愛的孩子，永遠那麼重要，沒什麼可證明的。朋友嗎？他們更無所謂了。」

她對婚姻無所求了。不拒絕，也不排斥。她說，男人從來不是她拓展生命維度的方式。

她對很多政治正確的立場也不感冒。比如，女權。在和許知遠的對話中，她常常提到男人和女人，並不是倡導女性權益，只是想了解在這個既成事實且短期內也無法改變的男權社會裡，男人與女人的觀念差別。對此，她不抗爭，甚至有點慶幸：男人受男權、責任、面子和慾望所累，女人輕巧很多，可以不出頭，不爭名逐利，也可以偶爾偷個懶。

這種「無所謂」的態度來源於她對自我的認知。「年齡越大你越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裡，一開始還找不準，但越來越清楚，優勢、劣勢、長處、短處，你開始知道自己的範圍在哪裡，哪些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哪些不能。在自己發揮很好的範疇里盡量發揮就好了。」

「無所謂」也來源於她從小所受的教育。逃離了一大圈，她又回到了少年時期被圈定的規範里，並且心甘情願。「生活中我不太喜歡失衡，很多規範，我不想去打破，打破了你要負責任，要承擔後果，能不能承受要考慮。安穩一點更好。」

俞飛鴻喜歡看人物傳記。看凡·高，她慶幸，慶幸自己沒有被賦予太多才華，「保持平庸就好」。她也看武則天的人生，前半段的「宮心計」她不在意，反而對武則天40歲之後的經歷有興趣，覺得中年之後的武則天所作所為已經超越了性別，在政治遠見上可以和男人相抗衡。她有興趣扮演中老年武則天，卻沒興趣經歷類似的波瀾起伏的人生。

曾經一度，我們的話題莫名轉到抑鬱症。「身邊幾個朋友都跳樓自殺。」俞飛鴻有很多文化圈、演藝圈的朋友，人到中年，自覺或不自覺地思考起生與死的話題，有些人病了，邁不過這個坎兒。而她最接近死亡的一刻是嘗試蹦極，「站在那兒的那一刻你才知道，生活中有多邁不過去的坎兒你才會選擇跳樓啊！」思考死亡勢必要探討哲學層面，但她不願意給自己找麻煩，假裝對此毫無好奇心。

俞飛鴻在電影《悟空傳》中飾演華姬

聽起來，她是以一種「傻白甜」的方式在生活，但似乎是繞了一大圈，經歷過思考後，主動選擇了這一方式。就像很多年前，她接受「鳳凰非常道」採訪時所說的：「我喜歡蒼白，您要知道，我喜歡它平淡無奇，這是我想要的，我根本就沒有想要不蒼白的人生。」

對蒼白的嚮往大概來源於她本質的悲觀。採訪的兩個小時里，我最終也沒搞清楚，一個美麗又被寵大的女人是怎樣開始篤信「生活本身是無意義的」。但目前來看，這種存在主義的價值觀似乎真的讓她自由了，踏實了，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姿勢」。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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