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麟閣：一位知識分子的熱血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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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籍早期抗日英烈中，有兩位同叫「麟閣」的愛國將領。相比盧溝橋事變中以身殉國的名將佟麟閣，洪麟閣的名字可能不那麼為人所周知。

從遵化鄉間生活安逸的「閣四少爺」到察哈爾抗日軍中的青年軍官，從白面長袍、在講台上侃侃而談的高校教師到冀東大暴動的主要領導者——面對一年年國土的淪喪，當「華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時，他被迫一再放下「教育救國」的理念投筆從戎，直至為國捐軀。

洪麟閣，從一介書生到抗聯司令，傳奇人生的背後，正是民族危亡關頭一代愛國知識分子的集體選擇。

父親洪麟閣犧牲的時候，洪澤才3個月大。

如今，77歲的洪澤已經滿頭銀髮。

雖然說不上對父親有任何直接的記憶，但向記者轉述完從母親口中聽到的關於父親的事迹後，洪麟閣最小的女兒洪澤語調陡然一沉：「我，特別理解我的父親。」

「人的一生總要選擇個人的生活道路，我父親，恰好是一個把個人尊嚴和民族尊嚴看得高於一切的人。這種人，恐怕再有一百遍、一千遍，還是會做這樣的選擇。」

「我回去換個陣地，繼續抗日」

82年前的那個夏天，洪麟閣最終選擇了「辭職」。

雖然此前一年，剛至而立之年的他剛剛被提升為馮玉祥西北軍的一名軍法處長。

「父親原本只是一介書生，一度投筆從戎，後來又解甲歸田，辦報紙、辦教育，頻繁的身份轉換都是為了找到救國的出路。冀東暴動後，父親他們為抗聯部隊設計了藍底白字的『雪恥』臂章，他自己也是戴著這樣的臂章殉國的。洗雪國恥，正是那一代知識分子最強烈的願望。」相比幾乎從未與父親相處的小妹洪澤，洪麟閣的次子、84歲的洪汶對父親的印象更加直接和深刻。

在洪汶看來，父親洪麟閣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迫切地希望尋找國家貧弱、民眾痛苦的根源和突圍之道。「這是一個痛苦的求索過程。雖然父親無論從事什麼具體工作都表現出色，無論走到哪裡都是常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他本人感受更多的，卻可能是處處碰壁、欲求救國而不得的痛苦。」

1902年，洪麟閣出生在河北遵化地北頭村一個滿族中產之家，1921年升入地處天津的直隸法政專科學校。國內軍閥混戰貫穿了洪麟閣求學經歷的始終，由於政局動蕩，學校經常停課，洪麟閣藉機走向社會，深入調查，和同學一道創辦地毯工人臨時醫務所、工人「千字課班」，還成立起「天津青年勉勵會」，並在1924年畢業後幫助「青年勉勵會」創辦起一所旨在普及文化知識的平民學校。

1927年，北伐期間，年輕的洪麟閣以文職身份來到河南省某縣擔任主管司法的「幫審」。當時駐縣的馮玉祥部士兵中有人酗酒尋釁鬧事，洪麟閣在掌握證據後，立即將歹徒關押，並特向馮玉祥致函申明原委。馮玉祥看過信後，對洪麟閣的依法處置非常滿意。不久，在母校校長的推薦下，洪麟閣加入馮玉祥部取得軍籍，踏上了第一次從軍之路。

初次投筆從戎，原名洪占勛的洪麟閣在填寫履歷表時為自己改名「沖霄」，寓意怒沖霄漢，為國家民族奮鬥到底。

「雖然是書生出身的軍法官，但父親在馮玉祥部跟普通戰士一樣參加軍事訓練，摸爬滾打拚刺刀，並參加了著名的察哈爾抗戰。」洪汶說。1933年5月，日寇相繼侵佔長城各口和冀東各縣，平津、華北形勢危急，洪麟閣隨馮玉祥、吉鴻昌等率領的華北民眾抗日同盟軍進擊侵犯察北的日偽軍，收復一度失守的張北、沽源、康保等縣城。

然而，在日軍的反撲和國民黨軍隊的進逼之下，察哈爾抗戰最終卻以抗日同盟軍被迫解散告終，馮玉祥也被迫下野。就在馮玉祥離開部隊前夕，洪麟閣找到馮玉祥當面請辭：「軍閥混戰，獨夫擁兵，就是不打日本人。我回去換個陣地，繼續抗日。」

「父親第一次投筆從戎，追求是停止戰亂、救民於水火，可是非但救國理想不能實現，連自己的家鄉冀東也逐漸淪為了日寇的實際控制區，他的失望和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行伍生涯中保持了知識分子本色的父親，就這樣選擇了告別舊軍人身份。回到家鄉時，除了馮玉祥賜送留念的一口皮箱和一卷書畫，他只帶回了一張漂亮的雕花毛毯——那是紀念北伐勝利的嘉獎品。」洪汶告訴記者。

如今，那張毛毯和那口長約一米、寬約70厘米、高約30厘米的皮箱仍靜靜地躺在遵化洪麟閣故居的陳列櫃里，皮箱表面油漬斑駁、四角微微起皮。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直至洪麟閣犧牲時，這口皮箱一直被他用來盛裝革命文件及貼身衣物。

一幅「愛」字刺繡，是洪汶保存的唯一一件父母遺物。記者周聰聰攝

「為了抗日和共產黨走到一起，對他而言就是一個必然」

「憑藉爺爺當時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冀東淪陷後他完全可以選擇南遷或出國，是什麼讓他選擇了留下、為民族存亡奔走呼號呢？」洪麟閣的孫子洪熙生長在和平年代，是從父輩口口相傳的追憶中了解祖父的，敬佩之餘，他一直試圖探究祖父當年的心路歷程。

1933年秋，洪麟閣輾轉抵達唐山，受工商日報總經理馬溪山賞識，出任報社總編輯。在此期間，洪麟閣旗幟鮮明地抨擊時政，大造抗日輿論，報紙曾一度被當局查封，洪麟閣、馬溪山等人都成了被告，被傳到北京。公堂之上，洪麟閣慷慨陳詞：「如今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凡引狼入室者為賣國，抗戰圖存者為愛國。我們報紙宣傳抗日救亡，罪在何處？」

1935年夏，洪麟閣應好友楊十三的聘請，進入位於天津的河北工學院任職，分管齋務科行政事務。由於籌辦專供平民學生用膳、輪流幫廚的簡易食堂「窮膳團」，他深得學生愛戴。然而，正是這一年，華北形勢更加危急。

「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當年那一代知識分子對『亡國』二字的切膚之痛。」唐山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編審李成民告訴記者，就在這一年，已經越過長城實際控制了冀東的日方，索性唆使大漢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東22縣「脫離中國政府管轄」，使冀東徹底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之前父親也有很多日本朋友，但這一次他徹底被激怒了。」當年洪麟閣在河北工學院的同事後來告訴洪汶洪澤兄妹，「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消息傳來，洪麟閣沒等把報紙看完，就在辦公室里拍案而起，痛罵日寇「欺我太甚」！

華北之大，再也容不下一張寧靜的書桌。面對嚴酷的現實，洪麟閣不得不再次放下「教育救國」的理想。通過多方努力，他終於同天津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頭，並從那裡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5年11月，包括我校在內的天津學生自治會聯合發表《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洪麟閣依照黨的指示精神參與了對宣言的審定」。在以河北工學院為前身的位於天津的河北工業大學校史材料中，記者找到了這樣的記載。

「父親是黨外愛國人士，在那個年代，為了抗日和共產黨走到一起，對他而言就是一個必然。」洪澤這樣評說父親在國難當頭的第二次人生重大抉擇。

「李大釗對父親的影響很深，可以說他奠定了父親畢生追求的基調。」洪汶告訴記者，早在1921年底，洪麟閣在直隸法政專科學校求學期間，就和同窗好友結伴到北京，聽過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的演講。

「察哈爾抗戰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進行的，促成察哈爾抗戰的西北軍將領吉鴻昌就是共產黨員。而父親在唐山辦報期間的老搭檔馬溪山，則是1926年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在報社被查封停辦期間，他們還一起組織、協助過唐山工人為增加工資、要求抗日的罷工……」洪汶激動地述說。

1935年底，北平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天津學生立即響應，洪麟閣和楊十三一道組織了學生遊行示威，聲援北平學生。洪麟閣不僅參加了12月18日上午舉行的全市學生大遊行，當路遇軍警阻擊時，還直接組織學生分成兩隊，統一步調齊聲吶喊南北夾擊。在他的指揮下，學生們最終衝破阻截，勝利會合，這才得以按預定路線行進。

「按照毛澤東講的打游擊的辦法，帶起一撥隊伍，發動武裝跟敵人干」

初見洪麟閣的照片，烈士的年輕和英俊令人驚訝。

「父親身高一米八，眉目清秀，當年在河北工學院擔任齋務科主任的同時，也上講台授課，尤其擅講古典文學，《桃花源記》講得最有名，不僅僅是在工學院本校講，還應邀到南開大學講，有一大批學生擁躉——大概就是你們今天年輕人說的『粉絲』吧。」洪汶至今仍能清晰地記起父親平時在家言談中那些信口拈來卻充滿詩情畫意的片言隻語——「南來浭水自還鄉，小燕山下是吾家」。

而父親留給洪汶最珍貴的遺物，是一張親手為兒子拍攝的照片。

照片中，正上幼兒園的洪汶歪著身子，露出一張笑臉，眼睛還調皮地撇向一邊。「當時父親在河北工學院任職，我家住在天津仰山公園附近的公寓，和楊十三是鄰居。」洪汶指著照片中自己一身合體的制服和腳上穿的小皮鞋，「雖然我當時只有五歲，但從這樣的日常穿著不難看出，那時候我們生活條件很不錯。」

1931年出生的洪汶，當時可能很難意識到，國破家亡的一天，已經近在咫尺。

就在這張照片拍攝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日寇佔領平津。侵略者的飛機有目標地扔下顆顆炸彈，河北工學院頓成火海，所有建築物夷為廢墟。洪汶至今仍忘不了瀰漫在工學院的大火和海河兩岸聚集的無家可歸的難民。

很快，一群知識分子模樣的人秘密聚集到了天津法租界濱江道吉泰大樓。他們是河北工學院代理院長路秀三、著名教授楊十三、機電系主任馬澧、齋務科主任洪麟閣、工作人員連以農以及河北工學院校友趙觀民、張秀岩等人。就這樣，一群痛失校園的知識分子組織起來，同仇敵愾發出心聲：「中國已經到了最危難的時刻，應該萬眾一心，拿起武器，抗擊日本侵略軍！」因為成員以河北工學院師生為主，這個組織的公開名稱被定為了「工字團」。

此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共產黨人李楚離、胡錫奎到天津開展地下工作，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洪麟閣作為黨外人士、社會名流，被吸收為「天津各界民眾抗日救國會」的領導成員。1938年2月，洪麟閣帶著中共河北省委以華北人民自衛委員會名義發出的、組織發動冀東抗日暴動的指示，回到遵化縣地北頭村老宅，組織民眾抗日暴動。

「這兒原來叫『大本營』。」如今，坐在自家炕頭上，82歲的地北頭村村民陳寶順用手指著洪麟閣故居的方向告訴記者。雖然陳寶順當時年齡小，對洪麟閣沒什麼印象，但「大本營」的叫法早已刻在了他童年的記憶里。

1938年4月起，共產黨人李楚離、馬溪山和楊十三等工字團成員開始頻繁出入這座「大本營」，籌划起義。從最初五六十人的隊伍開始，短短三個月時間，洪麟閣部發展到了1000多人的規模。

「那時候這邊的南門都是關著的，他們走北邊的大門，能過大車。」根據陳寶順的描述，當時洪家的北門位於現在地北頭村的一條主路上，因為土改時，洪麟閣的妻子肖雨村主動出讓了一部分房屋，只剩三間小屋和兩進小院，如今這處灰色的磚瓦平房已經看不出當年的景象。

「起義前，為了幫父親籌措軍餉，母親把她陪嫁的金銀首飾、銀幣全拿了出來。」洪澤說，自己的外祖父肖廣福是位名中醫，在玉田、北京、天津都有店鋪。外祖父為人開明，不僅供三個女兒上大學，而且當年父母相愛時雙方都早有婚約，但外祖父竟然沒有反對，支持女兒自由戀愛。

當洪麟閣召集完當地巨商豪紳籌款，專程趕到玉田縣的岳父家時，老人家馬上設法籌措了大批經費，還把自己唯一的小兒子送到洪麟閣的隊伍參加抗戰。同被親人送入這支抗日隊伍中的，還有洪麟閣大哥洪占寬的獨子洪步余。

根據楊十三生前的回憶，洪麟閣當時曾說過這樣的話：現在全國抗日猶如乾柴待燃，我們不僅要組織學生運動，更要按照毛澤東講的打游擊的辦法，帶起一撥隊伍，發動武裝跟敵人干，我就不信咱中國人收拾不了鬼子！

「他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有人對他說：你鬧抗日，簡直就是拿著雞蛋往石頭上碰，你碰得過嗎？但是洪毫不動搖。」2015年4月24日，冀東烈士陵園管理處工作人員為記者調出了陵園收藏的洪麟閣原始檔案。一份紙張發黃的檔案吸引了記者的目光：這是上世紀80年代原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李楚離為洪麟閣出具的證明材料。

「冀東抗日暴動前夕，冀熱邊特委在豐潤縣田家灣子村召開軍事會議，會上宣布正式建立冀東抗日聯軍，高志遠任司令，李運昌、洪麟閣任副司令。同時組成三路指揮部，洪麟閣兼第一路司令。為加強黨對同盟軍隊的領導，河北省委派往洪部指導工作的正是李楚離。」李成民告訴記者。

「青紗帳起抗日去！」1938年7月6日至8日，武裝起義先後在灤縣洪北村、豐潤岩口鎮、遵化地北頭等地相繼爆發，這就是著名的冀東大暴動。「北起長城口，南至渤海灣，西起潮白河，東抵山海關，10萬義軍馳騁冀東大地，僅兩個月，連克盧龍、遷安、樂亭、薊縣、平谷、玉田等縣城，摧垮了除鐵路沿線以外的大部重鎮據點和遍布農村的偽鄉政權。」李成民說。

「小狼山戰鬥、堤（地）北頭戰鬥、沙流河戰鬥、龍山戰鬥、封台戰鬥、玉田戰鬥、川洪峪戰鬥……」冀東陵園洪麟閣檔案中，編號135、136頁原始記錄中顯示的一場場惡戰把記者帶回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每逢作戰，洪麟閣身先士卒，像個排長似的，帶著隊伍往前沖……」

在俘敵700多人、繳槍600多支的沙流河戰鬥中，年輕的洪步余為國捐軀。戰鬥結束後，面對鄉親的慰問，洪麟閣說，作為一個普通百姓，能為國犧牲，是洪步余的光榮，「大家推舉我們洪家人帶頭抗日，我們洪家人應當先以英勇獻身作表率。革命就得流血，流血先由我們洪家開始。」

一語成讖。

1938年10月15日，根據我黨派駐代表做出的冀東抗日聯軍退出冀東的決定，洪麟閣率部西撤，進駐薊縣台頭村，繳獲日軍途經此地時運輸的大批軍火給養後，遭遇敵人瘋狂反撲。身陷重圍的洪麟閣對部下說：「這是一場惡戰，要是死，咱們就死在一塊，做個肉丘墳，絕不讓敵人捉活的，要跟鬼子拼到底！」由於敵眾我寡，洪麟閣頭部和腿部負重傷。

「他絕不做俘虜。」洪澤當年聽人講，當初即便打仗時為了偽裝，父親也堅決拒絕換上鬼子的衣服。解放後，洪澤見到了從少年求學到冀東暴動期間幾乎一直與父親在一起、最後親手為之裝殮的全國政協秘書處處長連以農。連以農向3個月大就失去父親的洪澤講述了洪麟閣生命的最後時刻：「在拼儘力氣扔出一顆手榴彈後，他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77年後的今天，薊縣北台頭村兩華里以北，洪麟閣犧牲的那座山頭，仍然被當地人稱作「洪山嶺」。

1943年秋天，在洪麟閣犧牲5年之後的一個夜晚，兩個少年來到北京前門火車站。

「大哥洪濤通過地下黨去北嶽區根據地參軍的時候才15歲。雖然他年紀不大，但很懂事，一直都幫著母親照顧我們這些弟弟妹妹。」洪汶至今依然記得那晚送別哥哥的情景：「當時怕敵人發現，母親也不敢送，大哥走的時候就拎了個小箱子，沒想到一走就是永別。」

抗戰勝利後，洪汶收到了洪濤戰友的一封來信，信上說，1944年洪濤在敵人的掃蕩中犧牲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

「但是，三年後，母親又送我走上了革命之路，參加了解放戰爭。」洪汶，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離休幹部，靜靜地告訴記者：「在那個國難當頭的年代，我父親的選擇，我們一家人的選擇，可能就是我們國家民族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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