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懼中國覺醒：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因何後悔

大25期)：「不擴大事變，不行使武力」。

但是，這只是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陸大34期，後任天津特務機關長，最後做到陸軍次官)、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和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陸大33期軍刀組，最後做到參謀次長)這幾個主張不擴大事態的人的意見。這幾個人在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佔據了最重要的幾個職位，所以陸相杉山元大將也就隨大流，同意了這個意見，這就是這封電報的由來。

七七事變資料圖

石原是這樣想的：如果和中國開戰，即使把戰鬥區域限制在黃河以北地區，也需要：

一、同時動員15個師團；

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為止積蓄起來的軍需準備量；

三、戰火可能燒過黃河，擴大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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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半年以上的作戰時間；

五、55億日元以上的軍費。

所以需要採取不擴大政策。

所謂軍國主義，「軍」就比「國」大，軍部既然已經定下來了，接下來7月9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也就跟著否定了杉山元陸相提出來的向華北增兵兩個師團的建議，而通過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擴大派的人多才同意了不擴大，等開完了會被擴大派一推，杉山元也就改變了主意。

本來那張被戰後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畫餅是一個極大的悖論：因為有了石原莞爾這個日本陸軍的異類，才會有這張石原牌畫餅，同時也正因為有了石原莞爾，這張餅才會成為畫餅。日本民族有個缺點，缺乏計劃性，缺乏遠見。像石原莞爾這樣作出幾十年戰略規劃的人，實屬鳳毛麟角。所以石原莞爾從陸軍大學校畢業後，15年間無法進入陸軍中央機關，一直是不受歡迎的邊緣人。而當15年後，石原莞爾作為民族英雄進入陸軍中央後，表面上風光無限，但實際上在陸軍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處就是沒有官場經驗，不知道應該怎樣在官僚機構中上下周旋來推廣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會似的大陸浪人以外，沒有朋友，沒有人來指點他應該怎麼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壯軍官們妒嫉的對象：他是以一種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在石原身上還披著「戰神」的榮光的時候，大家不敢出頭反對他的意見，因此石原可以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榮光已經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別是石原莞爾被後起的那些以石原莞爾為榜樣的參謀們看作前進路上的絆腳石的時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騷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噴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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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只在平津當地，就是陸軍中央，也是擴大派佔了大多數，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軍務局兵務課高級課員田中新一中佐(陸大35期)和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

天津軍司令官病入膏肓，參謀長橋本群少將(陸大28期軍刀組，後來做到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但是由於諾門罕事件的牽連，1939年被轉為預備役)倒還是主張慎重行事，但一幫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卻無比關心，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陸大21期)、參謀長東條英機(陸大27期)，朝鮮總督南次郎(陸大17期，後來的甲級戰犯)、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陸大22期，後來做到總理大臣，甲級戰犯)等，紛紛上書，要求中央「決斷」。關東軍還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線給牟田口們打氣。

當時這些人當然沒有想到，他們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國，對於他們來說，「懲膺暴支」僅僅是一個合乎常識的選擇。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這些所謂擴大派也沒有想到，以後的戰火會擴大到全中國，甚至燒遍了半個太平洋。不就是懲罰一下那個衰弱了還不肯老老實實的支那嗎?怎麼就值得石原莞爾那麼神經質呢?石原在盧溝橋事變以後主張不擴大事態的論調，除了引起日本陸軍中央機關的官僚和少壯派軍官反感之外，沒有任何效果——什麼擴大事態?這個所謂的事態不就是你石原本人製造出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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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些擴大派的主張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僅僅主張把中國軍隊趕出平津地區的，也有像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那樣，說乾脆把黃河以北全部解決算了，最積極的是陸軍省軍務課長田中新一，他說「不擴大就不擴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確實不算擴大」。

先別急著說田中新一狂妄，按照當時昭和軍閥的思維方式，田中新一沒有出什麼格，就是石原莞爾本人也提出了「支那兵的撤退，責任者的處罰，支那方面的謝罪和今後的保障」這四條所謂不擴大的條件，並且一天以後被內閣會議追認了。所以蔣介石在廬山文告中是這樣說的：「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

「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因為中華已經沒有了退路。

蔣介石的廬山文告，在戰後不少日本人的回憶中，都全文或者接近全文引用，因為他們在失敗了以後，才聽出了這段他們不屑一顧的話中，實際上凝聚了歷經四千年風雨滄桑的中華民族的力量和決心。

有一位以後還會說到的人物叫瀨島龍三(陸大51期)，此人號稱是「昭和三大參謀」之一。1995年9月，厚達500餘頁的《瀨島龍三回想錄·幾山河》出版後，立即成為暢銷書，兩個月內增印10次。

瀨島在那本回憶錄里堅持認為，發動「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扶持「滿洲國」是「有點問題……但是租借關東州，經營南滿鐵路和駐紮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戰爭的結果，並且由朴利茅茨條約得到國際承認的結果」；談到太平洋戰爭時，在承認「犧牲了三百萬日本人的尊貴生命，丟失了先人建築起來的領土，給他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在世界上喪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後，還是斷言太平洋戰爭不是「侵略戰爭或計劃戰爭」，而是「自存和自衛的受動戰爭」。不少陸軍參謀在回憶錄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陸軍大學校的人才培養方式，而瀨島龍三在回憶錄中對陸大的教育方式則大唱讚歌。

但是就是這個瀨島龍三，在談到「盧溝橋事變」時也流露了一句：「其實不但不應該擴大盧溝橋事變，而且當時就應該放棄根據「辛丑條約」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區駐兵的權利。」

和當時的所有參謀一樣，瀨島的這個認識太遲了一點。

戰敗以後，特別在這個盧溝橋事變問題上，所有人都想擺脫干係，就連牟田口廉也都是這樣。在一次由雜誌《丸》舉辦的座談會上，牟田口再三聲明自己一槍未開，全是「支那軍在挑釁」，連在一邊的松井久太郎中將(陸大29期)都聽不下去了，拿出當年的報紙和牟田口自己簽發的報告，上面「打」字一片，牟田口這才閉上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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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是已經全體瘋狂了，這次的盧溝橋事變和以往的事變不同的是，政府內閣也緊緊跟上，腔調一點不比軍部差。7月11日召開的由首相近衛文麿、外相廣田弘毅、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內光政和藏相賀屋興宣參加的「五相會議」，雖然還在唱「不擴大」的高調，但已經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會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傳媒、貴族院、眾議院和財界代表，請求協力，以形成「舉國一致」的臨戰體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將的新任天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陸大23期)，從東京出發時還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爾保證：「在不擴大方針下不使用武力，爭取在現地和平解決。」但11日經過漢城時給小磯國昭一通洗腦之後，第二天在傳媒面前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決不能默認中國的無理和暴虐，日本要進行正義的進軍，懲罰他們的暴戾。作為軍司令官，我已經下定了決心，制定了用兵作戰計劃，請國民們看著皇軍的行動。」

7月20日，陸軍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動員提議，這次得到了內閣同意。局勢已經不是石原能夠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內地再動員三個師團，以援救在京津一帶遭到頑強抵抗的日軍。7月28日，「支那駐屯軍」向北平、天津發動了全面進攻，至此，石原的「滿洲國」和「最後決戰」的畫餅，已全成泡影。

沒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得從日本民族性裡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個特點就是對過程的重視大於目的。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情形：做不做是態度問題，做得怎麼樣是水平問題。在處理盧溝橋事變這件事上，首先日軍參謀們沒有想到會引起幾乎亡國的後果，其次就是亡國對他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在「愛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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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盧溝橋事變以後，不擴大事態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雖然不可能，但是近衛文麿首相還是嘗試作了最後的努力，他有點想和蔣介石直接談判以尋找擺脫危機的方法，但優柔寡斷的性格又使他無法做出這一舉動，石原莞爾憤憤地說：「在危機面前，一個國家的總理肚量僅僅如此，亡國者就是近衛文麿。」

近衛文麿派了西園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見面，商談由大陸浪人宮崎龍介作為首相特使訪華的可能性，後來的經過近似於間諜小說，宮崎龍介化名西希與志乘坐法國客輪，通過英國人和宋子文見面，商談了到南京面見蔣介石的細節，蔣介石也答應如果有好的條件可以談判。

近衛文麿聽取了宮崎龍介回來後的彙報，找到杉山元說明了情況，杉山元沒有反對，但是領受了近衛文麿首相全權密令的宮崎在神戶準備上船去上海的時候，卻在碼頭上被憲兵逮捕。

近衛文麿火了，找杉山元問話，杉山元還是照例說些誰都聽不懂的話來搪塞，氣得近衛文麿只好自認倒霉。

盧溝橋事變的結果就這樣定下來了。

「盧溝橋事變」，拉開了中日全面戰爭的帷幕，從此以後，中國人在血與火中搏鬥了八年。而被那幫參謀們拖進戰爭的日本帝國呢?在掙扎了八年以後也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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