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的漢奸們：宣稱要肅清黨治之弊

1938年12月，日軍新任華北派遣軍司令杉山元訪問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

總有一些人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1945年12月25日，一個叫王克敏的人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北平炮局監獄服毒自殺。他被稱為華北第一奸酋。

兩個月前的1945年10月6日，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通知當時的軍統局局長戴笠逮捕華北高級漢奸。

當日，戴笠即在北平設下酒宴，邀請北平各路大漢奸赴宴。戒備森嚴的宴席上，戴笠宣讀了逮捕名單，讀到王克敏時，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癱在了沙發上，說：「這場禍是我惹出來的。」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偽天津市長潘毓桂、偽河北省長榮臻等50餘人被當場逮捕。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軍佔領了北平、天津與華北地區，隨後編成的日軍「華北方面軍」，作戰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以及綏遠、察哈爾、江蘇、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對被佔領的廣大地區進行統治?

抗戰史學者經盛鴻對《瞭望東方周刊》說，當時的日本內閣陸相杉山元在給日「華北方面軍」的指令中，不同意日軍在佔領區直接進行軍政統治，要求「嚴格去掉佔領敵國的觀念，政治機關要由居民自主產生」。

「這就是日本的『以華制華』殖民政策在全面侵華戰爭初期的表述。」經盛鴻說。

北平抗戰幕後黑手

據經盛鴻等人的研究，「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中國軍隊已經喪失最佳布防時機。雖然當時的中國軍隊指揮官宋哲元意識到北平南大門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隊尚未展開。

趙登禹所率29軍132師受命急赴南苑進駐，但主力尚在涿州。

經盛鴻告訴本刊記者，雖然如此，以中方戰場指揮官趙登禹與佟麟閣等人的素養，日軍想一舉突入，並非易事。唯一讓人心存隱憂的是中國軍隊中的學兵團——這些人嚴格來說還是青年學生，在戰場上，他們就是中國軍隊的短板。

戰鬥打響後，日軍炮火直接瀉向了學兵團防區。很快，日軍突入陣地，雙方展開白刃戰，近千名學生高唱著「風雲惡，陸將沉，狂瀾挽轉在軍人……」的戰歌與日軍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

中國軍隊的增援路線也被日軍切斷，增援部隊全數殉國。

戰後多方證據顯示，出賣情報的，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潘毓桂。戰前，日軍找到他，並通過他將日軍進攻信息透露給29軍，原想嚇退中國軍隊，未想在預定攻擊地點遭遇拚死抵抗。

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不會遭到日軍報復?他有資格參加29軍軍事會議，會上確定的布防情況，會後即被他送往日軍司令部。

中方下達佟麟閣、趙登禹突圍的命令尚未到達二人手中，早已出現在日軍桌上。故有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被伏擊殉國之事。

而今，提起潘毓桂，經盛鴻還會衝口而出：「大漢奸!」

潘毓桂被逮捕後從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掛寫著自己名字和「漢奸」二字的布條，一路遭人唾棄。

他在對法庭的供述中稱，與日軍合作，可免生靈塗炭，將華北變為沒有軍閥、政治開明的地方，為整個中國的開化建立楷模。

至於對29軍的出賣，他的理由則是：讓29軍中的反日力量儘快失敗，以免「戰事蔓延、禍及生民」，「所謂賣國，實為愛國」。

潘毓桂在戰事初開即已「下水」。日軍控制北平後，輪到王克敏粉墨登場了。

「心中十分歡喜」

河北師範大學教授張同樂對本刊記者說，1939年10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一書寫了《研究淪陷區》的序言。文中毛澤東指出，利用偽政權經營淪陷區，是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更加註重政治進攻和經濟進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現。

「毛澤東還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有敵人的一面與我們的一面，在我們一面，『是如何支持游擊戰爭的問題』;在敵人的一面，『是敵人在淪陷區已經幹了些什麼並將要怎樣干』。」張同樂說。

當時的日本當局意識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遼闊的中國國土，並非上上之策，且如經盛鴻了解的信息，日方當時也意識到中國民眾「覺悟程度高、民族意識強烈」，必須「依靠中國人建設新中國」。

這就需要代理人。

王克敏就是被「建設新中國、建設中日新關係與東亞新秩序」之類的口號說動了心。1937年7月底，華北各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維持會」組織，但胃口變大的日軍覺得，維持會已經不足以適應侵華戰爭的需要，建立統一的華北偽政權成為其必然選擇。

按照經盛鴻的說法，偽政權儘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如「有自己的政府機構與行政系統，有自己的官員隊伍與軍隊、警察」。但是這些「政府」的成員都由日本當局決定，其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務於日本「以華制華」的政策與利益，它必須事事、時時聽命於日本而不能有任何主見，更不能有任何實質上的反對。

日本「華北方面軍」決定籌建華北偽政權。

最初日軍屬意於曹錕、靳雲鵬、吳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腦。因這四人在北洋時代，或當過總統，或當過總理，或是軍隊統帥、派系首領，在華北軍政界有較大的影響和潛勢力，與南京國民政府又都無歷史淵源。

但靳雲鵬說要「禮佛」，曹汝霖說老母年事已高，而吳佩孚出山組織政府的條件則是「日本退兵」。

於是「二流政客」王克敏進入日軍視線。此人曾留學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軍閥政府的財政總長。早在1935年華北危機之時，王克敏就已任偽「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要員。

1937年，王克敏在家裡接待了日軍代表，對方稱希望他能出任偽華北臨時政府主席，有史料記載稱，王聽後「心中十分歡喜，一口答應」。

據稱，王克敏曾想勸曹汝霖出山，未想被曹告誡「日本人說話，向來不可盡信」。

不久，日方又說動董康、湯爾和、朱深、王揖唐、齊燮元等人下水。

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掛牌成立。

對天皇自稱「外臣」

經盛鴻告訴本刊記者，以王克敏為首的這個「政府」，宣稱要「肅清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黨治之弊」，「以合乎東亞道義的民族協和精神為基礎」，「絕對排斥容共政策」等;並通電全國，要求中國軍民和國民政府，認識到中日「強弱懸殊，時代迥異」，不能只憑一時之氣，「抱幼稚虛驕之氣，釀國破家亡之禍」。

在他們負責運轉的臨時「政府」內，駐有日本派遣的行政、法制和軍事顧問，這些顧問滲透到各部門及下屬各省市。

當時，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並想委任其為「內政部」總長。但王揖唐說，災區要救濟，應設置救濟部，自己擔任總長。

「救濟部」總長可以借救災之名中飽私囊，王克敏拒絕了這個要求，二人吵了起來。

爭執的結果是，在偽政府原擬設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設置一個賑濟部。這在當時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見的部門架構。

可王克敏與王揖唐之間的梁子就此結下，王揖唐為原北洋軍閥皖系人員，王克敏則屬直系，兩系向來水火不容。為緩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將義女嫁與王克敏為妾，二人關係變為「翁婿」。

這兩人很快被當時的軍統局列入暗殺名單。1938年2月，戴笠致電軍統天津站站長陳恭澍，令其對王克敏相機制裁。

3月28日下午，王克敏的座車駛入軍統特工視線，陳恭澍「陡然起立」，以示行動人員準備。隨後他戴上帽子，暗示行動人員開槍射擊。

遺憾的是，此次刺殺失敗。

但漢奸們不僅爭位置，還爭相對日方諂媚。

渤海大學歷史學者問昕對《瞭望東方周刊》介紹說，1940年，王揖唐就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他特意寫了一首感謝日本天皇的詩，「春殿從容溫語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稱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給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連串的「感激、感銘、感謝」之語，因得綽號「王三感」。

至於潘毓桂，偽臨時政府成立時，他擔任北平偽警察局局長。公開資料顯示，此人曾在記者會上發言稱：「各位願意當漢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護他，不願當漢奸的，自己小心……」

難逃一死

在漢奸競爭中，王揖唐很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他提議配合日軍的「治安強化運動」，「通過自己的努力，將華北建設成為幸福的樂土」。

經盛鴻等學者介紹說，由王揖唐擔綱的「新民會」強調「使華北民眾與中國共產黨分離」，並意圖把華北全體居民都吸收到「新民會」中，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訓練機構，對華北實施反共奴化教育。

1941年12月，日軍決定扶植中國漢奸部隊。王揖唐開始整編華北「治安軍」。比如，他把原在密雲、平谷擔任警備任務的警防隊4000人改編為「治安軍」，還將六個團的兵力集中於通州地區訓練，使之能獨立作戰。

當時的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曾表揚華北治安軍「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對帝國進行戰爭作出了很大貢獻」。

次年，在偽新民會協議會上，王揖唐提出「要用和平來掃清英美及其在中國的附庸勢力，用反共來與共產黨及其在中國的附庸勢力進行鬥爭」。

日軍侵華戰爭期間，通過各類經濟組織掠奪中國資源。

王揖唐當政時期，偽政權與日本共同設立的「日華經濟委員會」，幾乎控制了華北絕大多數行業產業。

研究者提供的信息顯示，日方曾供認，該「委員會」曾「對重要國防資源的開發增產，以及對日供應戰略物資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預算數量的成績」。

1943年，因與汪偽集團內鬥，王揖唐「辭」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但離任之際，貪財的他還大撈了一把——委員會值錢的公物一件未留，連廚房的米面油鹽、庫房裡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個乾乾淨淨。

三年後，法院公審王揖唐，但他偽裝生病，為其檢查的法醫亦作偽證稱王「病勢嚴重，不能做暢達語言」。

審判開始時，王揖唐一動不動，眼睛也不曾睜開。

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提出囚室執行槍決。鳴槍前，恐懼萬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蔣總統開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獄中趁獄警不注意，服毒自殺。

潘毓桂則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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