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跟大宋王朝的恩怨

金－沙林

我的血緣有家譜可查一點點上溯到黃帝

古人畫的黃帝像

我查了一下，我的血緣真的來自五千年前的黃帝，「炎黃子孫」不是虛說。

我們這個家族姓康，這支康姓歷史可太悠久了，基本上可說中華民族「建族」開始就有了，不像其他一些姓氏，是在五千年的歷程中同化的異族，內遷的「胡人」，正是根純苗正的純漢人，規規矩矩的書香家。這個家族本來安好，卻在宋朝經歷了一場劫難，幾近滅族。宋朝是我們漢人最好的一個朝代，但在家族恩怨上，也可說是我們家族最壞的一段歷史。

西周初年，一位來自山西晉陽的黃帝後裔 「句須公」被派到河南長垣的匡邑做父母官，他因而以地得姓，成為匡氏初祖。

我的祖先從黃帝的「姬」變「匡」了，至於如何又從「匡」變成了「康」，且聽慢慢表來。

再說匡氏，到了漢朝，出了一個曾經「鑿壁偷光」的丞相匡衡，經學絕倫，直言進諫，剛直不阿，受人敬重，讓西漢的國力又上了一個檔次，被《漢書》列為一代名相。這個匡衡的親哥哥就是我們這支匡姓的一個祖先。這個時候，我們的匡氏已經從河南長垣搬到了山東棗莊了。總之都是在黃河流域里遷徙居住——唐以前，黃河流域以外的地方總是有點不是那麼「中央國土」的感覺，這種詩書人家自然最好不離其左右。

河南長垣屬於新鄉地界，1966年我家從北京撤離到三線，來到新鄉，我和我的遠祖就這樣隔著三千年邂逅了。我那時不知道其中的意義了，只覺得新鄉很不發達，人民有點閉塞，總想逃離，逃離黃河流域簡直成了我一直以來的一個情結。

新鄉往南沒多遠就是黃河。從來，河南人的潛意識中，從北向南跨過黃河就意味著一個新天地，這是逃離的關卡。

第一次見黃河是文革快結束的時候，那時孩子哪像現在這樣父母不離左右，那時熊孩子可以瞞著父母跟同學竄訪另一個城市玩上幾天，於是，我和幾個同學擠在煙霧瀰漫、雜混著軍漢、老農、村婦、盲流的綠皮火車裡咣當著，快到鄭州的時候，突然有人呼，黃河、黃河！人們都扒向窗外。

我猛然看到一片黃，把天都遮住了，驚呆，黃河怎麼這麼浩大，這麼急猛？但見藍天之下滿是黃，從西邊漫漫而來，漫過中原那寬廣的丘陵和麥原，真是天上的來水啊！但那水又是極細膩的，西部黃土高原的細沙被整個融化進去了，閃著柔膩的黃光，很像農舍美婦沒有化妝的光潔膚色。頑劣而不深思的孩童心，突然有了一種小震動，覺得很美。

車過黃河大橋，耳畔是中原口音，眼裡是黃土面容，我一直覺得，中原人是這個民族還沉在泥草中的祖先，同時承載著國人幾千年的希望，想想那句「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這麼盼想著一個大漢王朝的歸來，血脈紮根的如此堅牢，就是河南人，於是，以後不管人們再怎麼說他們的壞話，我也是斷不信服的。

我們家族在安史之亂中的顛簸流離

1984年，我第N次見到黃河，那次是沿著黃河上溯，一直到陝西、越秦嶺，入巴蜀……一路過經過酒泉、天水、玉門……唐詩中早就熟稔的地名一下出現在眼前，那份悸動不可言喻。在過岐山的時候，我在車廂所有人無動於衷中眼不錯目地盯著窗外，嘴裡反覆自動叨念著「鳳鳴岐山」，「秋風渭水」這幾個詞句。

我喜歡周地古原，對上古的古拙大氣一向心馳往之。後來分析當時還有另一種感情在裡面，周文王的文治武功，不知怎麼就跟當時撥亂反正的時局聯繫起來了。那是一個改革的年代，整體氣氛簡樸、親民，一個不可複製的年代！

80年代初的古迹是真古迹，沒有修飾和雕琢，人們看到的是那種經過十年動亂劫後餘生的真實破敗。皇墓被大片糧田包圍，沒有人因為它是帝王故跡而修路架橋，也沒有人為了錢財踅摸盜墓，夕陽下三五農人穿著粗布衣衫在耕作，他們還沒變成穿著大紅衝鋒衫騎著摩托做買賣的「村民」。

記得一個小小的路邊殘碑，高不過一米，呈一種舊黃泥色，有人騎車馱麻袋經過，有人駕著濃煙農車轟過，沒有一個人關注，我不知怎麼就不顧眾人反對下了車，三個字立馬讓我愣住：馬嵬坡。

這可是一千多年前安史之亂的急難關頭、三軍拒絕前行、要求皇帝斬首楊貴妃的地方。這麼大的古迹竟然不過一塊殘碑而已，今日我查了網上圖片，早已成了一大片煌煌建築假古迹，不知要收多少錢了！

黃河本應成全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他們原指望黃河天塹，能阻擋僅二十幾天就由雁北殺到洛陽的虎狼軍，的確安祿山急匆匆殺到黃河北岸時，不禁望河興嘆——那時的黃河更寬猛。但沒想到天不遂唐願，寒流突至，黃河一夜成冰河。安祿山這個栗特族（白種人）的後代，不禁大喜過望，帶領六十萬凶兵竄過冰河，一下衝到咸陽跟前。

看來，自然的變化真是有天意的，當你違逆了天意時，天塹能輕易改變。唐玄宗違背了什麼天意？現在想想，沉溺、奢侈、寵妃、滅佛等，一個皇天大帝，不能像宋朝張載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那就枉為「天子」了。

安史之亂是天下百姓的災難，我們匡氏家人和中原父老，被安祿山的軍隊從豫北、魯南等地追過黃河，又逃到安徽、湖北，流離顛簸。兵烽所及，一片血海。此次逃亡或許跟杜甫有過交集，可能就是黃河古道旁一位匡氏家族老婦的淚眼，引來了「少陵野老吞聲哭」的歌詩。

從那以後，盛唐時的那種從上到下的自信已經消失殆盡。粟特人、契丹人、和鶻人、室韋人、吐番人開始依次覬覦北方和中原，黃巢「惟敢不笑成丈夫」又一次威脅廣大北方。這時，我們康家的祖先匡氏，已經意識到，中原祖地永遠會是野心異族和王朝政治的角逐場，於是一部分先人開始向南尋找新家園。

其實更早的初唐，匡句須第58世孫，吉州通判匡胄，就邁出了尋找新家園的第一步，他偶然公務江西泰和祁州，一下看中了人煙稀少的群山綠野，索性連官都不做了，扔了冠帽就遷居在此。讀書人，肯定是濡染了陶淵明的文心，六朝剛過，人心畢竟相對自由，性情原始和美。煩倦的人生，突然置身在江南百花山，聽不到叛軍和胡人的嘶嚎，沒有官、沒有匪、沒有兵，只有靜谷樵人，鳥語花香，一切就這樣了！

實際他們也是客家人一種，僅帶著幾捧孔孟詩書和滿腔希冀就來到這與中原不通雁音的江南，從此繁衍出一片天地，後來我們湖南郴州的康姓，就是從這一線延續而來的。

我總想從老家人語音里尋出那個時代的中原古音，但那是極難懂的、既不似粵語、也不像湖廣的一種方言，那是我父親的母語，離家幾十年後他本人竟然也聽不懂家鄉話了。我深信，語言學家也信，地處郴州汝城的康家人是中古時代的活化石，只是我，一塊變質的化石，不知什麼時候又被擲回了北方，靜靜地等待著與祖先的相會。

元時一百年就讓我們家族變了模樣

時光流徙到宋朝。宋朝，整個匡姓家族的嬗變悲劇跟她有很大關係，但我個人對這個純漢人打造的王朝一直有莫名的好感，她在我心裡的刻印太深了！我小的時候曾為楊七郎慘死於潘仁美、為岳飛被殺於風波亭、為梁山近百員戰將死傷於方臘……而流下少年淚。這種真誠即使現在看來也不應被嘲笑。

總之，對宋朝我總有一種憐愛。這不是一個暴戾的朝代，GDP佔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經濟、文化、科技達到中國歷史的頂峰，而且人民富足豐約，官民心性鬆弛，大宋朝三百年，竟無一文字獄。宦官亂政、地方割據、民變起義等也基本沒有或者僅局部發生幾起，沒有橫貫全國的大殺戮。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北宋的繁榮

就是這樣一個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詔誥天下，避其名諱，匡姓竟然首當其衝。這就是有名的「避諱易姓」之難。後人很難理解當時情況的詭異和慘烈，對祖姓有很深崇敬的祖人來說，易姓是天下第一難事，這就與無上皇權產生了劇烈碰撞，以至到了「留人不留姓，留姓不留人」的地步，如果不改姓，整個氏族就可能被屠滅。

匡氏只好與祖姓泣血告別，分別改為康、方、王、姜——他們盡量選擇與祖姓相近的音，以表明匡氏先祖警示子孫勿忘本源之意，真可謂用心良苦。

即使改了姓，也有諸多災難，大多逃離中原，離開祖地。有史學家描寫當時情景：「匡氏的演變是充滿著淚水與血腥的。『避諱易姓』之難，造成了多少匡氏子民背井離鄉，妻離子散，手足易族。至此，匡姓幾乎沒族，沉寂了170餘年。中原地區的匡氏子民被迫四處逃亡，流落到偏遠之地避居。至今在中原地區尚未發現有原居地的匡氏後裔。」「在中國歷史上極少有像匡氏這樣經歷坎坷複雜演變過程的姓氏。」

趙匡胤和他的將軍們

在這場血火爭訟中，我的一個匡姓祖先匡珣，後周的按察使，別號「十七客」，乃宋初豪強，與同是後周節度使的趙匡胤以兄弟稱。按察使與雄霸一方的節度使只差半級，號稱副節度使，兩人地位相當，互相也很談得來，於是十七客跟「大哥」趙匡胤同征沙場，戰北漢、逼後周，血火戰袍……但在趙匡胤黃袍加身後，在族姓血脈的大是大非面前，兩兄弟決裂了，宋太祖豈能考慮當年情份而破了關係社稷統治的大規矩？ 於是「十七客」只能率族人改姓外遷。星夜逃亡的前夜，不知一番多悲壯，他們就這樣拜別了延續了兩千年的匡姓，擇姓為康。「十七客」遂成為康氏初祖。

這就是我們跟宋朝的恩怨。

對這樣一個朝代，當記惦著國族興滅、苗裔延續、文化沉陸的時候，我就與她溶在一起，家族之怨很容易被輒忘。

這個時候，我們家族一個更大的災難，也是北宋大一個最大災難降臨了，靖康之恥。

懷想北宋末年，在北兵的攻伐擄掠下，整個河南被傾覆，上至公卿、下至樵夫，整個華族，衣冠南渡。中南古道，百姓漫漫，過黃河，渡淮水，來到江浙閩北，贛水湘洲。我們康（匡）家歷次南遷剩下的最後一部分也夾雜在這個浩大人群中一路南行。他們離開黃河故里，一步三回頭。周時明月就生活在此，祖先墳塋、田土祠堂，還有留守的族人，全都拋離了。有不肯走的鄉族，願死守故里，親人相別，淚眼漣漣，心知陌路天涯，從此難相見。

來到南方，他們建立了南宋，搬來了整個北方的社稷人群。南宋的繁華今人已經難以想像，但從來富貴轉眼過。強大的蒙元帝國軍事機器，在以摧枯拉朽之勢蹂踏歐亞大陸後，突然調轉鋒頭，瞄準軍事弱小的「弱宋」。令世界驚嘆的是，最不尚武的南宋文明竟然是野蠻的游牧軍團最難啃的一塊土地。不說四川釣魚城軍民與忽必烈對峙了36年——這在蒙元世界攻伐史上從未有過，就說挾裹西夏軍等幾十萬大軍的鐵騎，對付南宋十幾萬宮女文官組成的最沒戰鬥力的殘軍，竟也多日不破。

公元1279年，人類古代史上規模最宏大、戰局最慘烈的一場海戰在廣東崖門海域爆發。雙方共投入兵力四十餘萬，動用戰船兩千多艘。時逢颱風，大浪與炮火交織，巨舟與鐵船相衝，南宋軍民雖同仇敵愾，但抱一死，但「天欲滅宋」，最終無力回天。最後的時刻，年僅八歲的幼帝趙昺放棄苟且偷生，欲與大夫同去「見先帝」。陸秀夫看大勢已去，背負幼帝蹈海而亡。南宋十幾萬將士、文臣、宮女、太監也都赴海而死，追隨著自己的王朝，去實踐他們被孔孟浸潤的仁義禮智信去了。

我康氏家族躲在江西的大山裡，不知是怎麼熬過蒙元最初的殺戮的？雖然跟宋朝有宿怨，但一定強烈的「還念故國明月時」。後來他們從「書香傳家久」的官宦家庭，漸漸化為山坳中「披蓑半夜耕」的無言農人。從此這支康氏人家再也沒有像宋以前那樣官宦迭出、名儒頻現，元時的一百年就讓一個族改變了模樣，這也是「崖山之後無中國」的一個悲劇。

歷史早翻了過去，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我總覺得有一種更特殊的責任藏在心裡，因為我確確實實是黃帝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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