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樹的文章《死亡讓我漸漸平靜》，讓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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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會覺得無常。

無常是一定的，什麼都是這樣，不用說我覺得也是這樣。但平時很少想到這一點。大概是瞎忙了，一忙，就什麼都不注意了，就把事物本來的這個狀態給忘乾淨了。這不是好事。

有時會很高興，就嘻嘻哈哈，彷彿得了什麼好東西似的，彷彿從來就沒有什麼不痛快一樣，高興得忘乎所以了，就不大想事了。等忙過了，高興過去了，再一想，什麼都沒有了，眼前空蕩蕩的一片，在心裡站於某地，四顧茫然，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過一樣。於是就想，還瞎他媽的高興什麼呢？有什麼好高興的呢？

過去不大覺得，看人們都活得好好的，不曾想過，這麼要是一下子死了，會是什麼感覺。譬如奶奶，音容笑貌，那麼真實地在眼前晃來晃去，可是，忽然有一天，人沒了。

奶奶不是父親的生母，而是爺爺的續弦。在我出生之前，我的親奶奶就已經死了。後來的這個奶奶曾經生過一個兒子，也就是我的小叔，據說一歲多時就死了。後來她再也沒有生養過。

我小的時候每年春節前一天，或是清明這天，都要去給這個我從未見過面的小叔上墳。還記得那墳很小，在村北靠近山腳下的一片荒地里，印象深刻的是墳前有一棵小桑樹，茂密的葉子長得很好看。我擺上供品、焚香、祭酒，然後繞到墳後去在墳頭上壓上些紙錢，想像著這個小叔長得什麼樣子。

97年夏，我回家看奶奶。一個女人，八十多了，突然得了乳腺癌，真是邪了！我到家時，奶奶已經被抬出來，躺在迎門的一張臨時搭起來的床上——當地的規矩是，快不行的人不能死在她睡覺的床上。奶奶本來身形就小，此時見到，瘦得若一把乾柴。已有一星期沒有說話了，正在等死。

我去了，我說：「奶奶，我來看你了，你覺得怎麼樣？」奶奶突然地說話了，她說：「你奶奶不行了，你看，你奶奶要死了。」我的眼淚一下子流了出來。

我給奶奶拍了一些照片。這是她最後的照片。在我離開後兩天，奶奶就死了。

接著，一年以後，爺爺也沒了。

爺爺是一有意思的人，算作地主吧，解放初時劃成了個富農，那是因為他有些先見之明，很早就把他的二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送去參加了陳毅的部隊打淮海戰役去了，算一軍屬，所以劃成分時給照顧了。祖父有些田產，但主要做繅絲生意，家裡有些長工短工的。這些家產解放後自然都充了公，改成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了。

儘管如此，他身體一直是不錯，用和他同年一位鄉親的話來說就是，他年輕時沒有受過大累，吃的又好，打的底子太好了，所以人看上去面色紅潤。又注意保養，八十多了，父親帶他去查過幾次，除了血壓高些外，沒有其它大的毛病。

可是，1998年夏天，我在廣州開會，家裡打電話來說，爺爺突然腦溢血，半天就不行了。又說，天熱，很快就出殯了，我不用回去了。過兩天，父親打電話來說，後事已經料理完了，又說，出殯那天大雨滂沱，紙人紙馬都給大雨澆得稀爛。山東農村的說法，這是件好事。

一個人這樣容易地就沒有了，這有什麼好說的？

看到這些，就覺得人活著時發生的一切的事，一切的恩怨爭執，都他媽的是瞎折騰。有什麼意思呢？真是毫無意思。

沒事了，總是在想，我活著幹什麼？為什麼我就活著？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在一所大學裡教學生一些課。教著教著，經常地，會突然地悲從衷來，會覺得這一切都毫無意義，就覺得做這一切的事都是在騙人，是在胡說八道。於是就講不下去了。

有時會自顧自地說話，管他媽的什麼鳥課，管他媽的什麼要求，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了。可是過後發現，這樣也不行。有些孩子因此被影響了，搞得灰心喪氣，覺得沒有意思。我就想，我這不是害人嗎？我覺得活著沒有什麼意思也就算了，還去傳染別人，真他媽扯淡，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

我覺得做一個老師也真是一件很扯淡的事。講那些盡人皆知的所謂的知識，我覺得沒有一點兒意思。我總想說些我以為比較本質的東西，可本質的東西在我看來就是人生根本就沒有意義這一點。可這一點又不能說。所以，我覺得我不該再在這個大學裡做什麼教師了。我該怎麼著，該幹些什麼，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反正，不能對他們亂說些什麼了。

今年最大的一種感覺是，覺得自己老了。甚至已經很老了。老婆骨折，動三次手術。父親動一次手術。父親每次來，都閑不住，天剛亮就到外面四處走動。這次來，不喜歡到處走動了，抽了三十多年的煙也戒了，長了二十多斤肉。這當然不是什麼好事。我覺得他真是個老人了。

父母一直在一個山村裡住著，讓我感到很大壓力，經常地就想起來要打個電話問一下家裡怎麼樣了，這在過去是很少的。

過去自己在外面忙這忙那，不覺得什麼。偶然想起他們來，似乎覺得他們還年輕，身體沒問題，他們會過得很好，甚至我的有些事還得靠著他們。那時覺得他們離我很遠。

現在不同了，現在覺得很近，甚至覺得自己一直就住在那裡，沒有出來上過大學，沒有遠離他們。我現在會經常地意識到他們已經老了，他們也會生病，而我是他們的兒子，現在該我來照顧他們了。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我覺得前些年追求的一切的一切，那些聲名利益，都已離我很遠，剩下的，就是這點兒東西了。

我開始理解，為什麼父親離休後不願意在風景那麼好的地方呆著，而想回到山中那個小村子裡去呆著。因為人到了這個年齡，自然地會覺悟到世間的那些浮華的所得，都已毫無意義了。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活著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

第一次，到目前也是唯一的一次，親眼看到有人死去，是同事王強的媽媽。挺年輕的一個人，那麼能幹，說是不舒服。到醫院一查，是肺癌。好好一個人，怎麼就癌了呢？說起來時，都不能相信。

再去看她，是在北京醫院，不準探視，沒看成。在醫院外面聽王強的妹妹說，已經不行了，醫院說儘快轉到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去。然後我出差有兩個星期罷，從山東回來當天，就和李小林去現在的中央電視台北面的那家釣魚台臨終關懷醫院去看王強他媽。找到了，見她鼻子上扣著氧氣罩，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可還朝我們點頭，知道是我們來看她。兩個小時後，人就不行了。王強心臟病發作，也不行了。我們，我和李小林幫著王強的妹夫把遺體運送到鐵路醫院的太平間存放起來。

過幾天，開追悼會，我又去那裡取出遺體。上車前，化妝師給她化化妝。人就躺在空屋中央的一張木板床上，我拍了些照片。整個追悼會我沒有流淚，我就像個旁觀者，腦子裡一片空白。我只是在反覆地想著一件事：人活著是幹什麼來的呢？有什麼意思呢？那一年是1992年。

我拍過的第一個圖片專題就是有關死人的。先是拍八寶山的太平間。許多的屍體擺放在那裡，用白布裹著。我拍了些場景，然後掀起一塊裹屍布，近距離地拍一個死人的臉。

停屍房很大，有幾十具屍體停放在一種帶輪子的推車上。沒有人在那裡，只有我一人在屍體間穿來走去，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將來有一天我也會躺在這裡了，看著那些白布下的死者我就想。

我還拍過八寶山後面的墓場。有幾十萬人埋在那裡，墓碑林立，很是壯觀。那是個春天，有些杏花在墓地中靜默地開著。

有些掃墓的人來祭奠他們的親人或者是朋友。他們祭酒、燒紙錢，煙氣在墳地間散開。我遠遠地望著他們。我不知道死去的人們會是一種什麼心情。這遍地開花的春風沉醉的季節，這些來看望他們的人們，這世間的生活，他們留戀嗎？

我還拍過老家那個簡陋的小火葬場。

火葬場在一座小山上，遠處是一片大水，那是父親工作的單位。周圍沒有村落。火葬場高大的煙囪一天到晚冒著黑煙。記得去的時候是個夏天，太平間里有一股子濃重的腐敗的味道，骯髒的白布裹著幾具屍體胡亂地擺放在灑過水的水泥地上。

拍完後我去小賣部買汽水喝，看到一個老女人一張麻木的臉。她的身後是一個簡陋的貨架，成排的汽水和成排的骨灰盒擺放在一起出售。

人不過是這樣。到頭來不就是這樣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在這樣想。

我的連襟兒，上頭最小的一個姨子的丈夫韓錚鳴，1996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在護國寺附近一個小飯館兒中被人一刀捅死了。

韓錚鳴是個很好玩兒的人。

在我進入這個家庭之前，他是張家最小的一個女婿，極重義氣，曾代人受過，蹲過兩年大獄。我進入張家之後變成了最小的一女婿，韓錚鳴像解放了一樣，一下子揚眉吐氣了，在我面前指指點點，拿個老大的派頭，很有意思。

很快我們便成了朋友，經常在一起喝酒。他在西城房管局工作，那時我住的房子歸西城房管局管，年久失修，經常地漏雨，他幫過我很大忙，拉灰拉木料，吊頂子，抹牆。這樣一個人卻一直在黑道兒上混。

96年初，他做買賣賠了，在家思過，前一天，我打電話給他，還說是從此洗手不幹了，要好好想想下一步該做些什麼事。就在這時候，他讓人一刀捅死了。

在八寶山，化妝師給他化妝時，我拍了些照片。韓錚鳴面無表情。來的人一看就是黑道兒上的人。排隊依次向他的遺體告別時，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一種心情。我很難過。

想起他生前種種事迹，覺得他彷彿還活著一樣。此後幾年中，我都一直是這麼覺得。他才36歲。36歲一個人，正要閉門思過，想好好做點兒事，想好好活下去，卻一下子沒了。

一個月後，大姐夫在家中自殺了。原因是病痛不堪，無錢醫治，一死了之。

大姐夫七十年代後期就下崗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之後就靠蹬板兒車幫人拉貨掙錢養家。大姐夫年輕時英俊灑落，雖窮困，但心地善良，且剛直。

按理說，這樣一個生活於底層的人為生計所困四處奔忙自顧不及，不會有別的什麼奢侈的想法吧？可他竟是酷愛歌劇！在他那個極窄仄的小屋子裡，我與他喝酒，吃他做得極好的涼拌豆芽兒，他與我所談，都是多明戈、卡雷拉斯什麼的。他瞧不上帕瓦羅蒂，他說老帕粗俗，不堪入耳。這些細事在他說起來，如數家珍，聽得我目瞪口呆。

想他當年，蹬了一天的板兒車，所掙也無幾，卻想法兒託人買來戲票，去聽多明戈在展覽館劇場的歌劇，是一種什麼情景？

大姐夫死時是蹲著的，大概是服藥後疼痛所致。身體僵硬蜷曲，費了很大勁才硬是給掰直了。火化時也沒有舉行告別式，只是用一平車推到一間簡陋的房子里擱著。他的腳上穿一雙綉有一叢荷花的布鞋，平置於推車上，孤零零地停在那裡。大哥站在門口。那種景象令人心酸。我轉到一角，拍了幾張照片。回到大姐家，我看到用小廚房改成的一個臨時的靈堂，牆上掛一張他年輕時的照片，下面有幾盞果品，罐頭，擺放在一台舊式的縫紉機上。

慢慢地，對死就有些麻木了。我想這跟年齡有關。

爺爺死後，我問過我的父親，想聽聽他的感受。他對我說：人都是這樣，年輕時很害怕親人死。有時想起來都會有些害怕。年齡大了，經的事多了，就會覺得人死是件自然的事。人總會死的。親人也會死的。前面的人死了，後面的人還得活呀！怎麼說也要活下去。再說了，你也沒法阻止他們的死。

儘管還不能把死看得這麼自然，可許多時候我都告知自己：我有一天也會和他們一樣。人生了，人活著，人死去，這些都是正常的。

2001年6月的一個周三晚上，在學校上課。八點半到家，剛吃點兒飯，同事馮春安匆忙地來找我，說是讓我到十二層去幫著抬個人，十二層的王曉苓不行了。趕忙下去，到王家，見一屋子的人。王曉苓赤條條地躺在他們家衛生間門口的地板上，鼻子里插一根氧氣管子，有兩個看上去很年輕的護士在做人工呼吸。

我幫不上什麼忙，只在一旁看著。所有的人都看著。王的女兒被鄰居家的大媽擋在裡屋，隱約可聽到孩子的哭泣。馮告訴我說，王的夫人即將赴英國工作，臨行前回老家看望家人。

晚飯後，王開車將夫人送到車站，回來後女兒在寫作業，他去衛生間洗澡，然後突然倒下即不省人事人。女兒聽到動靜，看到父親躺到在地上，忙去喊來鄰居大媽，大媽又喊來眾人，將他抬出來，可是已無呼吸了。又打電話急呼來急救中心的人，希望把他搶救過來。

我到時已搶救了十幾分鐘，仍無脈搏，心電監視器也毫無心臟跳動的信號顯示。我站在一旁毫無用處。急救中心的人四次電擊，忽然有了心臟跳動顯示。我看著表，已經過了45分鐘。旁邊的人小聲地對我說，呼吸停止6分鐘，大腦就會嚴重缺氧，救活過來，也是一傻子。可我們還是將他用一塊毯子裹著，七手八腳地抬下樓去，看急救車尖銳地叫著將他拉走了。

第二天下樓時，聽看大門的姑娘說他死在了半路上，再也沒有救過來。

這是我極相熟的一個人，比我早一年來這所大學工作。人雖有些心胸狹窄，但極是能幹，在學校的工作之外，又開一公司，掙錢自然不少。給夫人買一輛車，自己也開著凌志每天跑來跑去。可是，一下子也沒了。

我看著發生的這一切，恍若一夢，不相信是真的。站在那裡看護士給他電擊時，我手裡握一理光GR－1相機，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想把這個場景拍下來。可老婆摁住了我。我猶豫了一下，沒有拍。我覺得，這個時候拍這張照片的確不合適。

過後的幾天，我非常後悔沒有拍下這張照片。可是，我為什麼要拍他呢？這有什麼意義？一個人死在眼前，我卻在想著拍一張照片！想到這一點讓我覺得我真是一王八蛋。

我開始變得有些冷漠了？我看見了這些死亡嗎？生死已經無所謂了嗎？這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人，這樣年輕，怎麼說死就死了呢？剛才還好好的，說死，一下子就沒了。每天上班時，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他是個很能幹的人，他除了工作、掙錢，對老婆孩子也盡心儘力，照顧得很好。我見到他最多的時候就是傍晚時他去超市買東西，大包小包的拎著朝我迎面走過來，近了，用有些沙啞的嗓聲朝我打著招呼，一副樸實厚道的樣子。

過了一個多月，我在院子里見到他的夫人。她正在擦車。我們聊了一會兒。她正在料理那些後事，他的公司，他的賬目，他的項目，他的車，等等。她平靜地對我說她會好好活下去的。我從她的臉上已看不出多少悲傷，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理由不好好活著。

離開後，我一路就覺得，一個人死了，這個人沒了，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活著的人並不覺得怎樣。這個人活著和死去有什麼分別呢？他忙了半輩子，為妻兒老小創造了儘可能好的生存條件，然後撒手西去，怎樣？死了也就死了，人死了，便一錢不值！

這些事讓我漸漸明白，活著的一天，便要儘可能地好好地活著，要快樂，要放鬆，要做些你喜歡做的事，要過得高興和有質量。沒有哪種東西是長久的不變的。一切都不過是無常之在，此在的一切便是你該抓住的。過去了也就過去了，有誰會阻止這些過去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死亡的降臨。

京濤兄數年前得了嚴重的哮喘病。他說這病嚴重起來是要死人的。他甚至有些炫耀似的說起來，那個世界小提琴大師梅紐因就是哮喘，還說古巴那個游擊專家切·格瓦拉，我們都知道的那個唱歌的鄧麗君，最後都是死於哮喘。這就意味著他隨時也可能死去。這種狀況讓他有一陣子悲觀莫名。

京濤兄這些年來諸事不順，在濟南一地也少有可以深交的朋友。每日除了在報社做事，便是坐電腦前譯稿子，閑時到音響店去找一個相熟的朋友談談音響的事，或者是拎一破相機四處遊盪，拍些自己喜歡的有關傻子的照片。

他已經不再像在人大做研究生時那樣用力了。他只是隨心所欲地做這些事情了。他總是勸我，別把什麼都當真，別太把手裡的事情當個事兒了，別把自己搞得那麼累。有什麼呀？一蹬腿，還有什麼？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都快死的人了，還怕什麼？這句話每每讓我為之動容。

我想，這種狀況讓一個人活得有些覺悟了，不再把人世間這些名利看得這麼重要了，因為他覺解到活著不過是現在還活著，明天呢？後天呢？沒有誰可以保證我會活到明天或者是後天。我只有活在今天，就活在今天的這個時辰——此時此刻。

高傳錄突然給我打一電話，說來北京出差，想起我來了，想見個面。高傳錄是我初中一同學，長得臉圓乎乎的，笑眯眯的，挺好一人。我們已經二十多年不見了。晚上九點，我立馬打車去他住處看他。結果就是，我們都很興奮，我們都胖了。我們彼此說一些都老了的話，很高興。

我們說起了很多過去的事，初中在一起的然後又考上大學的同學不超過十個人，他說起了兩位給人印象深刻的女同學。然後我知道的消息就是，一個得乳腺癌死了，留下一孩子。另一個，離婚了，再婚了，在濟南過著和所有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的日子。

死掉的高明芝讓我難過莫名。高明芝初一我們在一個班上學。那時我15歲，她可能16歲或者是17歲。高明芝扎一很長的辮子，微胖，臉圓圓的，眼睛黑亮，有些濕潤，看人的時候讓人覺得她很好心眼兒。那時候對男女之事很朦朧，但對她很有些好感。

高明芝學習很用功，但不是很聰明的那種。家離校亦遠，每日上學須走五里地。背一藍布書包，很普通的一個女孩兒。後來，我們考大學，高明芝考中專，上了警校，我們來往極少，只知道她後來在濰坊工作，好象是做了戶籍警。她去世時也就三十六、七歲的樣子。

高傳錄跟我講，她得癌症之後，先做手術，然後化療，家庭也不大和諧，終於一死。高傳錄給我講她時，我眼前總晃動著她兩個大眼，黑黑的，有些濕潤，定神兒地看著我的樣子。這種感覺令我心中悲哀。

這樣早就不在了，一個人似乎不該過早地離開吧？儘管這個世界亦無什麼可以留戀的，可總覺得一個好人，或者說一個女人應該享受生命的整個過程，應該有人愛她，成一個家，過平淡而有趣的日子。但高明芝的去世，讓我明白，這不過是一個期望，人之生，人之死，由不得我們。

另一個已死的同學叫李長福。聽這名字就知道寄託著他父母的一個樸素的希望。在初中時我們來往不多，只覺得他不愛說話，有些懦弱。他後來考上了濰坊師專，畢業後回到縣城，在縣委宣傳部工作。

我大學畢業後，去過他那裡幾次，見他依然有些懦弱，不愛說話，平日里只是在一個人看書。他在這個單位覺得很寂寞，因為他不善與人交往，而且似乎覺得也無人可以交流。我每次去，他都很高興，留我住在那裡，晝夜聊天兒，說這說那。可是後來，忽有一天，我聽來京的母親對我說，李長福騎車去另一鎮找朋友聊天兒，喝了點兒酒，晚上回城的路上，被一輛拉煤的大卡車軋死了。他的媳婦帶著剛生下不久的孩子很快改嫁他人。

他留下了什麼？他什麼也沒有留下。他就這麼死了。我想，他肯定和我一樣，想儘可能地把日子過得好一些，可是，他死了，一下子也就沒有了。

他的死在很長時間裡對我影響很大。上課時也說起他來，但別人似乎是無動於衷。這讓我想起《危城十日》電影中的一個鏡頭：一位被拉去投擲手榴彈的棒球手在一次戰鬥勝利返回的路上被敵人一槍打死了，女記者企圖救活他，一位女游擊隊員冷冷地對那女記者說：「他死了，我們走吧。」於是，所有的人從死者身邊走過去，沒有人回頭。

他們走過去了，我們也走過去。我們邁過了一個個死去的朋友、親人，可是，我們是去哪兒呢？

那天晚上，高明錄還跟我說起一個我已經記不大清模樣兒，只記得長得很瘦的中學同學，大學沒有考上，在家裡種地。夏天的一日午間，自個兒推一車糞到山上去，忽覺日子沒勁——不過是活著的人想出來的——將布腰帶解下來，在山頂的一棵柿子樹上弔死了。

中午時分，曠野寂無人跡，有風掠過山谷。一個年輕瘦削的男子在樹上吊著，面容平靜安詳，周圍是青綠的莊稼。沒有誰會注意到，更不會有人明白，好好一個人，突然地會想到一死。但我覺得我似乎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這些死去的人們，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我總覺得他們現在正在一個什麼地方，做著什麼事。我想起他們每一個人，淚水充滿我的內心。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過得好，平靜，而且相互關懷。可我總是不明白，那些活著的人們為什麼總是在爭執、嫉妒、貪婪、欺詐、乃至互不信任。

我想那些死去的人們，特別是那些自殺的人們，肯定在死之前對這世界悲哀已極，無所留戀。有時我也問自己：這個世界值得留戀嗎？有哪些東西讓我對活著還有些興趣？所遇到的種種的人，所發生的種種的事，讓我覺得這個世界真是毫無意思。

有時也會想，也就這樣吧，早作一了斷也好。但總覺得還有些事情沒有做完，此時還不是一走了之的時候。

那些死去的親人、朋友、同學、相熟的人，那些死亡，對於他人來說可能並沒有什麼。我看著馬路上匆匆過往的人群，那些在塵土飛揚的大道上疾馳而過的車輛，那些死去的魂靈在暮色之中回望著我，讓我無言以對。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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