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難之際「報章版圖」的重構——地方報章興起的意義

「新型傳播媒介」對歷史的塑造，近些年已得到中外史家的高度重視。所謂「新型媒介」，不僅指印刷書刊，還包括影響信息傳播的各項新型事物的出現與技術的進步。這些媒介的出現，不僅以古代世界難以想像的方式改變著「歷史」，還使近代世界的信息更為完整地保存下來。《申報》發刊50年之際曾編輯出版了《最近之五十年》一書，其中一篇文章即有如斯之言：「小小一新聞紙，五十年間，思想界、物質界之進化，於是乎見焉，人心風俗之厚薄，與夫社會生活程度之高下，於是乎征焉。」（李嵩生：《本報之沿革》，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刊》第三編，申報館1923年版，第29頁）張季鸞在《大公報》發行一萬號之際所寫下的紀念辭，也表達了這樣的看法：「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為報紙。」而且，「近代國家，報紙負重要使命，而在改革過渡時代之國家為尤重」（張季鸞：《〈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大公報》，1931年5月22日，第1版）。正是由於此，研究近代歷史所能憑藉的資源，也大大超過研究古代歷史。

基於「報章版圖」的形態及其在特殊歷史時空格局中所發生的變化，對於揭示近代中國歷史的圖景，也具有重要的價值。這其中，地方報章興起的意義即值得重視，除有裨更好認識「地方」的歷史之外，還有助於回應把近代中國劃分為更小的「歷史研究的單位」的訴求。關鍵在於，由報章所營造的「版圖」存在中心與邊緣之別。一方面，報章的發行，原本有從「中心」向「邊緣」拓展的問題；另一方面，就「閱讀」來說，也同樣存在「中心」向「邊緣」的滲透，使地處「邊緣」的讀書人有機會接觸到中心城市發行的報章。大致說來，報章連接起的「中心」與「邊緣」，可以從兩個環節予以把握，一是各大報通過建立通訊員制度，對各地新聞進行報道；二是致力於推動在各地廣開報館。

按照《中國報紙進化小史》之揭示：「泊乎宣統，內地府縣，並有地方報紙之刊，已駸駸焉自披露新聞而入於宣傳民意之時期矣。武漢首義，全國響應，報紙之傳播，不為無功，一時民氣發言，政黨各派，競言辦報。北京首都，驟增至二十餘家，上海一隅，亦有十餘家。新聞事業，遂如怒潮奔騰，一日千里。不僅通商大埠，報館林立，即內地小邑，亦各有地方報一二種。」（秦理齋：《中國報紙進化小史》，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刊》第三編，第23?24頁）除肯定地方性報章發展的意義，寄望於地方性報章得到更好發展的聲音也時有浮現。1920年《東方雜誌》刊登的《地方報之編輯》一文即檢討說：「今日我國之地方報，大都濫載中央或全國或世界各地之記事，鮮有以地方為本位者。其甚者，剪裁地方人已閱過之京滬報以充篇幅，故地方人之稍具常識者，只閱京滬報而不閱地方報。不寧惟是，京滬各報，均尚未至發行『地方版』或『地方附刊』之時機，此時機一旦來到，則地方報之運命，將愈陷於窘境。」作者試圖說明「在一國之都會發刊之報紙，與在地方城市發刊之報紙，無論其資本多寡規模廣狹，而其發刊之目的及其內容，均應有多少之差別」（任白濤：《地方報之編輯》，《東方雜誌》第18卷第17號，1920年9月10日，第96?100頁）。強調言說的重心當以「地方」為本位。

事實上，對報章發展的總結從一開始就注意到這樣的特質。樊仲雲《中國報紙的批評》就說明：「中國的報紙，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為地方性的，例如《杭州日報》、《漢口日報》等是；一為全國性的，例如上海之各大報等是。」（樊仲云：《中國報紙的批評》，黃天鵬編：新聞學演講集》，現代書局1931年版，第55頁）以上海報紙作為「全國性」報紙的代表，正說明上海的中心地位。

上海確立報業之中心地位，也意味著各種勢力欲藉助於報章媒介，往往選擇上海進行。甚至可以說，報章等傳播媒介過於集中於上海，還往往導致「地方」的式微。時任職於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聶士芬（Vernon Nash）、羅文達（Rudolf L?wenthal），就撰文從四個方面揭示中國報業發展存在的「阻力」：交通不便利，國內文盲太多，檢查制度不統一，人民貧窮訂不起報。尤其闡明，受這些因素的影響，中國報紙的銷路多在沿海大都市（聶士芬、羅文達：《中國報業前進的阻力》，《報人世界》1936年第6期，第1?3頁。此文原系英文，譯自《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20卷第3期（1936年10月），第420?423）。這裡也顯示出，對地方報業的關切一直得以持續。1934年《報學季刊》的創刊，即成為整體展現中國新聞業的媒介——致力於揭示各地新聞事業的發展概況，刊登有《各地新聞事業之沿革與現況》《各地新聞事業之實況》等文章。還繪製出不少「地圖」，如《全國期刊出版地點百分比》《全國定期刊物刊期統計圖》《全國定期刊物類別統計圖》《全國各省市通訊社數量統計圖》《全國各省市報社數量統計圖》（《報學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1月1日，第1頁）。這些「統計圖」，可視作是對近代中國由報章所營造的「版圖」形象的說明。由此亦可看出，由報章所營造的「版圖」存在頗為嚴重的不平衡性，確可說近代中國形成了「多個世界」，呈現「多歧性」特質（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第77?81頁；《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40頁）。

近代中國由報刊營造的「版圖」所呈現的結構性特徵，既是近代中國社會重組的標示，也顯示出報章作用於社會的方式。當然，「報章版圖」所展示的結構並非固定的，往往配合著社會的變遷。戰爭影響下「報章版圖」的變遷，即值得略加說明，基於此，或可更好把握「報章版圖」的特質。蔣夢麟在回憶中已道出，九一八事變以後，隨著國民黨威權的南移，北大、清華、南開即是以文化力量爭持於平津的中堅。三校最後南遷昆明，既表明斯時的國民政府對於抗戰終寄最後的希望，更顯示了中國讀書人深知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絕無精神自由的希望，於是克服南遷流難的艱辛，到大後方續圖百年之計（蔣夢麟：《西潮》，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頁）。因此，國難的發生改變著報刊所營造的「思想版圖」，也是可以料想的。此亦說明作為現代報刊，自誕生那一刻起，就構成國家政治生活中重要一環，也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關聯。

1937年，王新常所著《抗戰與新聞事業》一書，已提出這樣的問題：「全面抗戰期間的新聞事業，將如何完成其本身抗戰的使命？」認為下列問題必須加以縝密的檢討：「第一，如何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第二，如何造成上下一致，抗戰到底的意志？第三，如何編印能深入社會各階層普遍傳播於前後方的報紙。」作者明確提出「要造成抗戰高於一切的輿論，代表各派別利益的各個新聞事業者，就必須先把派別的利益放在抗戰之下，無條件擁護抗戰，不在抗戰期間的報紙上提出政治問題，求貫徹派別自身的主張」。同時還闡明「力求報紙的大眾化」，「我們中國的報紙，一向是專供給都會中上層人閱覽的，所以都市中上層階級對於報紙雖會說是『我們的報紙』，但在都市下層的人和鄉村的農民，就會說這不是我們的報紙」。因此，「在平時，報紙的政黨派別化，及其離開大眾，只代表一種勢力的做法，是無可非難的，但在這抗戰期間，卻有深入社會各階層的必要」（王新常：《抗戰與新聞事業》（抗戰小叢書），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2頁）。望雲所著《兩年來的國內文化界》，則對抗戰發生後報刊發行的改變有所揭示。不僅闡明中國報刊的發行存在地域差別，「近代文化集中在經濟發達的通商大埠，或政治中心的都市，所表現的是日報、期刊，專作研究的學術機關」，還具體描述了伴隨戰事的進展，文化中心如何由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往內地遷移，先是遷移到武漢，隨著武漢危機日迫，報刊也繼續西遷。胡道靜也由「漢中無報紙」引出話題，指出：「在抗戰軍興全民動員的今日，這該是怎樣切要搶救的一件事！」該文還闡述了這樣的看法：「既然把報紙看作國家的機構之一，在這抗戰的時代，地方報紙更無須建築於商業基礎上（而且我們也不希望它建築在商業的基礎上），所以發展地方報紙的路線，只有國家經營或社團經營，決心賠本以維護事業始可。」（胡道靜：《普建地方報要求之再喊出》，《戰時記者》第1卷第8期，1939年4月1日，第6頁）有關戰時報業發展的情況，程其恆編著、馬星野校訂的《戰時中國報業》，即能展示部分情況。書中列出「全國各省市報社通訊社統計表」，並且註明「表中數字以擁護抗戰建國者為限」《戰時中國報業》，桂林銘真出版社1944年版，第171?172頁）。

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地方」，在此過程中，「邊疆」如何開展新聞事業建設也引起高度重視。僅以《報學季刊》發表的文章來看，就有多篇文章涉及此。一篇文章論及了發展邊疆新聞事業的重要性：「我國幅員廣大，邊疆各省因交通不便，言語隔閡之故，中原視為秘密之所。政治之設施，文化之開發，幾無由著手。」作者為此主張：「吾輩操新聞事業者誠以抱大無畏之精神，『到邊疆去！』為國家做開發之先鋒。新聞事業猶如國家之耳目，國家之疆土，操新聞事業者應為一盡視聽考察之責，若僅在交通便利社會繁榮之都會，作廣告收費之打算，殊非新聞事業者應有的態度。」（綺云：《對於發展邊疆新聞事業之意見》，《報學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1月1日，第91頁）一篇題作《邊疆內地與都市的新聞協作》的文章還強調了「在國難日深的今日，為求民族解放計，非使各地新聞事業打成一片不可。協作的方式當然以都市為其散播與收集的總匯。內地與都市構成直接的聯繫，邊疆則通過內地而與都市構成間接的聯繫，使全國布成嚴密的新聞網，如全身的血脈那樣循環暢適地各部流通著」。「全國新聞事業構成一個有系統的改革進程，才有實效可言」（陳前村：《邊疆內地與都市的新聞協作》，《報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10日，第79?80頁）。

可以說，立足於報章呈現近代中國的「版圖」，地方性報章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近些年來，藉助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所闡述的「地方性知識」，近代中國歷史中的所謂「地方」也逐漸引起史家的重視。重要的是，以怎樣的視野看待「地方」，並賦予「地方」怎樣的位置[吉爾茲即強調了所謂「地方性」，「不僅指地方、時間、階級與各種問題而言，並且指情調而言——事情發生經過自有地方特性並與當地人對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聯繫」（吉爾茲著，王海龍、張家誼譯：《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頁）。就地方性報章的成長來說，也對應著關鍵的兩極，既構成「國家政權建設」成效的體現，以及「中心」向「邊緣」滲透的寫照；同時，它還成為另一面鏡子，映射出地方的「特性」，誰創辦報章？內容如何？成效怎樣？在在都值得重視。對於新型傳播媒介的作用，呂思勉在檢討「三十年來之出版界」（1894?1923）的一篇文字中即曾言：「三十年來撼動社會之力，必推雜誌為最巨。」（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1894?1923）》，《呂思勉論學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頁）胡道靜也撰文說明，「在最近一世紀的時間中，新聞事業對世界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所起的作用，可謂無物堪於倫比」。尤其指明，其「受了近代精神與物質文明的洗禮，而完成為指引時代前進的燈塔」（胡道靜：新聞史上的新時代》，上海世界書局1946年版，第11頁）。實際上，新型傳播媒介不過是推動近代歷史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個縮影，其他同樣重要的物質與技術進步，所在多有。在這個意義上，關注於國難如何影響到「報章版圖」的重構，無疑是值得重視的，基於此，把握報章媒介在地方的成長以及作用於社會的方式，也不無裨益。通過發掘地方報章的信息，更可以了解到，這張「版圖」若置於地理版圖，或還不足以完全展示報刊的「星羅棋布」，但報章已不再局限於少數大城市或沿海城市，也並非由少數社會階層所操控。尤其具有意義的是，在當下地方性眼光逐漸凸顯的背景下，可以充分發掘地方性報章所提供的信息，回應學界圍繞近代中國存在「多個世界」的訴求，展現近代中國歷史更為豐富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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