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改編如何尊重原著——評話劇《二馬》

作為首屆老舍國際戲劇節的重頭戲，根據老舍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二馬》在京再次上演。百年前的中西差異，而今雖偶有隔膜，但舞台上的京腔京味卻愈久彌香，叫我這個南方人也「返回」夢幻般的古都北京——這是錯覺，與小說一樣，戲劇的「舞台」在倫敦，不在北京。

舞台上，吊著英倫報紙，前後左右，如多層簾幕一般，撲面而來——早期國人稱報紙為「新聞紙」，乃文明的象徵。與「新聞紙」相得益彰的是一大群掛在「天空」的英倫帽子——服飾是身份的象徵，英國紳士與女士，皆因帽而「士」。這樣的舞台背景，強化著當年大英帝國對中國的文化優勢。話劇《二馬》一上來，便緊扣這令人眼花繚亂的「新聞紙」——一群英國人讀報——世間繁華皆寫在報紙上，二馬的故事也從報紙中流淌出來。

主人公老馬——馬則仁，滿嘴的「北京老字號」，吃喝不忘中華，對大英帝國的一切皆很不屑，總以「俗氣」一詞概之。可他的「戲」，一上來就必須直面「報紙」。同時，「報紙與帽子」，也隱喻著巨大的矛盾，老馬就算不是「是非之人」，也來到倫敦這個有「報與帽」的「是非之地」，所以他難逃大大小小的「是非」——與其說這是東西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是非」，毋寧說是老馬的一種不適應，不舒服，不自在。

不僅老馬不適應，他的兒子馬威也不適應，英倫的溫都母女更不適應，大家誰都不適應。而話劇《二馬》，以京味台詞和「老北京范」為風格底蘊，把「不適應」演繹得惟妙惟肖，即便剝離出「中西文化矛盾」這個核心，也能引發觀眾更深層次的思考。

舞台上的演員，既是「當局者」，也是「旁觀者」。正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那麼他們到底是清醒，還是迷亂？似乎有一個聲音，很強硬地對觀眾說，連戲劇舞台都如此撲朔迷離，困頓不已，更何況真實的人生？從頭到尾，觀眾時刻不能忘記老馬的優越感——戲劇人方旭，既是該劇的導演，也是老馬的扮演者，「他」那句京味十足的口頭禪「俗氣」，既飽含著傳統中國人的頑固、迂腐與酸味，又流露出一絲「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頹勢無法挽回的英雄之哀。

如果說原著小說中老馬的口頭禪——「俗氣」——還能叫人認為，這種耍寶的背後，暗藏著落後民族的自尊自愛，甚至能更進一步，讓人設身處地，對老馬的異國黃昏戀略表同情，那麼觀看話劇《二馬》，則讓人笑著難受，哭又荒唐，既不願聽他喋喋不休的「俗氣」，又愛不釋手，期望他與溫都太太一直相愛，甚至喜結良緣。「舞台」是一個產生奇蹟的地方，它叫人無法抑制地忖度：老舍先生曾在倫敦生活工作5年，他後來在回望倫敦的某一瞬間，是否突然感受到了大小二馬的愛情春天。

中國來的一對父子，分別愛上倫敦的母女，這是小說的主要故事情節，雖然結果是悲劇性的，但過程充滿了喜感，而戲劇更甚，使人本能地排斥一切慘淡與悲劇。該劇的角色全部由男演員扮演，特別是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男扮女裝，包括溫都家的母女，而且常常是一個人要演多個角色。可即便如此，也阻擋不住話劇《二馬》的細膩與「真實」。

不可否認，話劇剛開幕時，我們有些許「不適應」，但很快就忘了這種「錯置」，彷彿眼前展開的是一出京劇——男人演花旦，天經地義很正常。更妙的是，話劇中的確有京劇的一席之地——溫都夫人在適當的時候，便不再拘泥於一個英國寡婦的角色，而是舉手投足之間，盡顯傳統戲曲的曼妙——意想不到，也令人恍惚，分不清故事到底是發生在倫敦，還是在北京。可以這麼理解，京劇是老馬念茲在茲的國粹，既然他愛上溫都夫人，那麼自然也可將她想像為京劇中任何一位嬌媚的旦角。不說老馬的「潛意識」，只強調一點，溫都夫人的扮演者劉欣然，既是胡同里長大的北京人，又是專業的戲曲男旦，他當仁不讓，給話劇《二馬》增添了一抹美輪美奐的魔幻色彩——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男演員與女角色，話劇與京劇，皆交織滲透，相互烘托。同時，劉欣然的表演，讓老馬與溫都夫人的戀情，更具立體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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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老馬的兒子馬威，他對溫都小姐洪水猛獸般的單相思，就顯得較為單薄，一是舞台上，他沒有父親馬則仁那般「鮮活」，二是溫都小姐也的確太「殘忍」，沒有給馬威更多的「表現」機會，造成馬威很遺憾，成了父親的陪襯。不過，馬威作為古董鋪的少東家，與夥計李子榮的「分分合合」，倒是比他的愛情更具衝擊力。

總體上來看，話劇很尊重原著小說，但結尾太倉促，高潮無支持，沒有把溫都夫人在最後一刻拒絕老馬的理由交代清楚。其實，老舍的小說也很「簡單」，只因老馬給溫都夫人買戒指時，商家認為一個中國人出手不可能那麼大方，旋即溫都夫人便猛然感到嫁給一個中國人的莫大恥辱。

但小說是小說，戲劇是戲劇，高潮的產生，需要充足的鋪墊。不管是老馬與溫都夫人失敗的戀情，還是馬家古董鋪的「毀滅」等，「尾聲」都似乎是戛然而止，顯得頭重腳輕，給人一種感覺：走得太遠，忘記了當初出發的目的。或許是因為那些引人發笑的噱頭太多，嚴重擠壓了集中展示矛盾的空間。再有，結構上略微有點散亂，某些角色，譬如大小二馬在英國的「引路人」伊牧師，及其家人，包括伊牧師的大舅哥亞歷山大，都過於「寫實」，完全可以通過舞台技巧，予以虛化。小說的人物交匯點可以有很多個，但戲劇的矛盾衝突要集中。這方面，同為方旭主演的《老舍五則》，就短小精練、矛盾突出，還意味深長，做得比《二馬》更好一些。

導演方旭被譽為戲劇界的老舍專業戶，從2011年始，他既編又導，還演，把老舍的《我這一輩子》《貓城記》《離婚》等小說，陸續搬上話劇舞台。但改編文學大師的作品，的確是一把雙刃劍：它雖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改多了不好，因為大家很熟，不改也不行，畢竟小說與戲劇的敘事結構差異太大。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舞台上「展示」中西矛盾，本身就很難，尤其是「二馬」的原著小說，有太多的心理刻畫與中西文化的思辨。如果僅僅只是探討中國人的異國遭遇與「異國戀」，那麼戲劇舞台的「表現力」，大不如文學和影視劇——倒不是說藝術水平，而是市場「接受度」的問題。

當下中國，舞台藝術，包括話劇，依舊還處於努力培養觀眾的階段，但根據老舍小說改編的話劇，卻有些例外，它是一個金字招牌，尤其在北京，「老舍」二字便意味著票房保證。不過，即便把老舍的小說改編成話劇，也只能適度照顧當代觀眾的審美趣味，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緊湊、嚴謹的戲劇結構，並保留老舍的原汁原味。舞台藝術自有其獨特的美，一味迎合觀眾與票房，或者一切照搬原著小說，都只會喪失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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