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與民族認同——以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

1920年代興起的中國近代考古學，給歷史學很大影響。「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一個重要支柱是本世紀初開始逐步引入的西方現代考古學，而其與此前中國舊史學的一個重大區別也就是考古與歷史研究的結合。考古學曾給20世紀的新史學帶來許多希望。」[1]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與五四時期疑古辨偽思潮有一定的關聯。[2]古史辨運動衝擊了人們的古史觀念，動搖了中國古史體系，影響到民族信心。考古學以歷史研究為目的，以重建古史作為學科的最終追求，具有強烈的民族關懷。[3]考古學給中國歷史書寫帶來何種變化？對民族認同產生何種影響？本文嘗試以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略作討論。[4]

教科書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知識載體，在民眾知識觀念與社會意識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歷史教科書是一般國民普遍歷史觀的重要來源，通過政府審定或認可頒行的教科書，代表了一國統治者的史觀及立場，是一國向其人民宣示統治正當性及主權正統性的重要工具。[5]歷史教科書通過傳授歷史知識，以形成民族的集體記憶，確立民族認同。歷史教科書、考古學在建構民族認同上具有某種一致性，從歷史教科書中來探討考古發現對民族認同的影響，是一個很好的路徑。[6]

一、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之編寫

中國近代教科書濫觴於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作為國民普通教育的教科書出現在甲午戰爭後。[7]此時正是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時，受其影響，歷史教科書擔負了拯救民族國家的任務。1912年，民國成立，廢除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把培養現代國民作為教育的首要目標，教科書編寫注重養成共和精神。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開始全面實行三民主義教育，此期教育突出民族主義，渲染國民革命與傳統文化的衛護關係。[7]教科書編寫上，一是注重民族意識的培養，二是重視中國傳統思想文化。

清末民國時期，黃帝被視為民族始祖和國家建立者。西漢以來，黃帝逐漸成為王朝統治合法性的一個來源。[8]晚清，黃帝開始與民族國家建構聯繫起來，成為中國民族認同的符號和象徵。[9]清末民國歷史教學中都注重黃帝事迹的講述。清末規定高等小學堂歷史「陳述黃帝堯舜以來歷朝治亂興衰大略」。[10]北京政府時期小學「本國歷史宜略授黃帝開國之功績」。[11]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教材大綱把中華民族的形成與建國都托始於黃帝。國民黨還有祭祀黃帝活動。1935年，國民黨中央「致祭於中華民族始祖黃帝軒轅氏之靈」，祭文中除追懷黃帝「創業之耿光大烈」外，反覆強調「力排艱險，以復我疆圉，保我族類」。[12]1930年代，由於日本侵略而逐漸加深的民族危機，使之與黃帝的立國經歷聯繫在一起，黃帝被視為救國保種的先驅而受到尊崇。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歷史教科書相當注重古代史。上古被儒家視為「黃金時代」，上古史為歷朝所重視，在國民黨意識形態中具有重要地位。戴季陶以「道統說」來解釋孫中山思想，把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相接，認為孫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思想」。[13]蔣介石聲稱「總理思想的淵源，實在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的中國正統思想」。[14]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葉楚愴認為：「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15]中國固有倫理道德與「黃金時代」觀念不僅是國民黨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撐，也是民族復興的重要依託。戴季陶曾說：「我們要復興中國民族，先要復興中國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國民革命的基礎，第一是站在民族的自信上面。而民族的自信，更是由民族光榮的歷史，發生出來。」[16]「黃金時代」觀念與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緊密相連。

黃帝與上古「黃金時代」觀念，關係到民族國家的認同，其意義超越了學術範圍。民族認同往往鎖定在一些歷史事件與人物身上，這些事件與人物被提煉為 文化符號，形成一個民族的凝聚力。[17]民族歷史是根據共同體的需要建構出來的，其起源的神聖性不容質疑。「中國所以能夠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18]任何否定黃帝與上古歷史的看法，都可能被認為是對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挑戰而被禁止。[19]

1920年代，中國近代考古學興起後，很快在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都有所發現，特別是北京猿人和殷墟發掘，引起了學術界的震動，為古史研究奠定了基礎。[20]考古學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為歷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路徑與方法。南京國民政府也相當重視考古學對國民教育的意義，將考古發現列為中小學歷史講授內容，希望藉助考古學來振奮民族自信心。

二、中國歷史教科書中考古發現敘述

中國歷史教科書中，較早敘述近代考古發現的，當屬1923年商務印書館《新學制歷史教科書》。編者傅運森為商務印書館編輯，編撰有多種教科書，由於商務印書館之業界龍頭的地位，傅編教科書是民國時期印數最多的教科書之一。《新學制歷史教科書》多次再版。[21]

《新學制歷史教科書》在第二編「歷史以前的狀況」中，詳述了人類遠古以來的進化史。在第三編「人類生活狀況的變遷」中，介紹了考古學三期說。石器、青銅和鐵器時代「三期說」是史前史建立的基礎。書中寫到：「最初人類用的器具，都是粗石，叫做『舊石器時代』。這時候進步很慢，總要歷幾十萬年。自從得了火以後，進步就快了，石器也漸漸精緻了，叫做『新石器時代』。這是『洪積世』以後的『人類時代』；耕種事業，也在這時期發生」。「到新石器時代末期，又有金屬的發現，知道用金屬做器具。也同火的發現一般，在人類文明史上，很有影響，應當劃一個新時期。這發現的金屬，就是銅；因為天然顯露，容易煉取，史家就叫這時代為『銅器時代』。「鐵的發現，在各金屬之後。世界又要劃一個新時期，叫做『鐵器時代』」。[22]

《新學制歷史教科書》的敘述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劃分了史前史與歷史期。人類歷史有四五千年，「把四五千年到今日的時代，叫做歷史時代。四五千年以前的時代，叫做歷史以前的時代」。[23]二是介紹了中國的考古發現與史前史分期。「最近河南有出土的太古石器，陶器，和骨做的用具，知道是屬於新石器時代」。「從商代到周，算是中國的銅器時代」。「漢初，鐵冶的事業才大為發達，中國才算進了鐵器時代」。[24]三是將中國古史記載與考古發現結合起來，從社會進化的角度進行解釋「我國太古人民情形，只有史書上的記載；這無非後人的推想，卻也有些暗合人類生活的進化次序；不過他把人群的努力，全認作古帝王的作為，說成神靈首出的事業了。且就史書所記指其大略：譬如說最古有有巢氏，是指最初人類居住樹林的時代；次有燧人氏，是指人類得了火以後的時代；又次為伏義氏，是指佃漁畜牧的時代；神農氏是指農業時代；這不是表明人類進化天然的次序嗎！」[25]

《新學制歷史教科書》為混編教科書，中外歷史放在一起講述，其中的考古學內容以外國為主，但已經注意到中國的考古發現。該書編寫之時，中國近代考 古學才剛剛興起，該書就吸收考古學研究成果，其史前史分期與古史解釋方法，為後來很多教科書所採用。

伴隨著中國考古學的進展，最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很快進入到教科書中。這裡以金兆梓《新中華本國史》（高中用）與周予同《新標準初中本國史》為例。《新中華本國史》在「史前紀」一章中敘述了考古學分期、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遺物發現情況。舊石器時代遺存詳述寧夏城南、綏遠鄂爾多斯、陝西榆林等地的發現，「這一帶在舊石器時代當已有人類繁殖」。新石器時代遺存詳述河南仰韶、遼寧沙鍋屯、山西西陰村等文化「實已進入較高的農業文化階段了」。書中還介紹了青海、甘肅等地發現的人骨及其研究，認為和現代華北人同屬一派「中國北部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主人翁，已可確定為和現代北中國人同族的一種人，那麼那時候黃河流域已是漢族繁殖地了」。[26]《新標準初中本國史》講述了中國本土原人、石器時代遺物和殷墟遺物的發現。如北京人的發現：「民國十年以來，中外學者在北平西南房山縣周口店地方又發現一種原人遺骨，定名為『北京人 ，又定名為『中國猿人』。據有些學者的主張，這中國猿人比較爪哇猿人還早些。但在中國猿人的同一地層中，發現有多數的石器、骨器，以及燒過的動物骨骼和灰燼，似乎火的發明已遠在中國猿人時代。總之，從這發現以後，中國本土已成為人類祖先的一個發祥地」。[27]在殷墟發現中寫道，殷墟出土的遺物，可以斷定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就這些遺物加以研究，商朝進化到銅器時代已經沒有疑義」；「可以證實殷商一朝的文明已具有獨立的特性」。[28]

南京政府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大多有考古學方面的內容。其中，史前期重點介紹北京猿人的發現，歷史期主要介紹安陽殷墟的發掘。近代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探索中國民族起源，教科書中對考古發現的敘述也側重於中國民族的本土起源上。但是，考古學的影響遠不止於此，考古發現使得中國歷史書寫在形式與內容上都發生了變化，影響到人們的古史觀念和民族認同。

三、史前史的出現與中國歷史的拉長

考古發現進入中國歷史書寫，一個重要變化是「史前史」的出現。考古發現使人們意識到，中國在文字出現之前，有一個漫長的史前時期，中國歷史開始出現「史前期」分期。

考古學興起後，教科書開始以文字的有無，把中國歷史分為史前期與歷史期。前述傅運森《新學制歷史教科書》、金兆梓《新中華本國史》都是如此。1933年傅緯平《復興初中本國史》也作了分期：「近代史家徵求古史遺迹，都在地層中探尋，把人類進化的次序，分做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太古人類，都用石器，無文字，無歷史，叫做史前時代，就是歷史以前的時代。」[29]《余氏高中本國史》劃分了史前期：「歷史家把人類社會過去的活動，分作史前期和史內期。在史前期內，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30]百城書局《初中中國史》認為，人類之有歷史，不過四五千年。依考古學者發掘古代遺迹，可將此四五千年到今日的時代，叫作有史時代；四五千年以前的時代，叫作史前時代。[31]

史前史與史前考古發現，證實了中國歷史的久遠。《新時代本國歷史教本》認為，中國立國甚早，文化最古：「就實物的驗證來看，中國文化之古，愈得一重證明」，「近十年來，甘肅、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遼寧各省有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使我們可以把古代文化拉長到公曆紀元以前三四千年；陝甘、寧夏各地有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又使我們把史前的文化拉長了三四萬年。[32]文化學社《高中本國史》詳述了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指出：「一、東自榆林，西至寧夏，南至慶陽，此一帶地，在五萬年前，已有人類繁殖；二、依所得各石器，可證五萬年前此一帶地方，人民開化程度，已知營狩獵生活；三、依在同一地方所得石器之多，可證其已有群居的生活；四、依其地得有本地所不產的石英質之石器，知其必有遷徙或交通的生活」。[33]1940年代「國定本」《初級中學歷史》根據「北京猿人」的發現指出「可以斷定在五十萬年前的中國北部，此種猿人已經很繁殖了」。「在距今五萬年前的河套之內，長城附近，已經有人類繁衍」。[34]

考古發現使古史記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證實。中華書局《初中本國史》寫道：「現在就拿五帝的都城來說，相傳伏義都陳，在今河南淮陽縣；神農都曲阜，在今山東曲阜縣；黃帝都有熊，在今河南新鄭縣；堯都平陽，在今山西臨汾縣；舜都蒲阪，在今山西永濟縣；都不出黃河流域一帶。最近十餘年來，一般考古學家又在這一帶地方，先後發現史前的遺物；而且這些地方所掘得的人骨，也和現在中國北方人相像；可見漢族在上古時候，定居在黃河流域，是可以確定的了」。[35]《開明本國史教本》認為，考古發現情況使得「中國民族文化在空間方面是順沿著黃河流域而發展，在時間方面是已經延續著四五千年以上的歷史，卻已得相當的證據」。[36]新亞書店《初中本國史》從發現的人骨化石中「可測知當時的人，實為有史以後人民的始祖。雖然史事不易證明，而我民族文化的悠久而深厚，是毫無疑問的」。[37]《余氏高中本國史》認為，古帝王的事迹傳說，都發生在黃河流域。而考古學上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遺物的發現，都在中國北部。在舊石器時代，陝甘河套一帶已有人類繁殖，可以確定黃河流域是中國先民最初活動的地方。[38]國定本《初級本國歷史》指出，就考古發現研究結果「中國北方在五千年前確已入於農業時代階段。那麼，黃河流域在五千年前已為中華民族繁殖的地域，是無可懷疑的了」。[39]

史前考古發現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之一，是拉長了中國歷史。正如胡適所言：「一個瑞典學者安特生髮現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几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髮現發現了一些舊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几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現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的考定，認為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文化拉長几萬年」。[40]考古發現使廣義的中國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延伸到幾萬甚至幾十萬年前的石器時代，其意義在於：第一，使中國成為人類發源地之一，這回擊了清末以來中國人種西來說，為中國人種的本土起源提供了「科學」證據；第二，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揭示了中國歷史的久遠。悠久的歷史與中國人種的本土起源一樣，會給國人帶來一種民族自豪感，增強民族自信心，有助於確立民族認同。

四、商代的信史期開端與中國歷史期的縮短

與史前考古發掘同時進行的還有歷史期考古。1928年至1937年間安陽殷墟的發掘，將我國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41]中國歷史期與史前期即以商代為界來劃分。中國「信史」一歷史期開始於殷商或商周之際，為學術界所認可。

商代的歷史期開端，為一些教科書所採用。《新時代本國歷史教本》根據殷墟發掘指出「殷商一朝得了這種實物的證明，故可以得到歷史的時期」。「商周以下可以叫做『歷史期』商周以前只可以叫做『史前期』」。[42]《新中華本國史》指出「照現在科學的治史方法講，中國史還不能從禹開始，只好根據現有的文字記載的殷墟史料——殷墟契文，將信史斷自殷代始」。[43]《余氏高中本國史》認為，殷墟甲骨文字證實了傳世的關於商代文獻記載，確認了商代的歷史真實性。商代以後之為有信史時期，已毫無問題。在商代以前，從考古學的觀點立論，還需要地下的新發現來確定。[44]《新標準初中本國史》、《開明新編高中本國史》，文化學社《高中本國史》等都是把商代作為中國信史的開始。[45]這種情況，誠如文化學社《初中本國史》所言：「近今歷史學者，多以殷朝為中國信史之所自起，殷朝以上的歷史，則概以傳說視之。這是因為近三十年來，陸續有殷墟甲骨文的直接史料發現，而夏朝以前的事迹，則僅有間接史料的記載傳述，而無直接史料的證明，故只好以傳說的資料視之。這種態度自然是很科學的。」[46]

殷墟博物館一景

殷墟考古發現與商代的歷史期起點，縮短了中國歷史時期。中國傳統歷史書寫，對中國遠古的歷史，是根據經書和子書的記載，把上古史系統化，排列成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序列，這個順序從東漢到民國初年，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47]清末民初教科書也是如此。清末，有很大影響的《東洋史要》將信史從有巢氏開始：「太古，人皆穴處茹生。有聖人教之巢居，號有巢氏，治石樓山南。」[48]《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從伏義開始：「鴻蒙初開，相傳有盤古氏，其後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謂之三皇，然舊史所載，荒渺難稽。今擇其事迹可考者，自伏義氏始」。[49]被譽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50]的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從黃帝開始：「中國自黃帝以上，包犧、女媧、神農諸帝，其人之形貌、事業、年壽，皆在半人半神之間，皆神話也。故言中國信史者，必自炎黃之際始」。[51]《支那通史》從唐虞開始：「自唐虞而上，渺不可考。……自唐虞時，人文既開，庶績咸熙，歷代之史，自是可得而述也」。[52]《東洋史要》等把有巢氏、伏義氏、黃帝、唐虞等上古帝王作為信史起點，為後來教科書所繼承，從清末直至1920年代近代考古學興起前，教科書中認為可信的歷史，主要是從有巢氏、伏義氏、黃帝、唐虞等開始。

有巢氏、伏義氏、黃帝等以來的歷史是否就是可信的歷史，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本文關注的是：清末民初教科書對有巢氏、伏義、黃帝以來的歷史都持肯定態度，它們都屬於中國歷史期，這種敘述方式值得關注，為考古學興起後中國歷史書寫的變化提供了參照：相較於商代的歷史期起點，中國歷史期無疑向前延長了很多。換言之，考古學興起後，中國信史期起點明顯延後，中國歷史時期相應地縮短。

以商代為起點的歷史期劃分，給民族認同帶來了重要影響。殷墟發掘一方面證實了商代後期歷史，另一方面又縮短了中國歷史期。如果說中國歷史延長可以增強民族自豪感的話，那麼，歷史期縮短也會削弱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商代的歷史期起點，使得商代以前的上古史記述都劃歸到史前期中，上古「黃金時代」與黃帝等史事必須重新進行解釋。

五、上古帝王：社會進化階段的象徵與「黃金時代」觀念的幻滅

考古學興起後，中國歷史多出了一個「史前史」部分，中國古史新出現了一套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與銅器時代的文化順序。[53]相對於中國傳統歷史書寫來說，這是近代考古學興起後出現的新事物。在這個新的框架下，古史——三皇五帝記述具有了不同的意義。[54]

三皇五帝的記載不再被視為信史。考古學興起後的教科書還是從三皇五帝開始講述，但多視之為神話和傳說。《復興初中本國史》指出：「各國古書，很有記載太古事情的，倘無地層中遺物可證，縱令記載流傳，也認是出於附會，不能稱為歷史，只好叫做神話」。[55]《朱氏初中本國史》分析了三皇五帝記述的矛盾之處，認為太古時代沒有文字記載，後來的人憑口舌相傳，用文字追記起來，便有了種種神話式的傳說。[56]鐘山書局《本國史》認為，古籍中三皇五帝之排序「參差乖背，尤不可勝記」，「皆事理之所必無者，則遷書帝系之不足據，事甚明鑿」。[57]文化學社《高中本國史》認為，太古史實，多見於緯書，或以緯書為古史，記述多荒誕不經，猶如各國古史之神話也。[58]新亞書店《初中本國史》指出：「古史的不足憑信，是顯而易見的。」 [59]這時教科書敘述上古史事時，一般都加上「相傳」字樣，特別註明其傳說性質。

黃帝的真實性受到懷疑，地位下降。清末民初教科書一般都把黃帝視為民族始祖和建國英雄，充分肯定了黃帝對中國歷史與文明發展的影響。[60]考古學興起後，很多教科書對黃帝事迹表示懷疑。《北新本國史》指出，殷墟甲骨文的發現，使得學者認為「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共產社會，所謂三皇五帝，就成為無稽之談了」。[61]新亞書店《初中本國史》寫道：「古代傳說的帝王，到黃帝才稍有事迹可記」；「其實黃帝有無其人，也還是個問題，不過古史是這樣傳說罷了」。[62]文化學社《初中本國史》認為「黃帝」二字，系後世陰陽五行家附會「中央」二字之義所追加，所以把黃帝建國視為「傳說的」較為妥當。[63]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史家如梁園東、呂思勉、羅香林、陳登原等編寫的教科書很少提及黃帝，不再突出黃帝的地位。梁園東《新生活初中本國史》簡要提及黃帝事迹，把它作為上古傳說，認為這是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轉變的情況。[64]呂思勉《復興高中本國史》只是在講述上古帝系時提及黃帝。[65]羅香林《高中本國史》中，黃帝事迹放在《唐虞之政治》一章中一帶而過。[66]陳登原《高中本國史》述及上古文化創製，但未說明是何人所為。[67]

三皇五帝被視為社會發展階段的象徵。《開明新編高中本國史》指出，具有傳說性質的燧人、伏義、神農三皇的次序，正合於人類社會進化由漁獵而畜牧而耕稼的次序。[68]民智書局《高中本國史》指出：「中國的上古帝王，有巢、燧人氏大約在漁獵時代；伏義、神農氏已進於畜牧、耕農時代了；三皇五帝之時，正是由石器而入銅器時代了。」[69]《復興初中本國史》認為：「有巢氏是代表初民巢居時代，燧人氏是代表初民用火時代。伏義氏是代表初民漁獵畜牧以及火食時代，那時候，當然有簡單的婚姻制度了。神農氏是代表耕種時代，那時候當然有粗淺的醫藥知識，和以物相易的原始商業了。神農作耒耜，用石做兵器，更可見那時已入新石器時代了。」[70]史家通過排比考古學分期、社會進化階段和中國上古帝王順序，發現其中時代對應關係，因而斷定上古傳說反映了社會進化次序。

考古學興起後，人們把上古記載看作是傳說與神話，把黃帝等人物視為社會進化階段的象徵，實際上否定了上古人事的具體存在，證實了先前人們對上古記述真實性的懷疑。對於國家確立的認同對象物黃帝以及與國民黨統治密切相關的上古「黃金時代」來說，由於不在歷史期之內，沒有考古發現證實，處於一種「懸疑」狀態。這種情況，如陳登原所言「黃金時代」是人們的附會：「人們留戀過去，對於古代，常易發生過當的欣羨。上古時，又沒有正確的記載，人們便從留戀而發生一種超乎常識以外的附會物」。[71]考古發現揭露了上古人事的建構本質，宣告了黃金時代觀念的幻滅。

六、考古學與古史重建：古史辨運動之參照

《古史辨》

考古學的一個目標是回應古史辨運動的衝擊，重建中國古史系統，確立民族信心。從考古學中建立的古史系統，其實際效果如何？本節通過與疑古——古史辨派之古史觀念的比較，略作討論。

疑古思想在中國產生較早。清末，有疑古思想的學者開始運用進化論來研究中國古史，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較早地進行了這種嘗試。夏曾佑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期，上古期中由開闢至周初為「傳疑時期」：「因此期之事，並無信史，均從群經與諸子中見之，往往寓言、實事，兩不可分，讀者各信其習慣而已，故謂之傳疑期。」[72]傳疑時期的劃分，是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對古代傳說的多歧性加以注意並指出，不是想動搖經書和正史的權威。[73]夏曾佑指出，上古傳說體現了社會進化的程序：「凡今日文明之國，其初必由漁獵社會，以進入游牧社會。自漁獵社會，改為游牧社會，而社會一大進」，「自游牧社會，改為耕稼社會，而社會又一大進」。社會發展是由漁獵而游牧而耕稼的。包犧氏時代，正為出漁獵社會，而進游牧社會之期。神農時代，中國已出於游牧社會而進為耕稼社會了。[74]

對古史系統衝擊最大的是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顧頡剛的疑古思想是在其為商務印書館編輯歷史教科書時開始形成的，夏曾佑疑古思想是一個來源。

[75]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顧頡剛、王鍾麒編輯的《現代初中本國史》，對黃帝和堯舜事迹都表示懷疑，如寫黃帝：「自從地面上初有人類以後，一直到所謂的黃帝時，都是洪荒之世，實在的事迹，曖昧難明。只要看這黃帝的稱號，便可與再前一點的炎帝同樣看待，或許是後來的人推想出來的一個奠土建國的古帝」。但是，與夏曾佑一樣，這裡的懷疑不是簡單的全部否定，而是注意到其中所蘊含的象徵意義，從社會進化角度進行解釋：「社會的進化確有一定的歷程，從狩獵時代進為畜牧時代，又進為耕稼時代」。「近人說，伏義氏代表游牧時代，神農氏代表耕稼時代，黃帝代表政治組織的時代，每一時代也許有千年之久。這種見解最為近理。我們試看有巢氏是房屋發明的象徵，燧人氏是火的發明的象徵，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了」。[76]

夏曾佑與顧頡剛把古史傳說仍然置於中國歷史書寫之中，把它們作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古史辨派「用進化論的方法探索（中國）古史傳說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承前啟後的演變過程，以證明二千多年來公認的古代史實是由不同歷史時期的古史傳說演變而成的。」 [77]比較古史辨派與考古學興起後人們對古史記述的態度與解讀方式來看，都是用進化論來解釋，把上古帝王看作是社會演進階段的象徵。考古學興起後中國古史解釋方式，與疑古派基本一致。[78]

從考古學興起後歷史書寫來看，很難說考古學實現了重建古史系統的這一目標。殷墟考古發現與商代歷史的證實，對疑古派所謂的「東周以上無史說」是個重要的修正，一時也讓反對疑古派的人欣喜，認為可以宣告古史辨運動的破產。實際上，這並未能真正回應疑古派對古史傳說與三皇五帝系統的質疑。商代的信史期開始，較之古史辨派「東周」信史起點往前延伸，但只是與「東周以上無史說」在具體時期斷限上有所不同，未能動搖古史辨派的認識基礎。[79]

七、結語

本文以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討論考古發現與民族認同的關係。考古發現對民族認同的影響是雙重的：考古學拉長了中國歷史，有助於增強民族信心；同時也縮短了中國歷史期，影響到民族心理。更重要的是，考古學興起後，從社會進化角度來解釋上古記載，將三皇五帝視為社會進化階段的象徵；而商代的歷史期起點，使國家確立的認同對象物黃帝與上古「黃金時代」都處於無所依託的境地，這實際上徹底宣告了「黃金時代」觀念的破滅，衝擊民族認同。從考古學證史的實際效用來看，國家在藉助考古學來建立民族認同時，需要關注其多重影響。

考古發現對民族認同的多重影響，其中原因，除了民國時期考古發現材料不足外，也與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有關。中國近代考古學興起後，多把它視為歷史學的一個部分，以考古發現印證歷史記載。一般來說，考古發現尚有待於文獻材料的印證，史前考古發現就難以在中國古籍中找到直接的對應。「與歷史學依賴的文字典籍不同，考古發現的材料並不直接告訴我們歷史的故事」[80]史前考古發現與中國古史傳說只有某種感覺上的相似性，它本身很難與古史傳說直接印證。顧頡剛認為：「有許多古史是考古學上無法證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預言到將來考古學十分發達的時候也尋不出這種人的痕迹來。大家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承認的根據，也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否認的根據。」[81]徐旭生認為，舊石器時代的發掘，與傳說時代相離得太遠，暫時可以不談；新石器時代遺址同傳說時代古氏族的關係一定很密切，但是關係的詳細情形如何及如何變化直到現在幾乎還是毫無所知。[82]他們對考古學能否建立古史系統表示懷疑。考古學與歷史學有各自的學科特徵，如何處理考古發現與歷史教育的關係，或許考古學家衛聚賢的一段話可供參考：「考古之目的，非為誇揚古國之文明，亦非為崇拜古人之偉大，更非為仿古以作復興之舉，實欲明了前途應走之大道。」[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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