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流而下還是逆勢而上？從地理角度看中國文化興衰。

文史 06-24

上次分享了錢穆先生談歷史上中國南北力量消長變化文章的第一部分，引起了不小的爭論。點擊可跳轉閱讀。

中國北方究竟是何時開始衰落的？

錢穆先生是我十分喜歡和欣賞的史學大家，讀他的文字是一種享受。我不否認，錢穆先生研究歷史，自然會有他自己的局限，事實上我在讀他的著作時也能感覺到這一點。但有些讀者斥之為「胡說八道」，我個人是極不認同的。

今天，我們接著來看第二部分。沒看過第一部分的，請點擊上面鏈接讀一下，然後再看下面的內容，這樣會比較好。

特別提醒：

錢穆先生此文是上世紀50年代的演講實錄。請大家閱讀文章時注意這一點。

作者：錢穆

來源：《中國歷史精神》，九州出版社

圖片源於網路

編輯：坐觀君（ID:china_2049）

我們再從經濟講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早，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遲。譬如珠江流域廣東一省，在唐代只出了一個宰相張九齡（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韓愈時，始有第一個大學生進入大學，可見那時廣東、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長江流域，更不及黃河流域。宋明兩代文化學術最活躍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國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遷去。

江西在宋以後，比較上是南方中國人文中樞。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興起。到清代才有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西南地區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氏嘗說：「文化發展到某一階段的最高峰，必然會衰落。」若把歐洲看，希臘轉向羅馬，再由羅馬轉向英、法諸邦，今天英、法諸邦又開始轉向衰落，似乎斯賓格勒的話證驗了。但中國則不然。

中國地方大，因此文字統一，語言也比較統一，思想文化亦隨之統一，此與歐洲不同。因此，黃河流域衰了，轉向長江流域繼起新生，只成為內部變動，大傳統還是個中國。

所以我們覺得歐洲史變化大，中國史變化小，這由我們的祖先，替我們先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版圖，不像西洋各國此起彼落，都局促在小圈子裡。

一個國家強盛興旺了幾百年，盛極必衰，必然要起變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給人生的悲劇。

正如一個人到了四五十歲以上，學問深湛了，經驗豐富了，意志也堅強了，可是身體卻衰退了。一個社會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樣的一定要動搖，要發生變化。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衰亂的時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長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遼東，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傳統中心的洛陽，正如一陣颶風的漩渦中心，空了。馴至銅駝荊棘，瘡痍滿目。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卻在新環境里獲得了新生命，慢慢轉回來，再凝結，便形成隋唐的統一。

這種中國歷史里的新生機運，專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因為他們是多元的小單位，而我們則是一元的大單位。

若說希臘完了來羅馬，羅馬完了來近代西洋。他們的文化也還是不斷新生，那是無所用其悲觀的。但從小單位看，我們單看希臘、單看羅馬、單看現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賓格勒的悲觀意想。但我們若把斯賓格勒的悲觀來看中國的前途，那又錯了。

中國各地區的文化興衰，也時時在轉動，比較上最能長期穩定的應該首推山東省。

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臘，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人。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他們最強韌，最活躍，大聖人、大文學家、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各種偉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發展，還能長時期維持不墜。第二才推河南、陝西、山西、河北人。至於江、浙、閩、粵人，大體上說，氣魄不夠雄偉，僅賴北方中國祖先餘蔭，實不足代表中國人的標準風格。

目前的中國文化，則都集中在東北從遼東以迄西南達廣東的沿海一條狹邊上，愈向內，愈黯淡，直到西北邊寧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緬邊境，我們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會。如一個大瓜，腐爛了大半個，只剩沿海一線，則只是一層薄皮了。

西方文化，從歷史轉動趨向言，先由希臘轉到羅馬，再從義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蘇維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溫帶移向寒帶，由低處向高爬。

希臘是小區域的溫暖地帶，德意志、蘇維埃是大面積的高寒地帶，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動態。在中國呢？這一趨向卻恰相反。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粵，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帶向低暖地帶滑下。

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國則順流而下。這一對比是極可注意的。

只為中國地方大，經一次大變亂，人便向四面跑，舊文化移殖到新園地上，又產生出新生命。

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亂，同時總留有幾塊乾淨土，留作新文化的處女地。讓舊的人才移殖，讓新的生機萌動。

你若遊歷全國各城市、各鄉村、各名勝，到處有歷史遺迹，到處有文化紀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時候，那裡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結了很多人物，軍人、學者、政客、僧侶，都有出色人。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涼不堪了，僅作為我們憑弔之區。若大同是單獨的一個國家，單獨的一種文化，那是斯賓格勒的話確實有驗了。

但在中國，各地區的盛衰興落，無害於大系統的文化之貞下起元，層出翻新。因此中國文化是勁氣內轉的，它能單獨跳出了斯賓格勒文化悲觀論的圈子外，而繼續生長，欣欣向榮，機運不絕。

但從大局面上，中國文化之從大處高處冷處轉動到小處低處溫暖處，常是順溜的滑下，不能奮力的翻上，那卻是中國文化演進值得悲觀，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我在對日抗戰期間，曾為此意，寫過兩篇文章，主張抗戰勝利後，國都決不可再設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帶，雖是今天經濟文化之重要地區，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樹繁花，已經開發到爛漫極盛之時，快該凋謝了。我們從歷史教訓上，早宜積極尋找新生命，誘導成新力量，決不當苟安姑息，只顧目前。而且一個國家，也斷不能使其內部顯然有兩種形態之對立。民國二十六年我由洛陽而長安，遊覽西北，一路看到許多農村社會的生活情況，已覺得中國大亂之將至。

正如天空的氣候，一邊太熱，一邊太冷，雙方醞釀，一接觸後必然會發生大旋風。中國的內地西北和東南沿邊，在同一國家之內，卻存在有兩個絕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太過懸殊，這真是一大問題。

近代中國人只知沿著順勢，向東南沿海跑，這因東南沿海有許多引誘我們的東西。

可是黃河中上游，大陸西北，荒蕪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還是我們古代漢、唐的遺傳，本質上並不比東南沿海的人差，或許會更好些。

若我們能從經濟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開發，一定仍能到處發揚我們北方祖先寬宏的氣魄，雄偉的精神。這是找尋我們歷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

我們的文化新生，決然當由我們內部自身來，不可能從外國西洋來，這是很顯然的。

當時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張抗戰勝利後應建都西安。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正如個人般，應努力向上，不該順勢滑下。

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國知識分子經濟力量都集中向東南，西北本已荒廢，再加東南引誘力一拉，將更沒有辦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後必然會全體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領導，知識分子、經濟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邊，逐漸移回一部分，好讓兩邊逐漸得平衡。漢、唐立國，便是如此般由東向西倒拖的，此刻則當由南向北地逆轉。

我寫此文後不久，美國華萊士來中國，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見中國歡迎使節，發表談話說：「別人認為我從中國的後門進，實在我是從中國的大門進的呀！我經過了你們河西蘭州一帶，便想像到我們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不錯，華萊士這番話，我實在非常贊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你主張建都西安，孫中山先生早曾提過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記載著孫先生與章先生的一夕談，文中記明談話的年月日。當時孫先生說：

「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內陸中心，一呼百應。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將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

孫先生這番話，實在有氣魄，有遠見。從他話里，可以指導我們有一百年以上的興奮和努力。

我們統治著偌大一個中國，總不該專門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杭州、福州、廣州那些新都巿。應該同樣注意到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帶廣漠區域。不該對這些大地面視若無睹，認為無足輕重。我因此便寫了第二篇文章，再來強調我移都西北的主張。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面。頭腦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裡輸送，全部神經都向那裡會合。頭腦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處。太溫暖是不行的。

假使像宋朝般建都開封，開封如人體的腹部，頭腦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滯了，不流通。這樣便會生機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滿洲建都所在，就他們講，也是站在最前線，用來控制整個中國的。明朝建都北京，因為剛打掉蒙古人，也是針對著敵人的最前線。今天中國的敵人已非日本，而是蘇聯。照對外形勢講是如此，就對內實情說，所面對的問題，也是西北重於東南，內陸重於沿海。我們該將中國經濟文化來一個大對流，南方人該盡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後，中國自然有辦法。

現在的中國，是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營養和神智，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裡，臃腫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領頭向前跑，政府更該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卻不必刻意專接近蘇、浙、閩、粵沿海一帶人。他們自身有能力，自會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後了，政府又遠離他們，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接近政府，那終非好現象，終非好辦法。

我們應該知道，北方人還有潛力存在。今天的共產黨，也是到了延安後，把種子散布到北方農村，才始壯大起來的。今天的東北人，也大都是山東人移去，他們都是強韌能動，有活力。

北方人本質上哪裡會差過南方人，只是文化經濟環境埋沒了他們，壓抑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