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雙黑色的眼睛

《流亡的故城》是追憶顧城生平的紀錄片，在影片發布討論會上，同為詩人的西川認為顧城晚期的詩有鬼氣，他說：

我覺得他早期的東西太甜了，作為一個詩人太甜了，而且童話詩人太矯情……我覺得顧城晚期的詩歌，我不知道對不對，也可能將來會修正，我覺得的確有鬼氣……我覺得顧城的詩是一種我抓不住的東西，有些人的詩歌不論它複雜也好，簡單也好，我可以抓在手裡，顧城的詩歌我抓不住在手裡，這種抓不住的這種感覺，就包括他寫的《鬼進城》，剛才片子里播的，他每一句話到每一句話，每一個意向到每一個意向你不知道他按照什麼邏輯來的，它沒關係，它有一種發散性，那這種發散性我就覺得這是一種什麼東西，我覺得有一點那種幽幽的那種感覺。這種東西也不是說他們家人願意把它定位在什麼地方我們就把它定位在什麼地方，從詩歌在中國的上下文裡面我們可以看出來，這種寫法是非常少的，在中國歷史上，古代的詩歌裡面，有一個詩鬼，就是李賀，也有這種感覺，就是他的東西抓不住，那麼這個東西所以我覺得顧城作為一個詩人是非常特殊的。

我讀過顧城的一些詩，感覺他真是一位童話詩人，譬如他代表作的《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我想塗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畫滿窗子

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

都習慣光明

……

這是孩子才能講出來的話，的確很甜，也很矯情。但是就是這樣一位童話詩人，卻又在《一代人》中莊嚴地宣布：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兩句話，一個時代，也當之無愧地成為一代人的聲音。這種沉鬱之極的悲憫，竟然出自於一個要在大地上畫窗子的童話詩人之口。這樣判若雲泥的語境差異，它巨大張力一定會撕裂作者，也一定會帶來毀滅。顧城一生的流亡，就是在逃避這必然的結局。大地上畫不出看見光明的窗子，窗子只能開在一間屋子的一堵牆的上面迎接光明，這需要乏味枯燥的勞動，也意味著一種永遠無法排解的現實的矛盾。流亡可以緩解這種矛盾，但無法消解。當詩人終於無路可走的時候，他選擇了斧頭和繩子，用無比激烈的方式了結了妻子，也了結了自己。他用《鬼進城》的詩歌，表達了一種非人間的狀態：

零點

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它害怕摔跟頭

變成

了人

……

詩人用生命的代價，突破了語言的藩籬，表達幽明兩界的極端狀態。而在我們活人看來，這不是人間語，這是毛骨悚然的鬼話。

海德格爾說詩人是短暫者。自從普羅米修斯從阿波羅的太陽車裡盜火以後，人們抱火取暖、燒飯，懂得在為火加柴的同時，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但是詩人不同，他們必須超越。既然火已經有了，就要有飛蛾撲火，在完成毀滅的同時成為殉道者。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對於人類，生存還是毀滅都不是問題。詩人的終極追問，只是要追隨遠去的諸神的身影。詩人的告別，當然不是人話，而是追命的鬼話。同為詩人，西川對於顧城的評價，一語中的。

二十世紀未，從駱一禾腦溢血的突發性死亡，海子的卧軌自殺，顧城用斧頭和繩子連帶親人的激烈決絕，我們可以看出詩人之死的一個清晰的脈絡。在沒有詩意的時代，詩人何為？海子《夜色》：

在夜色中

我有三次受難：流浪，生存，愛情

我有三種幸福：詩歌，王位，太陽

夜色中沒有太陽，這是時代的輓歌，也是詩人的輓歌。詩歌已從王位退隱，詩人也淪落風塵，變成腦癱的花痴，穿過大半個中國睡你。火山在噴，河流在枯，無數的黑夜摁進一個黎明。

24年前，中土正在闡釋春天的故事，顧城用斧頭和繩子，給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的社會帶來爭論。詩人之死是宏大的命題。在苟苟營營的小時代里，有人用記錄片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時代的死亡事件。那個時代遠去了，沒有游吟詩人，流亡的故城已經是遙遠的記憶。最後，我們一起讀他的《遺囑》，紀念這位流星般天才的詩人：

當淚的潮湧漸漸退遠，

理想的島嶼就會浮現。

那時請搞下一片征帆，

來覆蓋我創痕累累的長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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