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漢武的「英雄時代」，充滿了人民的血與淚

漢武「英雄時代」的血與淚

雲翳 | 文

文史宴公眾號6月份的漢史專題已經接近尾聲。我們從漢初到漢末談了很多事件很多人物，最後就讓我們用評說不盡的漢武帝結尾吧。對漢武帝的評價，不能只看國家的光鮮，還要看平民的福祉和文明的前途。

有人說，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古往今來，中國人精神的空白，往往由歷史彌補。

我們沒有聖經而有古典；沒有神殿但有宗廟；沒有神諭，卻有史鑒。我們沒有最後的審判，卻有歷史的裁決；沒有地獄卻能罄竹難書、遺臭萬年；沒有天堂但可以青史留名、流芳千古。

中國人崇拜著過去的輝煌、祖先的榮耀，那些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成了被供奉的「眾神」。而在「眾神」當中，漢武帝劉徹無疑是最閃亮的那顆星。

漢武帝劉徹

「武帝時為中國極強之世，故古今稱雄主者，曰秦皇漢武。」破匈奴、伐大宛、滅南越、平朝鮮，赫赫武功使得無數華麗的詞藻和熱血的情懷與武帝之名相掛鉤。

歷史寫就了大漠鐵騎、西域雄師、征服嶺南、揚波東海的英雄時代。詩歌里亦傳唱著「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的柔情，「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的豪氣。

但是，歷史還留下了「窮兵黷武」「海內虛耗」的字眼，詩歌中仍可見「一將功成萬骨枯」、「將軍白髮征夫淚」的悲哀。只是後來者，太喜歡看人前的榮譽與輝煌，而淡忘了榮耀背後的血與淚。

遲到16年的罪己詔

1

漢武帝劉徹的統治，前後長達五十四年之久。在武帝統治前期，大約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前133），整個帝國的政治經濟足可謂太賓士世。司馬遷寫道：

「

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糧倉)皆滿，而府庫余貨財。

」

自元光二年馬邑之謀後，武帝開始大規模的對外用兵，「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

在這三十多年間（前133—前102），除對外征伐外，武帝還完成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改革，收相權、行察舉、削王國、設刺史等政治軍事改革，統一貨幣、鹽鐵官營、平準均輸等經濟制度改革。後世所推崇的文治武功，基本上是在這一時期完成。

然而，讀史者如果細查一番，不難發現這些大事基本上都是在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111）年間完成，少數完成於元封（前110—前105）年間。

也就是說，如果武帝身負歷史使命，那麼到元封年間他就已經完成。這之後，應當停止大規模的對外用兵（如損失慘重的伐大宛）、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可是，直到征和四年（前89），武帝才頒布轉變統治政策的輪台詔。武帝的輪台詔，廣受後世所讚揚，是中國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難得的成功之舉，它澄清了紛亂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引發了後繼者的「昭宣中興」。

不過，在今天看來，班固所動情稱讚的這份「仁聖之所悔」的罪己詔完全可以早上16年，那樣武帝後期的家國民生不至於出現「亡秦之跡」。

勞民傷財的雄才大略

2

公元前81年，漢武帝去世後的第六年，主政大臣霍光召開鹽鐵會議，其授意從民間來的賢良、文學攻擊鹽鐵等政策，試圖在輿論上搞臭長期主管財政的政敵桑弘羊。

但沒有想到，賢良、文學從一開始就全盤否定官營政策，而桑弘羊又堅決維護官營政策，雙方的爭論越來越激烈，爭論的問題也越來越多，這就打亂了霍光的原定部署，使得霍光騎虎難下。

大司馬大將軍霍光

不過，這場失控了的「辯論賽」卻讓後人對於武帝一朝的政治問題有了更多的認識。其中，有一段值得關註：

「

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勀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渭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咸陽、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眾。

」

賢良文學這段話可謂言簡意賅，清晰揭示出武帝統治政策的實質。武帝即位後逐漸開始用兵四夷，主要是對匈奴的軍事征伐，這是武帝朝政治活動的第一原動力，「奮擊之士」因此興。

然而到元狩四年(前119年) 左右，連年征伐匈奴導致「財匱，戰士頗不得祿」，漢廷發生嚴重財政危機。

在此嚴峻形勢下，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等興利之臣應運而生，漢廷積極開拓財源，增設鹽鐵酒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入粟補官、入羊為郎、出貨除罪等興利活動，在數年之間不僅成功化解財政危機，而且為武帝後半期的對外軍事活動提供了充足的財源。

但是興利活動卻攪亂了民生，造成了社會動蕩，盜賊四起、民不聊生，於是武帝又在全國上下大興酷吏之治，以嚴刑峻法高壓統治。

可以說，漢武帝因窮兵黷武的關係，才逐漸實行戰時經濟政策。因實施戰時經濟政策，又不得不用殘酷的刑法來維穩，三者互相因緣。

武帝對外征伐、對內實行興利政策並大興酷吏政治的統治政策保證了其文治武功的實現，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

對外征伐

據《漢書·武帝紀》和《史記》、《漢書》中各少數民族傳記記載中的情況，漢武帝在位期間，僅對北匈奴用兵就多達44年，幾乎平均1年2個月就要進行一次戰爭。這還不算對朝鮮、南越等地區發動的戰爭。

這些戰爭中，有些確有其必要性，如對匈奴的幾次戰爭。但也有很多純屬得不償失,如征伐大宛。在司馬遷筆下，漢武帝派李廣利攻打大宛，是出於他喜好大宛寶馬的私慾。

武帝以喪師五萬、轉運萬里的巨大代價，僅得大宛「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得與失之間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反差，讓人難免覺得這場戰爭是多麼得不償失。

漢征伐大宛路線

而事實上這場徹底斷匈奴右臂的戰事，確實是損失慘重，代價巨大。漢代的貢禹、夏侯勝、賈捐之、揚雄、蔡邕等人，以及參加鹽鐵會議的賢良文學們也一致認為，武帝拓邊勞民傷財、虛耗國力，導致災禍並生、盜賊蜂起、天下大亂。

夏侯勝甚至認為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矣。」

漢代以後，批評武帝窮兵黷武的言論仍不絕於耳。唐代名臣狄仁傑就說：

「

漢武追高、文之宿限，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

」

明代顧炎武也批評到「漢武窮兵極遠，逞一時之私心，以啟後世無窮之禍。」

興利政策

漢武帝統治期間，實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興利政策，包括統一貨幣、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等。

這些戰時經濟政策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重農抑商，或農商並重，而是為了打擊富商大賈，制止其囤積居奇，操縱市場以謀取暴利。同時也是為了削弱地方郡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統治。

其最為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迅速聚斂社會財富,用以填補西漢王朝在財政支出上的巨額虧空，支持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窮奢極欲的生活耗費。

這些政策在短時期內確實起到了迅速聚斂社會財富的功效，支持了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窮奢極欲。

但從長遠來看，卻存在著許多弊端：比如賢良文學指出的官營生產的鐵器難以適應農民實際生產，給耕作帶來極大不便，又加重勞役；平準制度也往往會走向物價飛漲的反面；官營舉措又導致各級官吏尤其是上層官員的腐敗，所謂「因權勢以求利」。

酷吏政治

為了支撐帝國龐大的戰爭消耗和劉徹本人的享樂開支，武帝時期力役極為繁重，民眾甚至作歌以泄不滿：

「

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逾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憩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秋杜》、《釆薇》之所為作也。 ——《鹽鐵論·繇役》

」

武帝甚至將人頭稅徵收年齡從7歲降為3歲，逼得貧民無錢納稅而殺死初生嬰兒，「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

另外，武帝還經常打破常規，隨機徵收賦役，「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

國富民窮

民不聊生，因此揭竿而起。武帝晚年各地出現了農民暴動，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之間有堅盧、范生等。

在風起雲湧的反抗鬥爭前，武帝不思自己所作所為、改弦易轍，而是派出大批酷吏和繡衣直使前往鎮壓。這些人奉命之後，即到各地對反抗的百姓大開殺戒，「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血流十餘里」。

在血腥屠殺未能奏效的後，又實行相互株連的「沉命法」進行鎮壓，結果愈壓愈烈，反者更眾；治奸愈迫，奸者愈匿，使得武帝末年的反抗鬥爭風起雲湧，不可遏制。

極宮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虛無

3

如果說征伐四夷、開置邊郡的窮兵黷武，還有著禍在當世、功在千秋的情有可原，那麼耗費國家財物、追求個人奢靡享受所做的大修宮室、求仙訪神則是不可饒恕。宋人曾批評漢武帝：

「

窮兵黷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斂，殘害百姓，極宮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虛無，去始皇亦一間耳。

」

武帝揮霍無度，賞賜動輒數百萬；遊獵無限，擴京畿方圓數百里為專供遊樂的上林苑；大興土木，在關中各地建造離宮別苑；喜好女色，「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並且其妃嬪用器奢侈，最寵愛的李夫人「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當享受到極致的時候，就開始追求生命的無窮。秦始皇如此，漢武帝則更甚。

武帝將那些胡言亂語的方士奉為上賓，虔誠希望他們能給自己指引一條長生之路。從23歲碰到李少君開始，武帝就陷入了神仙方士的包圍之中。他先後任用李少君、齊少翁、欒大等人，利用各種手段尋求長生之術。

武帝多次巡遊東海、訪求神仙，動用方士達幾千人，又在京城為神仙修築高台樓闕，鑿池造山，「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晚年又登臨東海、尋訪神仙，為此還差點葬身魚腹中。據《漢書·武帝紀》載，自元狩元年至後元二年（前122—前87）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禪共二十餘次，其中遠程出巡、祭祀達十餘次，「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曆北邊九原，歸於甘泉」。

泰山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這樣總結道：

「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

司馬光取捨般的評論深含其時代影響和個人政見，不能不聽亦不能全信。

我們這個民族自古多災多難，時常受外敵之辱，恰處於這個時代的人們往往會借古諷今，寄情於古，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無疑是寄託富國強兵、揚威異域理想的最好人選。

因此人們往往習慣性去多看幾眼那個時代的英雄，而暗淡了庶民的血與淚；習慣性的冠以功大於過；習慣性的去說禍在當代、利在千秋。

然而，畢竟我們有著歷史的高度。如果，你身處英雄時代卻不是立功立名的英雄豪傑，而只是普羅大眾的一員：或為力役、或為征夫、或需賣妻、或要殺子，不知你是否還能唱出「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豪情萬丈、「傾城與傾國」的柔情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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