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天皇陛下努力地工作——第一批到達17號戰俘營的美軍戰俘

我們在海上漂了28天，到達日本的時候，每個人的平均體重要比離開菲律賓的時候瘦了15磅。如果碼頭上有磅秤的話，我估計自己只有105磅，失去了戰前體重的43%。儘管我們身在日本，已經踏上了敵國的土地，可是我們還是非常願意離開泥丸。長時間蝸居在活動空間狹小、人滿為患的貨艙里，使得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不能正常行走。普通人老躺著或坐著，一下子站起來的時候，也難免眼前發黑。我們更嚴重，大多數的人腿抽筋。於是我們只能相互攙扶著走下船。

二戰時期日本的「地獄航船」

上岸之後，日本人便把我們驅趕到碼頭右邊的一個大倉庫里，命令我們脫掉所有的衣服，扔到靠著牆根放成一排的垃圾桶里。我們一絲不掛地站在倉庫里，看著瘦骨嶙峋的身體，感覺很難受。不一會兒，6個戴著防毒面具的日本人進來了，戴著長手套，背著噴霧器的。他們穿著專門的消毒服，這種衣服是帆布做的，上衣和褲子連在一起。他們繞著我們來回走，往我們身上噴藥水，頭髮上也噴。日本人現在做的是給我們「消毒」——除去我們身上的諸如虱子之類的寄生蟲，殺死一些傳染病的病菌。噴到我身上時，我閉著眼睛，屏住呼吸，閉緊嘴巴。消毒員只有6個人，我們戰俘接近500個人，等一個個消毒完畢，兩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日本的氣溫比菲律賓低很多，此時已經是10月，我凍得不行。

隨後，日本人給我們發了日式工作服，還有橡膠底、帆布幫子的工作鞋。這鞋很奇怪，鞋尖是裂開的，有專門放大拇指的地方；不用鞋帶，用紐扣。所有的襯衣和褲子都是同一個尺寸的，穿在我們身上，胸圍和腰圍剛剛好，因為我們已經皮包骨頭了，不過袖子和褲管的長度太短了。日本人還給我們發了一條30英寸長、12英寸寬的白布條，一頭有細繩子可以扎在腰間。這玩意是日本特有的，叫兜襠布，是日本傳統的內褲替代品。我們很多人不會使這玩意，很長一段時間把它當作腰帶用。

等我們把衣服穿好，日本人就把我們趕到了倉庫外面。大家都在期待著日本人告訴我們下一站的目的地。大家都很想知道，我們將去哪裡，幹什麼。我想起了勞拉，下定決心一定要挨過接下來的艱苦歲月。

等了一個小時之後，一個年輕的海軍軍官過來了。我們一見到他，就立正站好，停止講話。這個軍官說著一口原汁原味的美式英語。如果當時我背對著他，絕對不會想到，這樣標準的英語出自一個日本人之口。他說：「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亞的長灘，在斯坦福大學讀的書。但是我一直牢記著我是一個日本人，我要為天皇陛下盡忠。我們將會贏得這場戰爭，打破美國的封鎖，奪取屬於我們的生存空間。」

他喊道：「不要忘記，你們現在是我們的囚犯。你們來這裡，是為了工作，為天皇陛下努力地工作。」然後他又說：「火車將把你們送到『新家』，希望你們儘快適應工作環境，你們要按我們的習慣工作。」

日本兵押著我們，走到了離碼頭不遠的火車站。一輛很破舊的老式蒸汽機車已經在那等著我們。火車頭「突突」地低吼著，主煙囪里不斷冒出黑煙，放氣閥不時發出長長的「呲」聲，伴隨著大量的蒸氣。這輛超期服役的火車，讓我很懷疑，能不能拖得動我們。

日本兵一邊大叫著「哈依庫！哈依庫！（快點！快點！）」，一邊用力推搡我們，想讓我們快些上車。在洶湧的人潮中，我根本無法行走，雙腳被擠得離開了地面。就在這時，離我最近的日本兵，掄起槍托，朝我腦袋砸過來。我伸出右手，捂住流血的額頭，本能地回頭，厭惡地看了他一眼。我的這個表情，沒有逃過旁邊的一個日本兵的眼睛。他掉轉槍身，槍托在空中划了一個大弧，重重地砸在我的鼻子上。我的鼻子有舊傷，當游擊隊員被捕時，就被日本偵緝隊打破了鼻子。鮮血一下子從鼻子裡面涌了出來，我連忙用左手捂住，沒敢回頭，拚命擠進塞得像沙丁魚罐頭的車廂。

我們全部上車後，火車開動了，對於去往哪裡，我們一無所知，剛才軍官沒說。我們最後一點希望也破滅了，如果我們還在菲律賓，盟軍反攻的時候，我們還可望獲救。現在我們是在日本，盟軍什麼時候才能打到日本來啊？說不定他們還沒打到日本，我們就已經被日本人折磨死了。就算我們還活著，也要等到戰爭結束，才能自由。

我清楚地記得，在巴丹收集廢金屬的時候，在路邊小店看到鮮紅的美國大蘋果，我感覺祖國離我很近；我還記得，當我開著卡車進入馬尼拉市區時，菲律賓老百姓熱情地打著「V」字手勢。原來我們還有夢可做，而今夢想已經被殘忍地粉碎了。在敵人的土地上，我們奴隸的身份還要保持多久？我一點概念也沒有，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讓我抓狂。

火車在日本的大地上穿行，無情的現實再一次提醒我：無論如何，要生存下來，哪怕要和那些討厭的傢伙相處，不管多久，不管他們如何毆打我、折磨我，剝奪我的尊嚴，甚至殺害我的朋友。

我的目標只有一個：活著，回家。以後做任何事情都要用這個標準去衡量，就像我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走一段路，就確立一個能看見的標誌物一樣。我以後的每一天都將這樣度過：首先，我必須每天保持忙碌，即使很疲勞，也要做一些事情來刺激自己，使自己可以面對明天；第二，我不能只是坐以待斃，讓日本人對我為所欲為，相反地，我發誓要擁有發言權，哪怕只是微弱的發言權；第三，為了生存，我要用我在巴丹學會的蹩腳的日語與日本人交流。

6小時之後，火車拉響了汽笛，到站了。火車緩緩滑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日本城鎮。我感覺以前在雜誌上看到過它，因為它頗具代表性。我的朋友們非常震驚，因為這與他們想像的工業化的日本差別太大——幾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竹子蓋的，茅草做的屋頂。我走下火車，仔細搜索，只發現一座磚頭砌的房子，它應該是當地的政府部門吧。街面上機動車輛為數不多，而且相當破舊，行駛的時候發出「嘎嘎」的聲音。

好些當地居民聚集在火車站，伸長了脖子，想看看我們美國人長什麼樣子。他們都是典型的日本人打扮，饒有興緻地對我們指指點點，好像我們是囚禁在籠子里供人參觀的動物。人群當中有不少穿著和服的日本婦女，但感覺她們一點也不優雅。她們和日本男人一起，發出嘈雜的笑聲，做著誇張的表情，滿臉的不屑。這些平民肆無忌憚的笑聲，刺痛了我們，剝奪了我們做人的尊嚴。

二戰時期的日本社會

日本人的戰爭文化當中，視投降為恥辱。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戰爭，只能投降。我們被打敗了，就被看成懦夫。而他們對待投降的懦夫，就像對待陷阱里的動物一樣，可以任意挑逗，任意摧殘。我們在他們眼裡，只是勞動的工具，而不是與他們一樣有尊嚴的人。

日本兵沒有留給這些觀眾太多的參觀時間。等我們全部從火車上下來後，他們就開始清點人數。日本人確認了從泥丸上下來的人都在這裡之後，又押著我們開始了新的行軍。走了大約4英里，一片木板房營區映入我們眼帘。6英寸高的木製柵欄圍繞著營區，柵欄的頂部豎著2英寸高的有刺鐵絲網。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靠近大牟田煤礦的17號戰俘營，原先是日本人的兵營。

木結構的兵舍主要分布在營區的右邊，戰俘的淋浴室和食堂在營區中間，左邊是日本指揮官的辦公室、日本看守的宿舍和餐廳。日本人點數分組，50人一個營房。我被分到了4號營房。264號代表著我，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在這裡度過3年的漫長歲月。

戰俘的營房一共有35個。所有的營房都是一樣的，約有65英尺長，15英尺寬，走廊大約有3英尺寬，貫穿整個營房。一個營房分為7個房間，第一個房間住著日本看守，剩下的6個房間我們住，8個人一間。房間的門檻大約1英尺高。房間的門是日本傳統的拉門，木質骨架，上面糊上了白紙。開門的時候，就把門向左或者向右拉開就可以了。除了門以外，房間的後牆上還有一扇可以打開的大窗戶，也是用紙糊的。很有代表性的稻草席子直接鋪在冰冷的木地板上。日本人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條稍微厚一點的質地粗糙的毯子當被子。幾張破破爛爛的稻草薄墊子就是我們的「床」，每人一個。天氣轉冷時，冷風從破裂的紙縫中吹進來，透心涼，我們只能擠在一起，依靠體溫，相互取暖。

在營房的正前方，是我們的公廁。廁所與營房同寬，分成四小間。便池是蹲坑型的，大便完畢，沒有水沖。這種廁所極其原始和骯髒，夏天蒼蠅滿天飛，白白胖胖的蛆蟲在糞便里泛濫成災。

我們是第一批到達這裡的戰俘。1944年初，又有800名美國戰俘、200名澳大利亞戰俘、150名左右的爪哇戰俘來到這裡，他們是在蘇門答臘戰役中被俘的。1945年2月，最後一批戰俘，95名美國人，逃過了炸彈和魚雷的襲擊，從菲律賓來到這裡。他們這一批是100人，有5名戰俘死在了「地獄航船」上。他們的到來，使得17號戰俘營的戰俘總數超過了1 700人。

當天晚上日本人給我們一人發了一個日式飯盒，大約7英寸長，4英寸寬，2英寸高，蓋子大約有1英寸高。飯盒是用木頭做的，外表漆成有光澤的深棕色。

編輯：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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