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晚年後悔：周恩來想跟我打招呼，我轉頭硬沒理他

楊憲益

作者：蒯樂昊

來源：鳳凰網

本文原載於《南方人物周刊》

原題《「他們不是死了，就是比我病得還厲害」——對話楊憲益》

人物周刊：

回望一生，您對命運抱何態度？

楊憲益：

我無所謂，我不信命運這些東西。不過大家都說，算命的還算得有點道理：我幼年喪父，我兒子後來也去世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家裡惟一的男丁，所以在香港他們把我的一個自傳叫《白虎星照命》。

人物周刊：

在您的自傳里，算命先生出現了不止一次。你騎著阿拉伯馬在埃及沙漠夜遊的時候，有一個會算命的嚮導憑你在他掌心裡做的記號道出了你的未來。他說：「在大西洋有一位美麗的金髮少女正在為你憔悴，你們尚未相遇，但不久將會見面。」這和您後來的經歷很相似。

楊憲益：

對，這事就發生在我認識我愛人之前一兩年。很奇妙，但我還是不相信命。

人物周刊：

乃迭這個名字很美，這個中文名字是怎麼來的？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嗎？

楊憲益：

那是我翻譯的，就是簡單的音譯。她名字叫Gladys，把它翻成中文，就變成乃迭了，沒什麼特別含義。我從小是冷冷清清一個人，家裡只有我一個男孩。乃迭，就是希望家裡人多一點，熱鬧、興旺一點。

人物周刊：

說說《紅樓夢》吧，跟《離騷》可不可翻的問題一樣，《紅樓夢》翻成另外一種語言，可能難度也很大吧？裡面那些多諧音的伏筆、暗示、隱喻……

楊憲益：

也有可以解決的，在英語里找到相對應的，能翻譯的就翻譯，解決不了的就加一個註解。當然，能解決得了的只是少數。毛主席當時的意思是《離騷》應該翻不了，我覺得什麼東西都可以翻。

人物周刊：

您妹妹說：「我哥哥最高興的事，就是別人說沒有戴乃迭他翻不了那麼好。」是這樣嗎？乃迭對於您的翻譯事業幫助非常大是嗎？

楊憲益：

我說這個是因為她的英文應該是比我好，畢竟她是英國人，小時候在中學也是一個好學生，從小就讀許多莎士比亞。我剛剛開始中翻英的時候，那時她的中文還不行。我就先翻譯初稿，她給我改改，加加工。我們兩個人在翻譯上的合作都是這個樣子，後來一直都是這個模式。以後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時候她自己一個人翻譯。我就看一看有沒有錯誤。

人物周刊：

戴乃迭的性格是怎樣的？你們倆一輩子都很默契？

楊憲益：

我們兩個人從沒有因為什麼問題紅過臉。不過，我兒子去世以後我們倆都很悲傷。她的身體、心情就一下子惡化了。

人物周刊：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解放以後，特別是「文革」期間，都有一些相似的經歷，比如蹲監獄、掃廁所、遊街……您的朋友梁宗岱、錢鍾書、楊絳等都有過類似經歷。

楊憲益：

我算運氣比較好的。我被關了4年，可是我那4年還比較舒服，跟我蹲一間牢房的有三十幾個人，都跟我關係很好，管我們的人也算客氣，平時沒有打罵。幸虧我被關起來了，在外面可能受衝擊更大，有人被打了，有人死了，我很多同事都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坐牢，也許就死了。

人物周刊：

所以您入獄前精神壓力比較大，那段時間好像有點分裂的先兆反應，比如幻聽和幻覺，到了監獄裡倒沒有了。

楊憲益：

沒有進監獄以前狀態是不大好的，（對「文革」的事情）比較有情緒。比如說，過去我很佩服周恩來，見過幾面，一直很欣賞他。可是我在被關以前，有人請我去吃飯，看一個什麼節目，我帶著乃迭和孩子一起去的，我們坐的地方正好在周恩來後面。當時他想要跟我打招呼，結果呢，我硬把頭轉過去了，不理他，跟他也沒有招呼，假裝不認識他。後來想想，挺後悔的，周恩來其實一直對我們很好的。

人物周刊：

我其實特別想了解，戴乃迭作為一個外國人，親身經歷了中國解放以後的那麼多事情，她對這個國家、這塊土地、這個執政黨的態度。

楊憲益：

乃迭對共產黨基本上是擁護的，我也是。以前毛主席還邀請我見面、喝酒，有三四次，乃迭都贊成。實際上，作為一個外國人，乃迭，還有她的父母親，對中國都是很好的。

人物周刊：

您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的狀態？每天都做些什麼？

楊憲益：

現在生活沒有什麼事情，早上起來看看電視。看完電視，有的時候，朋友來了，我們說兩句話。從前的朋友多半都是和我歲數差不多大。後來我認識了年紀比我輕一些的，黃永玉我們也認識，關係還好，他給我畫過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也不收藏，我的東西丟得很厲害。這幅對聯「自古聖賢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風流」是王世襄寫給我的，他是我大妹妹楊敏如的同學。

（沉默片刻）我的朋友現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這個年齡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還厲害，很少見面了。

尊敬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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