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知識分子為何迷戀東方

美國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著的《東風》一書，對法國知識分子為何迷戀東方作了思考。法國知識分子對東方的迷戀很難解釋清楚緣由，大概是他們在東方的一系列劇變中看到了一個疲憊停滯的歐洲所不具備的活力和希望。但是這種所謂的「活力和希望」大都是隔海相望的想像。

《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

在巴黎流行中國

1974年4月，法國著名的文學雜誌《太凱爾》組織了一個代表團來中國旅行。同行者中有著名的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他也是這個雜誌贊助人，其中還有雜誌的主編、法國作家菲利普·索萊爾斯以及他的妻子、符號學家朱莉亞·克里斯蒂娃，陪同者中還有法國瑟伊出版社的編輯弗朗索瓦·華爾。這次旅行是受中國大使館的邀請，為期3周。

他們接觸過中國的一些作家和哲學家，參觀很多工廠，觀看了很多演出，走了很多地方。在西安參觀大雁塔的過程中，巴特這群人大概是受到了很多普通中國人的圍觀和注視，巴特在日記中用他獨特的文體記錄下了當時的感受：「他們在不停地看著你！目光中，有著強烈的令人難以置信和富有誘惑力的好奇心。這種目光投向你們，而不是投向個人，更不是投向作為色慾表現的身體，但卻是抽象地和基本地投向一類人：我失去了我的身體，而讓位於我所屬的生殖系列。」

這段讓人玩味的文字中，巴特指出了他們身份的陌異性，一群法國人在中國，受到了一個群體的集體圍觀，這種集體的凝視體現出了一個國度對大寫他者強烈的好奇心。他甚至將這種好奇心上升到了一個抽象的高度，他的個體屬性喪失了，他們身上具備的是西方人的特徵，將他們與黃皮膚的中國人區分開來。這種區分也代表了他們這一行人來中國的失敗。

巴特日記中總是出現各種煩躁、生氣和失望的字眼，只能說這趟來中國的「尋根」之旅並未得到認同，他們仍然是西方人、是陌生人、是陌生的他者，他們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這次旅行的失敗可以看作是法國知識分子對革命憧憬的幻滅。對中國的迷戀在上世紀60年代是一股風靡的潮流，巴黎到處都充斥著有關當年中國的流行符號。中山裝很很緊俏、《毛主席語錄》很暢銷，連法國版的《花花公子》都刊登了身穿紅衛兵服裝、手持紅寶書的模特照片，新浪潮電影導演戈達爾還拍攝了很多有關中國的電影。

在1968年，法國大約有1.5萬名朝拜毛澤東的人，他們中大約有三分之一都出自巴黎高師——這是培養法國知識分子的大本營，薩特、阿隆、波伏娃等這些都是出自巴黎高師。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巴黎高師的學生覺得薩特與存在主義已經落後了，學生們的精神導師是法國左派哲學家阿爾都塞。

投射他們特有的烏托邦希望與夢想

這種對毛澤東的崇拜乍看起來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仔細追究起來卻能發現一些端倪。法國知識分子大都是文化激進主義者，他們對革命有著瘋狂的迷戀。所以，我們不難發現「二戰」之後，他們選擇了支持蘇聯，將蘇聯看作20世紀新型革命的源泉。但是他們對蘇聯的迷戀伴隨著不斷爆發出來的醜聞而日益變得意興闌珊。

英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對此有多很好的總結，在他看來，法國知識分子看似把持了巴黎學術界，但是他們並非都是特立獨行的一群人，尤其從「二戰」到1956年之間，關於蘇聯的真相逐漸被揭露了出來，他們寧願選擇沉默和無視，甚至有許多哲學家為蘇聯辯護說，相對於蘇聯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其缺點都是暫時的，他們有著更高尚的目的。但是赫魯曉夫上台之後，法國知識分子開始在蘇聯問題的立場上變得模糊不清。他們的知識分子立場遭到了新一代崛起知識分子的質疑。在法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渴望尋找到新的「革命樣板」，這就是中國。

赫魯曉夫上台之後，法國知識分子的這種理想和希望很快轉移到了中國，但這些都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像。用沃林的話說，「似乎有關中國的信息越少，中國地理和文化距離歐洲越遠，他們就有更大的靈活性來投射他們特有的烏托邦希望與夢想」。他們想像，與統治法國的老獨裁者戴高樂相比，毛澤東身上具備了一個偉大革命者的所有因素。這一切的一切都成為了吸引法國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的緣由。

這種吸引靠想像無法滿足的時候，他們組織了很多知識分子旅行團分批去中國「尋根」。《太凱爾》組織的那次旅行只不過其中之一，還有眾多法國的知識分子渴望來到中國。但是這些旅行是否打破了他們心中對烏托邦的幻想，將他們帶入到真實境況之中呢？或者說，他們對東方的這種迷戀是否因為一次不成功的旅行之後有所緩解呢？並沒有。

有這樣一個小例子，一位去中國朝聖的西方革命者在旅行途中厭倦了那些中國的陪同人員，他埋怨說，你們只是帶我們參觀積極的方面。中國的陪同人員反駁說，我們只是向你們展示了你們想看的東西而已。

事實上就是如此，很多旅行者，比如羅蘭·巴特，他們只能看到他們渴望的東西，一個生機勃勃的國家，一個發動人民群眾全民參與革命的國家。這一切如此契合他們的想像，反而顯得如此不真實。

在迷戀中失落

我們很難解釋這種知識分子對革命迷戀的困境。儘管他們一再辯解說，他們對中國的興趣只在文學與文化層面上，與政治無關。但是他們的真實態度表明了他們需要這種鬥爭策略，需要一種新的革命合法性，為他們在新時期的街頭革命提供靈感。

我們熟知1968年的「五月風暴」，當然相對於以前的暴力革命，「五月風暴」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軟革命，沒有死亡、背叛者和大清洗等恐怖行為。用沃林在《東風》中的總結說，「五月風暴」的獨特性在於它向傳統的政治鬥爭形式提出了挑戰，「不管這些鬥爭形式是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還是共和主義的。『五月造反』符合一種新的、具有多種價值的政治動力，而這種動力早已超越階級社會的二元對立模式」。

「五月風暴」給法國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次學習謙遜的機會。像法國知識分子的偶像薩特，原本就被認為是落後的，但在「五月風暴」之後，薩特修正了自己的知識分子立場，與學生運動打成了一片，重新為學生運動的合法性搖旗吶喊。

還有米歇爾·福柯，「五月風暴」中他在外地教書，但是可以料想如果他在巴黎的話，一定會支持那些學生運動，而且在學生運動之後，他用自己實際行動支持了他們。福柯在其所任教的大學利用手中的權力聘用很多激進分子來任教，比如阿蘭·巴迪歐、雅克·朗西埃、安德烈格魯克斯曼和雅克-阿蘭·米勒等人。福柯還因此被警察盯梢，他們臆斷福柯肯定是領導者。

福柯從「五月風暴」中總結出了有重大影響的教訓，他從這場運動中受益良多。正是與激進主義者一起工作，福柯才能發展出了他的「權力的微觀物理學」。

沃林的《東風》有個副標題是「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這裡的遺產有多重的含義，學生運動與革命只不過是其中之一。但是「五月風暴」之後，法國知識分子大概有一個失落就在於，他們不再是法國知識界和學術界的主角，知識分子從此只能退守到書齋中，製造出一場場知識場域的學術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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