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外地商人在臨清的義舉

明後期在臨清的徽商汪保，樂善好施之名盛傳一時，因他獨自捐資修建運河上的通濟橋，「知州劉志業族其門曰『善人』，兵備副使劉貸立石日『善民善橋』，工部郎中張大器建亭撰文立石於橋側」。[1]前文提到的「世習臨清布業」的王道濟，捐資近千兩修建臨清普照寺舍利塔第六層[2]。臨清的徽商們還購置土地設為東西二義家，收埋客死的商人;在每次大型的工木工程(如修寺廟、文廟、考棚等)中，都不乏捐資的徽商姓名或鋪號。與徽商相比，山陝商人多被人目為「儉嗇」，但在山東運河城鎮他們也不乏義舉，如臨清、張秋的西商捐資修建宏偉的「大王廟」，聊城的山陝商人曾捐資修繕光岳樓。

洞庭商人的義舉更多，有一年，臨清疾疫流行，死者相枕，翁參、翁贊又出資大行善舉，建義家，埋骸骨，好義之聲震動齊魯間。席左源、席右源兄弟亦樂善好施，行商時「實京輦，濟邊需，疏王途，紓民困，江淮、濟、汶之間，賓旅行人籍以無恙」[3]。席寧侯在臨清開典當鋪，採取徽州商人的辦法—低息，只取什一之利，而當時的西商等典當多取什三之利。席氏的低息典當，使「人爭歸之」，時人評曰「其質庫所人，不責倍稱之息」。[4]萬曆年間，席有功在臨清開設有手帕鋪，並於萬曆四十三年捐資修建臨清舍利塔。[5]應當說，這樣的公益活動是商人商幫與當地群眾互相勾通，改善經商環境，取得土著認可的重要途徑，這種惠人惠己的做法是一種雙底的策略。

[1]乾隆《臨清州志》卷9,《孝義》。

[2]據《舍利寶塔第六層紀造》碑文，王道濟在捐資獨立建造第六層塔身之前的萬曆四十三年還曾為第五層塔的修造捐資，該碑文末尾稱:「先是四十三年第五層內已有協造貨此不貧紀。」僅造第六層就需白銀六、七百兩，再加為第五層的捐資，共應計近千兩。

[3]嘉慶《席氏家譜》載記二。

[4]吳梅村《梅村家藏稿》卷40,《太僕寺少卿席寧侯墓志銘》。

[5]見臨清舍利塔第四層「四層功德植越」碑.碑文稱:「手帕行席有功、李慎文、胡尚儒等施銀XXX,"

來源：井揚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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