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盼望——盟軍戰俘在日本大牟田煤礦戰俘營苦中作樂

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像在例行公事：步行到三池煤礦，帶著採掘工具下井，在礦井裡工作10小時，帶著採掘設備回到地面換班，步行3英里回到戰俘營。沒有休息、周而復始的勞作，讓我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差。我們被這種枯燥無味的高強度勞動弄得筋疲力盡，精神上也受到極大的壓力，我們每天不得不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礦難。很多兄弟的精神，受到極大的損害，生活變得機械，反應遲鈍，讓人感覺痴痴獃獃的。日本人絲毫不關心我們的健康和精神狀況，他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們手裡的皮鞭，能讓我們聽話。

因此，我們需要一些事情轉移注意力，把我們的思維從無休止的機械勞動和無休止的毆打鞭撻中轉移開。因此每次步行去礦場和步行回戰俘營的時候，我都貪婪地搜索這路上看到的一切事物。我尋找著街道，尋找著街道上的日本人，尋找著奇特的地形。很奇怪的是，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籠罩著一種悲傷的氣氛。久而久之，沿路的日本人對我們也熟視無睹。我很想和他們談談，問問他們戰爭的進展，問問我們的未來會怎樣。可是這一切都是不現實的。似乎這些刻意的關注，並沒有舒緩我的工作壓力。好在我不斷告誡自己，要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

在大牟田煤礦工作的戰俘

我們每天回到營地的時候，日本看守都要搜身。他們從來不和我們說話，所以我們從來不知道他們要從我們身上搜什麼東西。後來，總算有一個日本軍官告訴我，每次搜查都有不同的目標。他們擔心我們從日本平民那裡得到了一些不該得到的東西。哪些東西是違禁品，他不告訴我。我感到很可笑，如果我把那個「四道杠」獎給我們的紅蘋果帶回來，會不會算是違禁品。日本兵從來沒在我們身上搜出過什麼東西，漸漸地，搜身也成了例行公事。搜身完畢，我們自由解散，進入營房，洗澡吃飯，在營區里活動。

到了17號戰俘營一個月之後，我們已經習慣了每天例行公事的生活。一天晚上，我和休利特醫生一起聊天。休利特醫生是我的好友，在藥物和醫療器械短缺的情況下，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了很多兄弟的生命。醫生跟我說，他想偷偷地為每個戰俘製作一份病歷，記錄受傷和生病的兄弟的診斷結果和治療情況。這份病歷，對於每一個病人和傷員，都有重要意義，因為戰後接受治療的時候，它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在兄弟們回家之後，醫生們可以在精確的醫療記錄的幫助之下，制定更加適合兄弟們恢復的方案。病歷的存在，使得醫生們可以了解兄弟們傷痛的由來，著眼於整體，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我知道他的難處，他沒有紙，從日本看守那裡不可能獲得用於記錄的紙。於是我向他保證，我會想辦法幫他弄到一些可以用來做病歷的紙。我不知道我該怎樣弄到，但是我感覺我能想到辦法。搞紙是我最初鋌而走險充當黑市交易人的初衷。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幾天之後，生意上門了。一個日本監工知道我會說些日語，在我鏟煤的時候，問我能不能幫他搞到一支美國牙膏。我會心一笑，說：「我可以幫你到營地里找一找，不過美國牙膏可不好找。假如我找到了，你用什麼東西換呢？」我不要錢，錢對我來說，沒有用，反而會惹麻煩。他說：「煙草行不行？」

他說的煙草就是香煙，香煙是我們戰俘營當中的硬通貨，也是流通貨幣。我同意了，問他：「多少包？」他回答說：「我給你10包，20包，30包也行啊。」我說：「好的，我回去找找看，下次見面給你答覆。」他一口答應了，並囑咐我不要告訴別人。

交易談妥了，我倆對彼此的感覺不壞，聊了一會。他說，他姓本，不是本地人，來自京都，到這裡來是給礦工們做培訓，也培訓戰俘。我自稱坦尼先生，芝加哥人。當他聽到芝加哥的時候，他笑了，用手指著我說：「卡彭。」我也笑了，他說的是芝加哥大盜艾爾·卡彭。在我們那個時候，他可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想不到他也知道。而我和他所要做的和這位卡彭先生一樣，是嚴重觸犯戰俘營當局的法律的。

本先生，身材很小，大概只有5英尺4英寸高，不會超過120磅重。他的頭髮很黑，由於怕粘上太多的煤灰，留得很短。這讓他顯得很精神，一點也看不出來他是45歲的人。他是一個很特別的日本人，對我們很友好。他有一雙明亮的眼睛，總是頑皮地一眨一眨的，散發出快樂的光芒。雖然他會說一些英語，但是他還是很有耐心地聽著我說著「很低劣的日語」——這是他的原話。他分析，我的日語是從駐紮在巴丹的士兵嘴裡學來的，他們來自日本的落後地區，沒有像他們的同胞一樣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們說的只是一些土語，就像「英國的鄉下人」那樣說著五音不全的英語。

我開始想，他能給我一些紙嗎？什麼樣的都行，小冊子，活頁本——只要休利特醫生能用來做病歷就可以了。我不禁有一絲擔心，我們這種物物交換，是日本看守所不容許的，逮到了，肯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為了不失信於朋友，我決定賭一把，死又如何？地獄又怎樣？黃泉路，我已走過，現在不還在地獄裡掙扎嗎？我現在還有一點力氣可以幹活，等我干不動了，還不是一死。豁出去了！我當時還不知道，戰後我在向美國退伍軍人管理局尋求幫助的時候，這份戰時醫療記錄是多麼重要。

大牟田煤礦中工作的戰俘

當天晚上，我回到營地，就開始全營搜尋。我沒有在美國戰俘那裡浪費時間，因為我們美國人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紅十字會寄來的包裹。我直接到其他國家的戰俘那裡找，問遍了澳大利亞戰俘、中國戰俘、英國戰俘，他們都說沒有。

我又到爪哇戰俘那裡找。爪哇戰俘到17號戰俘營的時候，都很健康。日本人不像討厭歐美人那樣討厭他們。從總體上來講，他們在17號戰俘營中，受到的日本人的折磨最少。他們藏了很多東西，別說牙膏牙刷，有些戰俘手裡甚至還有罐裝咖啡。可惜這些東西，在17號戰俘營已經不是生活必需品。沒有哪個戰俘笨到用自己的米飯去換咖啡。

找了幾天，總算得到消息，一個爪哇戰俘有一支原包裝的未拆封的牙膏。他剛剛被俘的時候，收到了一個紅十字會盒子。我問他，為什麼冒那麼大的風險，把盒子帶到日本。他說：「我捨不得丟，等以後日子不好過的時候，再拿出來用，這東西能救命呢！」

我沒費什麼口舌，就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他開價10包煙。那時在營里，1碗米飯（打欠條要100美元）值3包煙，牙膏這種玩意兒，已經不是生活必需品，他胃口不小。

我在這裡簡單說明一下17號戰俘營的匯率。前面我已經介紹過，香煙是17號戰俘營里的主要貨幣，米飯和湯是輔助的貨幣，不過匯率波動極大。任何物品的價值，都是隨著香煙存貨的數量及即將進入戰俘營的數量變動的。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在一段時期內，大約4至7周不等，可以用來交換的香煙數量是每日遞減的，因為有很多人會把它抽掉；想把它用於交換的人，通常要看看行情，等行情好的時候出手，他們要小心地把香煙藏好，一方面是為了防賊，另一方面還要防止煙草受潮或捲煙破碎，這都會使香煙的交換價值減小。米飯是最主要的交換對象。它的價值是根據當天的香煙流通量，以及最後一次香煙大規模交換的時間距離當天開飯時間的長短來衡量的。每個人都有對於香煙價值的一個猜測。正是這種猜測，使得其他物品，主要是米飯和湯，在不同階段，價值差異極大。

有一種交換對象，是讀者朋友想不到的。為了逃避繁重的勞動，戰俘營里出現了專門的「敲骨師」，只要你支付一定數量的香煙或者米飯，就可以幫你把身上的某根或某幾根骨頭敲斷。這樣你就可以在一兩個星期，或一兩個月內，不去煤礦工作。具體情況，我在下一章節詳述。

另外，我們還接受期票，也接受有約翰·馬梅羅少校簽名的借據，他是我們的「頭」。讓馬梅羅少校簽名，是為了確保這些借據在戰後得到支付，一旦戰俘從美國政府那裡獲得欠薪，就應該立即以美元支付借據上的金額。後來，馬梅羅少校私下裡跟我說，這些借據實際上在任何法庭都站不住腳，甚至還不如當時用來做記錄的紙值錢，不過如果爪哇人願意接受這些借據，他也不打算阻止。他認為，這些借據和期票本身就是漫天要價，交換之外，還有訛詐，而訛詐是不受法律保護的。比如說，一片阿司匹林要100美元的期票，而一份米飯要100美元的借據。飢餓和病痛，可以讓戰俘承諾拿任何東西作為交換。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爪哇人是17號戰俘營的大富翁。隨著時間的流逝，各個國家戰俘的經濟狀況，差不多持平了。爪哇人手裡的東西，逐漸分散到各個國家戰俘的手中。

我和本先生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告訴他我找到了牙膏，但是它的主人想要20包香煙。（差額就是我的利潤，因為我承擔著高風險，一旦發現就會被處死。）本眼睛都沒眨，說：「好的。我明天把煙帶來。」「我想要一些寫寫畫畫的紙，」我趁機對他說，「你明天可以帶一個小本子給我嗎？就算你給我的禮物吧，我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牙膏的呢。」他很高興地接受了我的請求。我們商定，等我明天就交換，因為明天我回去的時候，是凌晨4點，那個時候守衛都快要睡著了，檢查比較馬虎。

至此，坦尼的貿易公司開張了，頭筆大單的客戶就是本先生。我為什麼願意做這件事呢？直接原因只有一個，為休利特醫生搞紙。等我把第一筆生意做成之後，我才發覺，做生意可以讓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至少我有機會吃得飽一點，也可以為朋友們提供一些方便。我想休利特醫生，以後也會對我更加關照了。

交易的日子到了，我緊張得像一隻貓，心跳得特別厲害。我要過好幾關。首先得想辦法把牙膏帶到井下。帶出營區不成問題，看守從來不在我們離開戰俘營的時候，搜查我們。第二，我要把日本煙帶進戰俘營。日本煙的包裝和美國煙不一樣，日本煙是10支一包，美國煙20支一包，不過20包日本煙，塊頭也不小，我該怎樣應付哨兵搜身。我把牙膏放在夾克裡面的一個口袋裡，忐忑不安地帶著冒險的興奮離開了戰俘營。

我們按照通常的路線來到煤礦。一到那裡日本警衛就把我們交給了平民工人，我們被安排去拿那天工作的用具：手提鑽，4個5英尺長的鑽頭，一罐潤滑油，3把鶴嘴鋤，4把煤鏟，5包炸藥，雷管，導火索，礦燈，電池和繩子。等大家拿齊了工具，我就去日本監工等我們的房間，找到本先生。他立即和我一起出來，招呼大家乘人車下井。日本礦工見他領著我們，也不好多說什麼。真是一件難得的樂事。

幾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工作的巷道。我埋頭裝配手提鑽，本先生過來說：「你們今天的任務是7車煤。應該沒有問題吧。」他說完，就跑到巷道外面，丟了個眼色給我，我立即過去「聽取指示」。他問我，牙膏帶出來沒有。我告訴他，帶出來了。他迫不及待地解開制服，20包香煙一下子露了出來。我連忙制止他，我說：「我現在拿煙不方便，一會還要幹活。等下班的時候，我再把牙膏拿給你。」本點點頭，說：「你想得真周到，就按你說的辦。」我立即回到同伴當中，和大家一起完成了工作任務。

在工作的時候，我的腦子一直在急速地運轉，我在想我怎麼把香煙萬無一失地帶回去呢？快要收工的時候，我終於想到了一個主意，我決定用導火索把香煙綁在大腿內側。日本看守很少做全身的搜查，他們往往只是摸摸上身，就把人放過去了。我想凌晨四點的時候，日本看守也快睡著了，應該沒多大問題。如果他們要做徹底的搜查，600個人查完了，天都亮了。

等我們裝滿了7車煤，本先生就讓我們休息了。大家心照不宣地把礦燈埋在煤堆里，保持安靜。我拿著一節導火索，走向本，假裝請教他爆破技術方面的問題。本帶著我悄悄地來到一個黑暗的角落。他解開制服的第一個紐扣，慢慢地把香煙拿出來，每10盒用一個大包裹著。他把煙放在我的飯盒旁邊，我把手伸進衣服，從夾克口袋裡掏出牙膏，交到他手上。他的眼睛裡含著一種感激，他高興地說：「很好！很好！」他的感激讓我感到溫暖，這是我從日本人那裡得到的第一次感謝。我立即動手，把兩包香煙貼在大腿內側，用導火索綁緊。等我綁好了之後，本遞給我兩個平裝的小筆記本，大約只有3英寸寬，5英寸長。我想都沒想，就把它們塞進了夾克的口袋裡。事實上，我當時是被交易的成功沖昏了頭腦。我太不小心了。

交班以後，我們列隊回營地。正如我所期待的，日本看守根本沒有仔細搜查我們，他們只是把我們趕進門，在大門裡面，拍拍我們的上衣。當他拍到了我的夾克，發現了裡面的筆記本，他停下來，把筆記本拿出來。筆記本被他發現後，我嚇得汗流浹背。天吶！這也是違禁品，我會受到懲罰嗎？誰知道，這個傢伙只是說了一句：「沒有錢！」原來他們只是想看看我們身上有沒有日元，他們想撈點油水而已。他簡單地翻了翻筆記本，發現上面一個字也沒有，裡面什麼也沒有夾，就把它們放回我的口袋。他一揮手，我如逢大赦，趕緊跑得遠遠的。

冒險成功的感覺真好！我偷偷地把綁在大腿內側的香煙，取了下來，藏在床頭。哈哈！我凈賺了10包香煙。我躺在床上，對自己說：「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明天我可以多吃一份額外的米飯了。」

當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好夢。我不僅夢到了勞拉，我在夢中擁抱她，親吻她，告訴她我是多麼想念她，還夢到了我的家人，我家的房子。我夢到和夥伴們在一起快樂地聊天，愉快地談起了過去，談起了我們的愛人，我們的家庭生活。夢醒以後，我躺在床上一動不動，我在籌划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接下來我想得到什麼東西，我得列一個清單。我決定了，生意不能停，要繼續做下去！我又有了新的目標，有了新的盼望！

編輯：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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