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 的傳說

在733年前的今天，1284年6月26日 (農曆閏五月十二)，黑死病的傳說。

過去兩千年里，三場大規模的鼠疫給世界帶來了任何一場戰亂或傳染病都無法比擬的空前絕後的社會和經濟動蕩。 第一場鼠疫(542到543年間)發生在還是東羅馬帝國都城的君士坦丁堡，它打破了查士丁尼一世恢復帝國統一的夢想。 第二場鼠疫肇始於1346年。 截至到1352年鼠疫消退，它讓中古時代的歐洲和中東的人口在極短時間內從一億減少到八千萬。 這場被後世稱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滅絕(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給從公元前5000年開始的地球人口長期增長的進程橫切了一刀，其造成的人口損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復。 有學者認為這就是馬爾薩斯預言中所說的大自然的調節機制；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大瘟疫不僅是人口增長的積極抑制因素，更是打破馬爾薩斯僵局的一個外生因素，為歐洲社會格局沿著全新的方向發展提供了契機。

《捕鼠人》，Jan Georg van Vliet，17世紀

中古時代的人們對瘟疫的傳染性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但對它的成因卻一無所知。 多數人仍相信它是由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中一些不幹凈的成分引起的。 今天，黑死病肆虐世界的六百多年後，我們才知道，原來這第二場大瘟疫是由第一場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中殘留下來的微生物源引起的。 這些微生物源由西向東傳播，在局部地區被保存下來，寄生在野鼠、旱獺和黑鼠等生活在中亞廣大高原上的嚙齒類動物身上。 感染上瘟疫的老鼠們跟隨沙漠旅行商隊，沿著貫穿亞洲和地中海的絲綢之路，從中亞裏海被帶到了克里米亞半島。 在克里米亞，它們登上貨船，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把瘟疫撒播到污穢骯髒、人口聚居的城市。 著名的「綵衣吹笛人(Pied Piper of Hamelin)」的傳說很可能就是源自遭鼠疫重創的德國城鎮。 相傳1284年6月26日（距今733年），德國城鎮哈莫爾恩正值老鼠泛濫。 一位吹笛人來到這裡並答應幫城裡人驅逐這些老鼠，報酬是一千枚金幣。 他用美妙的笛聲將老鼠們催眠，把它們領到河邊，老鼠們便排著長隊乖乖地自投河中。 事後鎮長卻食言，只給了吹笛手五十枚金幣，還嘲笑他異想天開。 吹笛手臉色一沉，再次吹起了他的魔笛，這回被催眠的不是老鼠，而是全鎮的孩子們。 吹笛手把孩子們領進了山腳下的一個山洞，從此就消失了。 19世紀格林兄弟把這個傳說寫成了童話，還給它賦予了一層寓意：邪惡專門降臨在不遵守諾言的人的身上。

黑死病和佛羅倫薩這座城市聯繫密切，這是因為佛羅倫薩在那些年裡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因此黑死病有時也稱「佛羅倫薩瘟疫」。 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作家喬萬尼?薄伽丘目睹了當時的情形：「鼻血是死亡的前兆；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內側和腋下生出無名的腫塊，有的像蘋果和雞蛋一樣大……腫塊從這兩處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後出現黑色斑點，尤其是手臂和大腿上，密密麻麻；幾乎所有出現癥狀的人三日內必死，僥倖活著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關起來，小心翼翼地苟活。」 瘟疫的傳染性使人們相信唯一安全的措施是與病者完全隔絕。 病者固然是傳染源，但人們並不明白真正的罪魁是他們身上的微生物；知識的匱乏使當時簡陋的公共衛生措施如揚湯止沸一般無效。 1374年威尼斯共和國命令所有即將靠岸的船隻被拴在岸邊，船員連同貨物一起要在海上滯留四十天，以避免瘟疫的傳入。 「四十」的義大利語是quaranta，英語中的「隔離(quarantine)」即由此演變而來。 不久，全歐的港口都效法威尼斯，「隔離」政策被推而廣之，卻無法阻擋瘟疫的大舉入侵，原來老鼠們是沿著拴船的繩索上的岸。 由士兵們組成的防疫封鎖線(cordon sanitaire)嚴格限制著人們在城裡的活動路線和範圍，某種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傳播。 然而，有成員染病的家庭常常被困在房子里不得外出，導致原本健康的家庭成員也被殃及，因此死者數目有增無減。 相比之下，更有效的措施包括焚燒死者的病衣和被褥，將死者掩埋並噴洒鹼液。 可悲的是，公眾對疾病的無知致使不少外鄉人成了散播瘟疫的替罪羔羊，這之中最駭人聽聞的莫過於對猶太人的怪罪和大規模迫害。 黑死病還給歐洲的社會和宗教面貌帶來了變革：采邑制度開始衰落，勞動階層的流動性增強，商人和工匠們的地位提高，從而促進了行會的建立；同時，羅馬天主教廷在災難降臨時的束手無力使其在人心中的權威開始動搖，民眾對基督教信仰開始失去信心。 十四世紀這場鼠疫的可怖情景被生動地記錄在一大批藝術作品裡，如尼德蘭畫家老勃魯蓋爾的《死神之凱旋》，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談》，和加謬的小說《鼠疫》，更有二十世紀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死神之凱旋》(局部)，Pieter Brughel，1562年，普拉多藝術館，馬德里

這場黑死病並沒有完全徹底地在歐洲大陸銷聲匿跡。 1347年到1722年之間，瘟疫在歐洲間歇性地流行過數次，這些都是在沒有通過商隊傳播的情況下爆發的。 在英格蘭島，1361到1480年間每隔二到五年瘟疫就要肆虐一次。 1630年米蘭有一半的人口隕滅在瘟疫中。 1656年和1720年，瘟疫分別消滅了熱那亞人口的60%和馬賽人口的30%。

歷史上第三次大規模鼠疫發生在1860年代太平天國時期的中國雲南。 戰亂造成的人口流動使瘟疫傳播到中國東南沿海，並搭載著先進的遠洋輪船，迅速地擴散到世界各地。 這第三場鼠疫的殺傷力造成了約兩億人遇難。

現在我們來聚焦黑死病，具體看一下這場浩劫給歐洲社會帶來了哪些影響。

十二世紀初葉，歐洲人口在黑暗時代達到穩定數量之後便開始加速增長。 曾經導致人口增長緩慢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當時低下的生產力，低效的收割，和隨時可能發生的饑荒。 新的農作物的引進，風力資源和水力資源的開發，馬軛和鏵式犁等技術的應用，都大大刺激了農業的發展。 貨幣的使用取代了原始的易貨貿易，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和城鎮的形成，人口也隨之增長並聚集。 但是到了13世紀，歐洲的氣候突然趨向於陰冷，農業生產跟不上人口增長，使得這一百年里各地的饑荒頻仍，結果就是貧窮與飢餓包圍著每一個擁擠骯髒的城鎮。 城裡人每天和大黑老鼠生活在一起是司空見慣的事；不僅如此，在往來於城市的貨船上人和老鼠也是近距離接觸；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老鼠。 這些黑鼠是瘟疫最易侵襲的對象，當它們死後，船上的人類就自然成了下一個侵襲目標。

直到不久以前，根據阿拉伯語文獻，多數歷史學家都認為黑死病最初起源於裏海以東地區，蒙古的東部，雲南或西藏。 但較新的研究指出，1330和1340年代有關中國疫情的文獻記載中對疾病的描述過於模糊，不足以將其確定為鼠疫，此外還缺少印度同一時期有關瘟疫的可靠文獻，所以要確定黑死病真實的發源地和傳播線路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古代中國和蒙古的資料。 不過，已知最早的有關這場瘟疫的確鑿證據將黑死病的爆發鎖定在1346年的蒙古金帳汗國，今天裏海的北部和西部。 這場鼠疫向西的傳播路線是非常清楚的。 它於1346年冬天到達克里米亞，從那裡開始了兩個巨大的圓形路線。 其中一隻路線以逆時針方向，朝著南方和東方挺進。 這一路鼠疫於1347年秋天抵達埃及，沿尼羅河蔓延，1348年初襲擊塞普勒斯和羅得島，同年夏天經過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巴勒斯坦：加沙、耶路撒冷、大馬士革、阿勒頗，然後向東抵達聖城麥加、亞美尼亞，1349年止步於巴格達。 同時期的另一隻路線在跨越的距離和歷時長度上都更加寬廣。 這一路以順時針方向，朝著西方和北方行進，最後又轉向東方。 根據義大利的編年史記載，瘟疫於1347年在卡法、熱那亞、西西里、和亞歷山大等多個港口城市爆發，從那裡擴散到突尼西亞、義大利內陸、和普羅旺斯，並於次年橫掃北非和伊比利亞半島，劍指法、德、瑞、奧等國，並遠涉英格蘭群島。 從英國出發的貨船又把瘟疫帶到斯堪的納維亞。 1350年瘟疫蔓延至德國北部、瑞典、和波羅的海地區，1351年攻至波蘭北部，並在其後的兩年里侵襲俄羅斯，鞭長遠及莫斯科，就此完成了一個巨大的巡迴路線，像絞索一樣捆住整個歐洲。

儘管黑死病最兇狠的浪潮持續了長達七年之久，但沿途並沒有太多的城市和地區遭受了瘟疫持久的打擊。 瘟疫像海浪一樣以不可阻擋之勢席捲沿途經過的地區，卻又迅速地離開這些地區，奔向下一個目標。 因此每個地區遭受黑死病打擊的時間平均僅為五到六個月。 有很多原因解釋這個現象：最主要的是，鼠疫是一種季節性傳染病，主要在溫暖的季節和地區爆發，因此黑死病最猖獗的時期以春天和夏天為主，到了年終疫情就減弱了。 因此，在春天爆發瘟疫的義大利中部地區普遍比在八月和九月爆發瘟疫的法國北部和弗蘭德斯地區遭受了更慘烈更持久的打擊。 不過，最不幸的當然要數埃及和普羅旺斯這些反覆經歷瘟疫爆發的地區了。

錫耶納的一個居民當時記錄到：「父親拋棄兒女，妻子拋棄丈夫，瘟疫好像能通過呼吸和視線傳遞一樣。 他們就這麼死了，沒有人埋葬他們，因為根本找不到人，友情和金錢都不好使了。 屍體都被堆積到幾個大土坑裡，我就親手埋了我的五個孩子。 死人太多了……那些半掩的屍體被餓狗從土裡拽出來，撕碎……」 恐慌的蔓延打斷了正常生產和經濟運作，人們背井離鄉，社區一片混亂。 不過黑死病也有它積極的作用：它促進了生產技術的發展，它使財富得以重新分配，導致經濟的多樣化，它還使人們重新審視了傳統的蓋倫派醫學理論，點燃了現代傳染病學理論的火種。

瘟疫讓歐洲人的平均壽命從原來的40歲驟減到20歲。 各地組織起了衛生機構，這些機構為了有效地防疫不惜採取踐踏公民權力的措施。 病者被視為敵人，與健康人隔離。 他們被安置到遠離市區的病房(pest house)中，經常和老鼠鎖在一起，沒有人照看，也沒有食物，只有自生自滅。 人死之後就被草草掩埋，生前的衣物被焚燒。 這種苛刻的隔離制度讓90%的外來船員困死在海上，但像威尼斯這種地方還是逃不過被瘟疫滅城的命運。 人們對當地的宗教領袖失去信念，很多人踏上了朝拜之旅，流落他鄉自尋生路，然而這些散落他鄉的人又把瘟疫的種子帶到別處。 這種情況下，各地組織起了防疫封鎖線，大門禁閉，阻止外來人口的流入。 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流行，但是這樣一來就出現很多社會問題。 隔離措施限制了人身自由，還製造了很多冤案、歧視和仇恨。 城鎮里的陌生人、麻風病人、乞丐、窮人、妓女、還有猶太人首當其衝成為散播瘟疫的「罪魁」。 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瘟疫引發的大規模反猶和排猶運動。 反猶運動在歐洲從來不是新鮮事，早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就有過慘烈的屠殺猶太人事件。 瘟疫的橫行令各地的反猶主義情緒重新燃起，人們普遍相信瘟疫是由猶太人在井裡投毒引起的，於是大批的猶太人聚居地被滅絕，猶太人像動物一樣被斬殺。 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猶太人成為了公敵。 教廷和王公們起初不認同這種做法，亞維農教廷的克勉六世召告天下停止排猶，但到了1348年秋天，形勢無法控制，各地政府幹脆承認並正式討伐猶太人的「罪行」，這就讓排猶運動更為猖獗。 在斯特拉斯堡，1349年2月14日一個晚上就活活燒死了當地半數的猶太人。 在弗萊堡，所有猶太人都被鎖進木屋裡活活燒死。 義大利北部，政府命令猶太人在衣服上戴上黃色的大衛之星以便區分。 由於猶太人傳統上被禁止擁有地產，所以很多猶太人不得不從事另人憎惡的金錢交易和放貸，於是殺猶太人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一勞永逸地擺脫債務。 全歐洲只有波蘭還算個例外，波蘭國王卡齊米日寵愛的妃子是個猶太人，卡齊米日本人又需要精明的猶太人協助政事，於是他便敞開大門吸納逃亡的猶太人。 因此在之後幾個世紀里，波蘭和俄羅斯東部的猶太人在當地人口中佔了很大比重。 這個比重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又被大幅度削減，原因大家都懂。

聖·洛克

一個有五萬人口的城市每天大約死掉五百人，而經常和死人打交道的僧侶的死亡率最高。 這些神的僕人如此不堪一擊，無疑讓教會在人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使教廷的權威受損。 羅馬教廷對此的解釋是，人心不古，罪孽橫行，末日降臨，大瘟疫就是神對人們的懲戒，所以教廷也無能為力。 在瘟疫的恐慌中，人們轉而對一些擁有法力的民間神產生興趣。 這些深知災民疾苦的守護神(patron saint)們擁有治癒疾病的法力和寬憫慈悲的心，對基督教上帝的威信構成了挑戰，由此還引發出歷時長久的圍繞宗教之本質的爭論。 守護神里的代表人物一個是聖?賽巴斯蒂安，另一個是聖?洛克。 聖?洛克是否確有其人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關於他的文字記述可以追溯到1414年威尼斯人文學者弗朗西斯科?狄耶多的記載。 洛克1295年出生在法國的蒙彼利埃，出生時胸前有個紅色的十字胎記。 洛克年輕時便救助窮人；在前往羅馬朝聖的途中，所到之處都是瘟疫，他手撫患者的腫塊，頃刻之間便可消退病痛。 不過，洛克自己最終染上了瘟疫，被他出生的城市驅逐，死於1327年。 在歐洲的繪畫作品中，聖?洛克常被描繪成肩跨背包手持棍子的朝拜者，一隻手指向大腿內側的腫塊，這是人們對他的功績最好的見證。 對教廷的另一種挑戰來自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民間運動，這就是中世紀令人匪夷所思的執鞭抽打者(Flagellants)。 這個運動起源於東歐，在德國和法國盛極一時。 這些人以成百上千記，列隊隆重地穿過每一個城鎮的主要幹道。 他們身穿深色衣服，頭戴面具，手持一把鑲有鐵頭的皮鞭，不斷抽打自己的前胸和後背(我們在戈雅的繪畫和伯格曼的電影中可以見到)。 這些鞭打者與代表正統文化的教會形成對立，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非主流文化。 他們對這種異常的舉動有著自己的詮釋，那就是通過自我體罰來減輕人間的罪孽，從而得到神的寬恕。 教皇克勉六世起初是支持這個運動的，但是隨著它日益壯大，教皇恐其難以控制，在1349年頒布了禁止令。 鞭打者運動在短時間內對人心靈的改造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時間人們開始檢討自己的過錯，強盜和小偷們主動歸還贓物；但總體來看卻弊大於利。 猶太人是這個運動中的犧牲品，其時對他們的迫害成為19世紀大規模迫害猶太人運動的先驅。 1349年法蘭克福，鞭打者們衝進猶太人場所，煽動平民對他們進行屠殺。 在布魯塞爾，僅僅是鞭打者到來的訊息就引發對當地六百名猶太人的屠戮。 黑死病造成的直接傷亡，加上由黑死病引發的反猶主義運動中的間接傷亡，使歐洲大部分地區的猶太人消失，猶太人的主要分布轉移到今天的波蘭和立陶宛地區。

火燒猶太人

伊麗莎白時期的醫生

黑死病還影響了人類的醫學。 中世紀社會的醫療從業者被分為四類：一種是只鑽研理論但從不實際操作的學院派醫師；一種是從學徒一步步成為專業救治人員的外科醫生，他們是救死扶傷的主力軍；另一種是理髮師，負責放血和小手術；最後一種是民間的醫師，多數為女性。 學院派醫師接受的是古希臘蓋倫派醫學理論。 蓋倫和在他之前的希波克拉底都相信人體中有四種體液，分別是血液、黑膽汁、黃膽汁、黏液；當這四種體液的比重失調時，人就會生病。 但黑死病看起來並不像與體液有關，這就讓公眾對傳統學院派醫學產生很多質疑，這些醫學士的後繼之人轉而進入其他臨床領域如解剖學。 外科醫生們面臨的則是另一鍾窘境。這些人的裝束很有趣，他們頭戴眼鏡和鳥喙型面具(鳥喙里裝有香料或香水以防吸入所謂的不幹凈的空氣)，身穿打蠟的皮大衣。 如此全副武裝也無法保住多數外科醫生的性命，這些人的死亡率在所有醫護人員中是最高的，也因此，老百姓對他們的工作能力評價不高。 說到這兒順便提一下我們今天常用的香水。 事實上，香水最初就是被用來「凈化」空氣的。 今天所說的「古龍水」(eau de cologne)因為產自德國科隆而得名。 這款香水的另一個名稱是「4711」，據說正是當年發明古龍水的家庭的門牌號。 言歸正傳，在這樣一種情形下，理髮師們成為了醫療界的「新寵」，放血等小手術是當時最普遍的治療方法，放血也因此成為了後世理髮師們的主要職責之一。 今天理髮店使用的紅藍白相間的轉動標誌，就分別象徵了人體的動脈和靜脈。 外科手術的勃興導致傳統蓋倫派醫學的衰落，把醫學界關注的重心引向新興的人體解剖和傳染病學。 逐漸地，非常緩慢地，醫學領域產生了理念上和實踐上的變革，可以說這些變革都是由黑死病促動的。

義大利醫生吉羅拉摩?弗蘭卡斯特羅(Girolamo Fracastoro，1478 – 1553)是最早提出傳染理論的人之一。 他在《論傳染物和傳染病》一書中說，細菌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傳播傳染病，分別是直接接觸、間接接觸、和空氣傳播。 他給教皇保羅三世作御用醫生時，曾建議教皇將特倫拖會議遷移到博洛尼亞以躲避當時的疫情，他的醫學理論亦被教皇採納。 但是，其時的醫學界並不重視他的觀點，弗蘭卡斯特羅的理論被埋沒三個多世紀，直到十九世紀被微生物學先驅路易?巴斯德和羅伯特?科赫重新發現。

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數越來越多，這些遇難者中也包括了大量的讀書人，這就給培養律師、醫生和教士等知識分子的大學體系帶來了衝擊。 大學生源和大學的數量驟減：1348年以前全歐有三十所大學；大瘟疫接近尾聲時，至少有五所大學完全地消失了。 防疫封鎖線等制度限制了學生到外地上大學的機會，因此就產生了很多本地大學。 例如，英國的劍橋大學就以此為契機建立了四個新學院，全部學院都由虔誠的富人出資，旨在幫助清貧的讀書人和教士。 大學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在維也納、布拉格、海德堡、和全歐各地，學生們不必跑到巴黎和博洛尼亞也可以接受教育。 大瘟疫對於教育界的影響不僅於此，各地大學的建立削弱了幾大教育中心的傳統地位，引發了課程上的改革，授課語言趨向於用本地白話。

黑死病帶給社會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兩個字：癱瘓。 貿易停滯，通貨膨脹，日用品價格暴漲。 正打得不可開交的英法兩國(百年戰爭)不得不於1349年商議停火，原因是沒有足夠的健全男人補充軍隊。 在人煙稀少的地區，士兵這個行業的收入是最高的。 兵源的減少迫使人們改進武器技術，配備具有更大殺傷力武器的士兵可以成功地對付數量上佔優的敵人。

歐洲的社會和經濟秩序亦發生了變化。

在中世紀，領主們的土地由他們的農奴來耕種。 農奴們攜家眷居住在由蘆葦、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組成的小小村落里。 通常，茅屋有兩間，一間住人，一間養牲畜；房屋裡的地面鋪上樹葉和乾草，房屋中間用石頭壘出一個點篝火的平台。 因為沒有窗戶或煙囪，生火產生的濃煙通過房頂的孔洞或者敞開的門釋放出去。 屋裡的傢具就只有一張簡單的桌子，幾個凳子，一個儲物箱，和幾張大木板拼湊出來的床鋪。 每個茅屋旁邊都有半英畝自留地，外加雞圈和豬圈，附近的小河裡還養著鴨和鵝。 人和牲畜的糞便被用作肥料；大型耕地動物如馬和牛由全村的農戶分享使用。 這基本上就是中世紀歐洲農村的面貌了。

這種中世紀的村落大多圍繞著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屬領主擁有，由農奴們負責開墾耕作。 領主們住在具備防禦功能的大型莊園里。 農奴們為領主艱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無定數，每年稅務的多寡有時只在領主一時的興緻而決定。 領主們主宰著這些可憐的不識字的農民們的司法權。 這種封建莊園制度隨著金錢取代勞力服務而慢慢解體。 具體到實際中，就是金錢取代勞力賦稅，農奴們還付給領主們一定數量的地租。 但是由於相當數量的農民泯滅於黑死病中，領主們如果不想讓他們的土地荒廢，只有兩個選擇：花高價錢僱傭勞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給鄰村或城鎮里生存下來的農民。 政府有時會和領主們鉤肩搭背，用法律強制農民們免費勞作。 但是時間一長，隨著農民數量在瘟疫中遞減，這種政策在農民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反抗力，例如1381年英國的農民暴動。 暴動雖然失敗了，領主們卻也做出了讓步，因為他們意識到沒有了勞動力他們就半點收入都沒有。 為此他們又想出了個新法子：土地仍由他們擁有，但現在他們僱傭專職的管家來管理土地並徵收賦稅。 這樣一來，繳稅的農民們就成了領主土地上的佃農。 隨著疾病和死亡進一步消耗著勞動力資源，佃農們不得不招募人手來幫助工作，這些人來自沒有土地的流民和城鎮中活下來的人。 就這樣，領主們的土地由佃農和無業流民耕作，久而久之，封建莊園制度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為了彌補高昂開銷所造成的利潤損失，領主們不停地獲取和兼并土地，而佃農們也開始依靠各種手段來降低自己的勞動密集度，比如鏵式犁的使用，把農田改為牧場等等。 特別是在英國，羊毛的高昂利潤促使農田被改為牧場，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田地都被用來養羊。

以前曾被用來磨小麥的風車，現在用來紡布、鋸木、和推動火爐的風箱。 在英國，羊牧業的發達超過了所有農作物的耕種，羊毛成了英國繁榮強大的基石。 但是，佃農們卻時時面臨著飈升的地租。 英國王室又不失時機地在領主們頭上施加各種名目的稅收，而這些稅目最終都落在了小民的肩上。 此番情境流露於那時侯的民間口頭文學裡，比如這首題為《Baa Baa Black Sheep》的兒歌：「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Marry， have I，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my master， one for my dame 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 that lives in the lane.」 這裡，農民的收成三分之一上繳國家，即兒歌所說的「my master」，三分之一上繳給領主，也就是「my dame」，最後三分之一才屬於象徵著小民百姓的「little boy」。

那些早期把農田改為牧場的農戶隨著財富的積累變得越來越有家勢。 借著各地諸侯貴族瘋狂地爭奪土地而造成的無政府狀態(最終全面爆發了15世紀長達三十年之久的玫瑰戰爭，以都鐸王朝的最終勝利而結束)，這些畜牧農戶從失勢或落敗的貴族手中買進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一時間成為了財聚一方的羊毛大戶，時有「羊毛男爵」之稱。 與此同時，城鎮中勞動力的減少使得那些僅存的勞動人口在談判桌上佔據了優勢，他們的工資也相應提高，隨之而來的便是生活質量的提高。 不過，仍然有很多城鎮居民被牧場上豐厚的利潤吸引到了農村。 至此，城鎮和農村的生活水平在根本上改觀了，勞動人口的流動性也大大提高。 在幾百年的時間跨度中，黑死病在英國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進程中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以至於到了16世紀，領主和農奴的關係基本上不復存在了! 當然，徹底瓦解封建采邑制度還是幾個世紀之後的事了。

政權們企圖控制工資的增長，卻在城鎮和鄉間播下了反對的種子。 這引發了經濟學上所謂的生產要素的替換：由於生產要素相對價格變化而維持產出不變時，引起的生產要素間的相互替代 – 廉價的土地和資本代替了昂貴的勞動力。 除非農場主配置額外的資本，如牛和種子，否則農民們不願意接受租賃契約。 在城鎮里，工具和機器取代了人力。 有時昂貴的勞動力刺激了生產技術的發展和提高，活字印刷術和印刷機的發明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由於瘟疫持續減少著各行各業的行會成員的數量，行會們不得不擴大成員招募的範圍，這就意味著傳統的只有通過血緣和親友等關係進入行會的規矩被廢除。 同時，工人入會以後的學徒期也縮短了。 加速的會員周轉和擴大的招募範圍，伴隨著技術的下滑和產品質量的下降。 在制書行業，抄寫員們無法應付人口識字率的提升所帶來的巨大的書籍需求量。 面對這些挑戰，即能節省勞力又能保證質量的技術手段應運而生。 1453年，約翰內斯?古藤堡奠定了活字印刷術。

另一方面，規模經濟被用在遠洋運輸事業上。 加大船隻的體積和減少船員的數量能夠讓運輸船隊在海上航行更長的距離，縮短港口間往來所需的時間；但這就需要更先進的造船工藝和導航技術，還有新的商業的創立，如保障貨物安全的海上保險業。 由此，商人、銀行家、和工匠階層在歷史舞台上崛起；經濟更加多元化，資本更為集約地利用，技術創新更為重要，財富也得到重新分配。 貴族階層發現他們的地位逐漸被動搖，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向普羅大眾讓步。 歐洲社會和經濟的這張大網開始變化，其中黑死病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前面說到歐洲人對黑死病的傳染性是有了解的，但是即便弗蘭卡斯特羅的傳染病理論被人接受，當時也不具備找出瘟疫根源的條件，因為這需要的不僅是技術手段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醫學觀念上的改變。 當時提出的新理論是，身體可以遭受細菌和微生物的入侵，後來簡稱「微生物理論」，而顯微鏡的發明使人們首次可以觀察到這些微生物。 有兩個學派的思想 – 一個代表人物是法國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 – 1895)，另一個是德國人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 – 1910) – 將微生物理論深入人心，而且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這兩位「微生物獵手」都是彼此強勁的對手。

亞歷山大·耶爾辛

第三次大規模鼠疫在中國華南爆發後，巴斯德派遣助手 – 瑞士出生的法國殖民地醫療隊成員亞歷山大?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1863 – 1943)–到香港採集並分離瘟疫的病菌。 耶爾辛抵達香港後，只被安排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工作，他帶來的所有實驗器材和實驗動物都放在那裡。 起初他不得參觀停屍房，經過上下打點之後，他才被允許在停屍房逗留幾分鐘。 這幾分鐘里，耶爾辛檢查了一個剛剛死去的水手，他用無菌針挑破了屍體大腿內側的腫塊，提取了一些液體。 然後，他在顯微鏡下觀察了這個液體取樣，並把它接種到帶來的豚鼠身上，又把剩下的液體樣本寄回巴黎巴斯德研究院。 1894年6月24日，耶爾辛寫信給巴斯德，彙報液體中的細菌為桿狀菌(Bacillus)，在革蘭氏測試中呈陰性(Gram negative)，他最後斷言，「毫無疑問這就是導致瘟疫的微生物!」 幾天後，接種病菌的豚鼠都死了，耶爾辛在它們身上分離出了同樣的細菌。 耶爾辛始終好奇香港大街上、醫院裡和走廊里大量的死老鼠是從何而來，他在對這些死老鼠做同樣的處理後發現它們身上的細菌和水手身上的細菌是一樣的，由此他判斷這個細菌同時可以感染人類和鼠類。

大約這個時候，羅伯特?科赫也確信華南的瘟疫是由微生物造成的，於是他派遣了日本同事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1853 – 1931)和一大批助手和器材去調查這件事。 北里柴三郎從一個水手的手指上提取了一個細菌樣本，但觀察後卻發現它屬於革蘭氏陽性，而且柴三郎未能證明他的細菌能夠在人類和動物身上引發同樣的疾病。 命運也許對柴三郎開了個玩笑，致使他提取的病菌恰恰不是他要找的鼠疫菌。 至此，導致鼠疫的革蘭氏陰性桿狀菌以它的發現者耶爾辛的名字所命名 — Yersinia pestis。 (關於鼠疫菌的發現，目前有其他的說法。 北里柴三郎實際上也提取到了鼠疫菌，但因為種種原因他的成果始終沒有耶爾辛的那樣轟動，因此醫學界一直以來都把鼠疫菌的發現主要歸功於耶爾辛。 不過，柴三郎作為鼠疫菌的共同發現者，其功勞是不可否定的。)

發現鼠疫菌後，接下來就是了解它是如何在老鼠和人類之間傳播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由一位法國軍醫保爾–路易?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 – 1947)發現。 西蒙德當時正被巴斯德派遣到越南和印度做耶爾辛的後續工作。 他注意到在一所羊毛加工廠的車間里不僅有死去的老鼠，在這個車間工作的二十名勞工也死於瘟疫，然而那些不在此車間工作也未與老鼠發生接觸的勞工們卻安然無恙。 他懷疑這個車間死去的勞工和老鼠之間一定存在著某個媒介，而這個媒介很可能就是跳蚤。 此外，他還注意到健康的老鼠時常梳理自己的皮毛，身上鮮有跳蚤，而得病的老鼠就沒有精力去梳理皮毛，身上有很多跳蚤；這些老鼠死後，跳蚤一定轉移到了新的健康的寄主身上，這裡就包括了人類。 為了證實這個推斷，西蒙德設計了一個精巧的實驗：他在一個罐子里放了一隻病鼠，在它上方懸掛了一個鐵絲籠子，裡面放了一隻健康的老鼠。 儘管兩隻老鼠之間沒有直接的接觸，健康的老鼠還是受到了跳蚤的傳染(西蒙德認為跳蚤可以輕易跳到四英寸高)。 作為對照實驗，西蒙德把一隻身上祛除了跳蚤的病鼠和一群健康的老鼠放在同一個罐子里，結果沒有一隻健康的老鼠得病；隨後，當他把跳蚤放入罐子里後，健康的老鼠無一不染病而死。1898年6月2日，西蒙德在給巴斯德的信中寫到瘟疫傳播的問題解決了。

目前，人類感染的鼠疫多數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 鼠疫耶氏菌(Y. pestis)通常先在鼠類或其他嚙齒類動物中流行，然後再通過鼠、跳蚤的叮咬傳播到人類身上。 細菌擴散到淋巴結(腋窩、脖頸、鼠蹊部)處，使該部位的組織鬆軟、膨脹，這些膨脹的淋巴結就是我們所見的鼠疫的標誌性癥狀：腫塊(bubo)。 腫塊出現後大約三天，人體開始發燒，人的精神陷入昏沉狀態，皮膚出血後會留下黑色斑點。 一說這些黑色斑點正是「黑死病」這個名稱的由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黑死病」實際上是「pestis atra」一詞的謬譯，而這個詞正確的意思應為「恐怖的疾病」。 腫塊體積逐漸增大，然後破裂，造成劇痛。 癥狀出現後的二到四天，人就可能死亡。

不過，有些時候細菌會進入血液，而不會發展出腫塊，這第二類情況稱為敗血性鼠疫(septicemic plague)。 敗血性鼠疫的癥狀體現在發高燒、渾身發冷、頭痛、渾身不適、大量出血，最後死亡。 敗血性鼠疫的死亡率要比淋巴腺鼠疫的死亡率高。

另有一種情況，細菌沿著血液進入肺部的肺泡里，引發鼠疫性肺炎，或稱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 肺鼠疫是唯一一種可以直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鼠疫，其主要表現為痰中帶血，血痰中滿是細菌。 人在咳嗽和吐痰的過程中排放出大量包含了高傳染性細菌的空氣飛沫，呼吸到這些空氣飛沫的人就會被傳染。 肺鼠疫是最具殺傷力的鼠疫，感染者在24小時內就有可能喪生，黑死病中造成毀滅性打擊的可能就是這種鼠疫。

有人指齣兒歌「Ring around the rosies， a pocket full of posies， Achoo! Achoo! We all fall down」指的就是英國17世紀的鼠疫：這裡的「rosies」也許是身上呈現的粉色皮疹，「posies」是用來驅趕惡氣的撒了香精的花束，「Achoo! Achoo!」代表人的咳嗽和噴嚏，「We all fall down」自然就象徵了死亡。 不過，這個說法最早出現於1961年，而且在1881年以前找不到這首兒歌存在的證據，所以這首兒歌與鼠疫相關的說法恐怕站不住腳。

鼠疫耶爾辛氏菌

鼠疫耶氏菌是致病率最高的細菌之一，它作用在老鼠上的半數致死量(LD50)僅為一個細菌! 一般來說，鼠疫菌通過跳蚤的叮咬在鼠類之間傳播，但它能夠在腐朽的屍體里生存數天，在凍僵的屍體里能夠存活幾年之久! 鼠疫菌高致病率的原因目前還不很清楚，但是我們已經確知它的幾個毒力因子。 鼠疫耶氏菌的基因位於一個染色體和三個質體上，它們控制著細菌繁殖中所需的幾種蛋白質的製造。 一種簡稱Yops(Yersinia outer proteins)的表面蛋白質可以保護細菌不被人體的白血細胞所吞噬，從而擺脫寄主免疫系統的攻擊。 另一種蛋白質(實為一種毒素)專門殺死寄主的細胞。 還有一種蛋白質可以分解血凝塊中的纖維蛋白，使細菌得以通過血凝塊，暢通無阻地在寄主體內移動。

上面描述的是人體內的細菌形態，跳蚤體內則另有一種形式。 小型哺乳動物如城市中和樹林中的老鼠、松樹、草原土撥鼠、野兔、田鼠、草原狼、和家貓都是鼠疫耶氏菌的主要寄生對象。 有超過八十種跳蚤擔當了傳播瘟疫的攜帶者。 跳蚤在吸食寄主血液的過程中，把細菌注入到寄主體內。 這些細菌在跳蚤前胃裡的血凝塊中繁殖，這些滿附細菌的血凝塊阻塞了跳蚤的吸血器官，致使吸食來的血液無法輸送到跳蚤的中腸。 結果就是，跳蚤總是感到飢餓，於是便不停地反覆叮咬寄主的身體；每一次叮咬都把鼠疫菌注入到傷口裡，由此便引發了感染。 鼠疫耶氏菌也可以給跳蚤帶來麻煩，那些前胃被血凝塊堵塞的跳蚤會迅速餓死。 身為寄主的哺乳動物死亡以後，體溫會下降，跳蚤對此做出的反應就是離開寄主，尋找新鮮的恆溫寄主。 但是當大量的鼠類滅絕時，這些跳蚤不得不轉移到它們通常不太偏愛的人類身上，於是大規模疫情就可能爆發。

鼠疫耶氏菌被細分為三個生化變種：古代型(Antiqua)，中古型(Medievalis)，和東方型(Orientalis)。 基於史料和流行病學的記載，目前活躍在非洲的古代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一次大規模鼠疫泛濫中鼠疫菌的後代，活躍在中亞的中古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二次大規模泛濫也就是黑死病中的鼠疫菌的後裔，而引發第三次大規模鼠疫並且仍然在全世界範圍內流行的鼠疫菌為東方型耶氏菌。 在過去的一千五百年到兩萬年里，隨著地球人口的增長而導致的社會、環境和經濟上的變化，使得鼠疫菌也經歷了進化。 農業的發展和糧食產量的增加也促使某些鼠類的繁衍更加強盛。 鼠類數量的增長、生存環境和生活習性的變化，引發了鼠疫菌從原先在腸內的、食源性質的、無毒害的假結核耶爾辛氏菌(Yersinia pseudotuberculosis)到最終的鼠疫耶氏菌的進化過程。 這一進化過程包含了幾種遺傳基因的變化：一個影響氯化高鐵血紅素的儲存的基因造成跳蚤的吸血器官堵塞，從而增強了跳蚤傳播細菌的能力；其它基因的產物(如磷脂酶D和組織性纖維溶酶原激活劑)加速了哺乳動物體內血液的散布，使跳蚤具備更強的傳染力。

今日，淋巴腺鼠疫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已大大降低，但鼠疫遠沒有被根除。 瘟疫在非洲、亞洲、南北美洲的一些地區成為地方性疾病。 從1983年到1997年，24個國家向世界衛生組織彙報了總共28，570個病例，包括2，331起死亡。 1997年由14個國家彙報的病例總數為5，419個，其中有274起致死。 時疫發生在1991年和1997年的馬達加斯加，1994年的馬拉維、辛巴威和印度，還有1996年的尚比亞和中國。 美國在1997年發生了4個病例和1起死亡。

越南戰爭中頻繁的瘟疫疫情可能和美軍使用的毀林武器有關，毀林措施使得眾多野生動物無家可歸，移動到人類的聚居區，導致人畜混雜。 在美國，一些城鎮和野外的接壤處也出現過瘟疫疫情，因為這些地區多有嚙齒類哺乳動物活動，如松鼠和老鼠，其中不乏病菌攜帶者。 傳染還可能發生在與野外動物有過接觸的家庭寵物身上，這些家庭寵物同樣可以把跳蚤傳播到人身上。 在美國，近來多有獸醫傳染上鼠疫的病例，想來和家庭寵物脫不開干係。 對鼠疫的控制可以通過以下手段：視察野生種群、監控嚙齒類動物的死亡數量和頻率、向公眾公布瘟疫的活動區域、降低住宅區對鼠類的吸引、對鼠類的洞穴施用殺毒劑或安裝餌站來滅除跳蚤。 有時滅鼠劑也被用到。 但是，由於森林鼠疫和獸類病本身的性質，鼠疫只能控制，而無法根除。

現在，隨著交通的便利，肺鼠疫越發難以控制。 如果乘客有發燒、咳嗽、渾身寒冷等癥狀，而恰恰又來自鼠疫多發地區，那就應當對其隔離或進行治療。 自從耶爾辛發現鼠疫菌以來，對鼠疫的診斷步驟幾乎不曾改變過：革蘭氏染色測試(Gram staining)，培植腫塊或血痰中的細菌取樣。 鼠疫菌也可以在實驗室的血液瓊脂和麥康基瓊脂上培育。 如果不加以醫治，鼠疫患者的身體狀況可能會迅速惡化，三到五天後死亡。 鼠疫未經醫治的話，死亡率為50%。 今天，各種各樣的抗生素都對淋巴腺鼠疫有效，如鏈黴素(streptomycin)，慶大黴素(gentamycin)，磺胺藥物(sulfonamide)，和四環素(tetracycline)等等。 四環素和氯黴素(chloramphenicol)可以作為預防劑使用。 目前還沒發現鼠疫菌有什麼抗藥性。 早期的藥物用的是耶爾辛從馬的身上提取的血漿，這還是他把1894年香港瘟疫時的鼠疫菌注射到馬的身上後得到的。

哈夫克伊納

歷史上第一個鼠疫疫苗由俄國人哈夫克伊納(Waldemar Haffkine，1860 – 1930)研發。 哈夫克伊納，一個猶太人小學校長的兒子，出生並受教於俄羅斯的奧德薩。 在奧德薩大學就讀期間，他受到免疫學家梅契尼可夫(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影響。 哈夫克伊納致力於對抗反猶主義的鬥爭中，曾因為加入猶太人自衛聯盟而遭到沙俄當局逮捕，後來由於梅契尼可夫的干預而獲釋。 完成學位後，哈夫克伊納試圖在奧德薩大學尋求教職，但未能成功，原因是他拒絕受洗。 1889年他移居巴黎，加入到梅契尼可夫在巴斯德研究院的霍亂疫苗的研發工作中來。 1896年鼠疫在印度爆發後，哈夫克伊納來到孟買，次年他用桿狀菌製作出了有效的疫苗。 但是在1902年，成千上萬接受過疫苗的患者中不幸有十九人病死，這給哈夫克伊納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挫折。 雖然後來查明事故是由於另一名醫生用錯了細菌而致使疫苗受到污染，不幸的是，哈夫克伊納事業上的損傷已經無法挽回，他四處求職而不得，無奈改頭換面，在印度從事起其他職業。 1914年，哈夫克伊納退休返回法國。 1927年，他再一次踏上故鄉奧德薩的土地，但經歷了赤色革命後的俄國鍛造出的新的反猶主義環境，使他很難適應。 他回到法國，在那裡度過了殘年。

現在有兩種瘟疫疫苗通過考核適用於人體。 一種是被福爾馬林殺死的全細胞疫苗，最早用於1942年；另一種是前蘇聯從1939年開始使用的活疫苗。

歷久滄桑，曾經橫掃歐亞大陸達半個千年之久的黑死病最終消退了，時至今日它消退的原因仍然眾說紛紜，尚無定論。 也許人類的衛生和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也許鼠類的數量不像古代那樣龐大了，或許鼠疫菌的毒殺力漸漸減弱了。 當初造成鼠疫升級成為黑死病的原因是什麼呢? 密集的人口與動物混居，龐大且易受病菌侵襲的鼠類族群，低下的公共衛生水平，知識的匱乏，老鼠的死亡，以及肺鼠疫的傳播等等，各種複雜的因素交織在一起，造就了黑死病的滔天禍劫。 黑死病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人類的無知和盲目可能導致誤解、歧視、迫害；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又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深遠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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