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助理教授：降低未成年人入刑年齡，我贊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文海】

公安部年初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徵求意見稿）》取消了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不適用行政拘留處罰的限制性規定，同時將初次違反治安管理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年齡範圍從之前的「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修改為「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將行拘執行年齡從16周歲降低至14周歲，引發了廣泛爭論。

這種爭論也大抵形成了兩個陣營，學者們大抵都對之持否定看法，這在觀察者網報道的原文所引的專家訪談中已有表達。而普通民眾則大多支持並認為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才是更為重要的一步。

首先在此，有必要再次給大家複習強調一下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的設置，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完全不承擔刑事責任，14歲至16歲之間的未成年人僅就「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搶劫」、「強姦」等八項重罪承擔刑事責任。因而簡言之，我國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為14歲，14歲之上也僅就及其嚴重且惡劣的犯罪承擔刑事責任。

民眾對於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在最近幾年尤其突出，這主要是因為最近幾年頻繁被報道出校園霸凌事件以及各類惡性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讓人不免開始對刑事責任年齡設置的合理性產生了質疑。然而同樣，學者們與大眾之間再次產生的分歧。

學者們為何反對降低行拘年齡，以及刑事責任年齡

無論是對於行拘年齡還是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學者們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這麼幾個方面：

1、未成年人犯罪不是「惡」而是「錯」。他們普遍認為，未成年心智尚不健全，很多犯罪行為都屬於不顧後果的衝動而為，法律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教育和改正的機會，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寬容而不縱容」為少年司法的基本方針來對待。

2014年12月4日，昆明某監獄，少年犯們在教導員的帶領下誦讀《論語》（圖片來源：中新網）

2、通過降低相應年齡，有轉嫁責任之嫌。從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產生的原因上看,往往是社會上各種不良因素、制度缺陷、惡劣環境等相互作用的結果。實踐中,涉罪未成年人也多來自破碎家庭或者留守、閑散、流浪兒童群體,文化程度普遍較低。而這些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者的產生更多的是國家義務教育實施不到位，父母親家庭教育責任不夠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大所致。因而簡單地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或是行拘年齡，難免給人以推卸國家、社會、家庭責任之嫌。

3、無論是行拘還是刑罰，對青少年都收效甚小。如原報道中的王英所說，成年累犯中80%以上都在未成年期間有過拘留和監禁的經歷，而這些顯然並沒有對阻止他們走上成年後的犯罪道路起到任何幫助，反而在缺少分管分押的情況下，掉入染缸，掌握了更多的犯罪技能。

然而學者們的論據站的住腳嗎？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的刑事司法政策毫無爭議，但是在不區分主觀惡意以及犯罪手段殘忍程度，從而寬泛地討論未成年人犯罪是「錯」而不是「惡」這樣的行為有些流於偽善，過於聖人了。倘若這樣，那也完全沒必要要求14歲以上未成年人需要對八重罪承擔刑事責任了。

而在刑事責任年齡的設定上，雖然對國際經驗（大多數國家均以14歲為刑事責任起點）的借鑒以及國際協議（04年「北京決議」同樣將14歲作為刑事責任起點）的參考很有價值。然而，刑事責任年齡的設置最主要的依據仍然是基於長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數據的累計和分析之後的優化，即便從原報道中我們也都能發現未成年人犯罪的數據一直持增長的態勢，尤其在犯罪年齡的提前上，根據法制日報的調查，即便是十餘年前的21世紀初都比90年代平均降低了2~3歲，14歲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約280%，其中10~13歲低齡犯罪佔了未成年犯罪的70%。

2000-2016年，印度18歲以下青少年犯罪率增長了3.2倍（圖片來源：印度時報）

也正基於此，公安部在21世紀初曾提案請求將刑事責任年齡從14歲降低至13歲。之所以不是修改到我們在79刑法之前曾經採用過的12歲，一來有著減少修法阻力的考量，更重要的還是基於其所掌握的未成年犯罪數據而得出的結論。

然而這種科學論證下的修法建議最終沒能被採納，否定的意見恰恰是這些不怎麼能稱為科學的「青少年利益保護」、「青少年犯罪是錯不是惡」的理念和價值。然而在被害人同樣是未成年人的情況下，不知道「青少年利益保護」是不是也及於被害人之身了呢？

未成年犯罪的根源在於家庭、在於學校、在於社會與國家同樣毋庸置疑。因而，對待未成年犯罪應當從預防和事後的拯救構築一個健全的完整的體系同樣是我們的期待和應為之事。然而，對這個體系的構築和對未成年犯罪的懲罰之間是不是當然的互斥卻是毫無關係的。甚至於說，對未成年犯罪的懲罰本身就屬於這個體系中的一環也不為過。

尤其對於那些手段極其殘忍、損害後果極其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未成年犯罪，不如說「罪責刑相適應」的刑事處罰才是對加害人最適當的拯救！刑事處罰不是推卸責任，對待不同的未成年違法犯罪，尋求一個最匹配最恰當的方式來處理恰恰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最高法原則）、「教育、感化、挽救」（最高檢原則）本來的要求。

而這在世界範圍內都不鮮見。想必了解日本「光市母子殺害事件」的各位也一定知道，未成年不死刑的原則在這起案件的審判中被突破了。其後，日本還因為兩起低齡未成年人殘殺兒童案而將少年院兒童年齡從14歲修改到了12歲。因而，在未成年人心智發展更為成熟、接受法制教育更為全面、刑事犯罪更為低齡化的現在，對刑事責任年齡進行符合社會發展的適當向下調整不僅不是，也不應當被苛責為推卸責任的舉措。

1999年的「光市母子殺害事件」震驚了整個日本社會

刑事法發展至今，我們總是在不斷強調刑法的「挽救、教育」功能，而漸漸忽略了刑法從一出生開始就背負的使命——懲罰！我們總是在不斷地提高加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卻漸漸忘了更應當被重視的一方——受害人的權利！學者們提到刑罰乃至於行拘對於未成年犯罪者的矯正收效甚微，有些學者還列舉了一項美國濱大教授的實驗，同樣證明逮捕和判刑都沒有對他們成為累犯起到任何阻遏作用。

但矯正收效甚微的又何止是未成年人，成年犯罪通過刑事處罰的方式不也同樣收效甚微嘛！我還清楚的記得人大的田宏傑教授講過的一個段子「坐牢四年就是犯罪本科，坐六年是碩士，要是十年出來，不僅偷竊功力不減，還學會了制假販假了」。

2007年12月19日，南京市公安局民警在審查被破獲的一少年盜竊團伙。（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難道因為「挽救、教育」收效甚微，對於這樣的犯罪分子我們也需要採取監禁刑之外的更保障其人權的方式進行新的「挽救、教育」的嘗試嗎？「挽救、教育」誠然是刑法處罰的功能之一，但最重要的最原始的懲罰功能也請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不僅在談刑事責任年齡，更在談未成年犯罪對應體系的構建

當然，我們仍然不能忘記「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這項原則應當涵蓋被害人與加害人雙方。

從加重未成年犯罪者懲罰強度的角度，我們不僅要討論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的可行性，還要討論是否有必要擴大處罰的範圍，尤其在校園霸凌案件頻發的當前。在扒光衣服進行毆打錄像的情形下，確實很難將他們的違法行為靠入到八大重罪中去，於是為了對此類違法犯罪行為進行相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通過行政拘留的方式進行一定的震懾和懲罰就成了此次調低行拘年齡的原因之一了。

而這一舉措顯然有效的充實了我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矯正體系。此外，同樣面對刑事責任年齡減小尚難以實現的現狀，也可以考慮導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即年齡雖未達到14歲，但根據犯罪手段的殘忍程度、主觀故意、損害後果、社會影響等多方面，綜合推定後追究刑事責任的一項制度。

另一面，從減輕或者教育救助未成年犯罪者的角度，我們還應當更加充實刑罰的方式，除了要求強化現行的公安及社區矯正之外，還可以通過強制帶電子定位手環、公益勞動等等方式來擴充處罰方式，另外，即便是人身自由刑，也應當區分成人監禁與未成人監禁，區分不同案件類型監禁以防止交叉影響。

最後再加上像嚴格銷毀前科記錄、否認未成年人累犯等等已有的或者值得導入的制度之後，通過構建一個完善的體系性的未成年違法犯罪對應體系，完全可以期待著刑事責任年齡能夠修改到一個科學的合理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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