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深圳破解「四個難以為繼」經驗 處理好守與舍、穩與變、聚與散三個關係

陳松生

發展不是簡單粗放型增長，而是健康發展、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城市發展「難以為繼」實際就是「不可持續發展」，這是中國許多城市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只是不同城市的問題具體表現形式各有不同而已。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中山的特色專業鎮發展模式正面臨著產業、土地、行政架構和城鎮規劃「四個難以為繼」的矛盾。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十多年前的2005年，深圳也面臨著土地、資源、人口和環境「四個難以為繼」的陣痛。它選擇了創新驅動之路，十年後已率先完成了騰籠換鳥的跨越和轉型，成為南中國創新極，成功解答出「深圳，你將被誰拋棄」的轉型之問。

深圳特區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中誕生的，是先有實踐，後有理論；上海浦東新區是在「不爭論」中誕生的，是實踐和理論相互印證；雄安新區則是在「頂層設計」中誕生的，是理論指導實踐。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相信中山也可在同樣受「四個難以為繼」困擾的深圳身上找到解答的密碼。

1980年8月26日設立的深圳特區位於珠江口東岸，與香港一水之隔，全市面積1991.64平方公里。2005年8月26日，深圳25歲的生日。在系列耀眼的經濟指標和輝煌成就背後，此時的深圳卻瀰漫著一股焦躁不安和憂心忡忡的情緒。當時，深圳主要領導公開表示，深圳的發展正面臨「四個難以為繼」的難題：

一是土地、空間難以為繼；二是能源、水資源難以為繼；三是實現萬億GDP需要更多勞動力投入，而城市已經不堪人口重負，難以為繼；四是環境承載力難以為繼。「四個難以為繼」對深圳形成了倒逼之勢，急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突破增長極限，引起特區大討論。深圳破解「四個難以為繼」的轉型升級之路走得也異常艱難，主要經歷以下三個階段。

一是2005年—2009年的瓶頸階段。這階段主要實施產業升級化解能源危機、漸進改革突破體制瓶頸、推動深港融合，探索自主創新形成深圳模式，以及戰略城市標準化實施等。

二是2010年—2012年的突破階段。當時，深圳明顯出現了改革動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現象，導致2010年時承載瓶頸「四大難以為繼」的矛盾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持續惡化，制約科學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尚未消除，改革仍有待深化。為此，深圳在這階段主要實施調整產業結構、城市總體規劃、創新驅動發展等戰略。

第三階段是2013年—2016年的全面創新階段。創新已逐步成為深圳經濟升級的驅動力，「自主創新」是深圳發展的主導戰略。這個階段深圳已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形成良好的創新生態，推動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實現了從敢「闖」到全「創」的華麗轉身。

短短十年，深圳就從「四個難以為繼」的困境中走了出來，成為重要的創新棲息地。回顧深圳的轉型之路，不難發現，深圳驚人嬗變的背後是自主創新。創新，成為這座城市最亮的顏色，已沉澱為這座年輕城市的靈魂，已成為這座城市轉型之要、競爭之本、動力之源。深圳已從「模仿創新」中突圍，走向「源頭創新」「引領創新」。

深圳的轉型路徑，對正面臨著產業、土地、行政架構和城鎮規劃「四個難以為繼」矛盾的中山，有啟示、有借鑒，希望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一是在守與舍中選擇產業戰略的轉型升級。從「四個難以為繼」到創新的棲息地，其中有艱辛、有阻力，有堅守、也有捨棄，轉型升級不是一蹴而就，是漫長的探索過程，不斷嘗試的經歷。在這次轉型中，深圳沒有拘泥「輕工業—重工業—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的產業升級路徑，而是跳過重工業，直接由輕工業過渡到以信息化為重點的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以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基地為核心營造的創新生態，是深圳創新驅動不斷發力的基石。在產業選擇上的「舍」與「守」，使深圳展現出「硬體矽谷」的無限風光。

二是在穩與變中突圍創新驅動的彎道超車。從外部環境的倒逼，到內生動力的培育；從被動應變，到主動求變，深圳終於迎來爆發期，初步實現了創新突圍、彎道超車。2015年，深圳制定並開始全面落實《深圳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向更高的創新形態邁進。2005年資源匱乏條件下，妥善應對可激發創新活力，這是在「外力倒逼下的應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通過創新向產業鏈上游攀升，既是求生之策，也是主動求變的契機。

三是在聚與散中實現騰籠換鳥的動力轉換。隨著產業的升級，深圳變身為產業轉出的策源地，利人亦利己。正是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序撤出，為創新資源在深圳的集聚騰出了空間。到2014年，深圳擁有科技型企業超3萬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超4700家，騰籠換鳥的效果十分顯著。所幸的是，深圳「中轉」的無論是技術還是貿易，都與珠三角原有的產業基礎緊密結合，形成了產業擴散和創新集聚的良性互動，為創新提供了舒適的溫床和廣袤的腹地。

（作者系中山市委黨校信息網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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