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原標題：周六薦書｜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撰文：郭建龍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鷺江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以中國歷代王朝為經，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緯，上至秦漢，下至晚清，詳細梳理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制度之流變，分析歷代財政制度之得失，力圖從田賦制度、貨幣制度、官營經濟三方面說明中國傳統政治之興衰與帝國財政狀況密切相關。

以下文字受權選摘自該書。

天寶變亂的財政之謎

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你問當時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誰，會有人告訴你，是宰相楊國忠。

楊國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餘個使職，還擔任著帝國的右相，兼任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使。他掌管著帝國的財政、行政、軍政大權，並負責官吏的考核與任命，同時，還監管著四川地區的軍政、民政各方面事務。

楊國忠的辦事效率奇高無比，在他以前，吏部對官員的選拔有複雜的程序，經過三道唱選，評比從春天持續到夏季，才能將官員選出。但是楊國忠卻做得輕輕鬆鬆，他在私宅里進行選拔，再召集官員在尚書省的辦公室里唱一次票，一天之內就選定完畢。

對於帝國的國庫，他也維護得井井有條，不讓國庫出現哪怕一時的短缺。直到安祿山兵起，各地的物資仍然在源源不斷地送到京師長安，將府庫填滿。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庫視察，看到倉庫堆得滿滿的，對楊國忠推崇有加。

除了吏治和財政之外，楊國忠對於軍事也「有所涉獵」。在他的組織下，唐政府對西南方的小國南詔連續發動了兩次大的戰役，都是全軍覆沒。不僅如此，戰爭過後，原本臣屬於唐朝的南詔國全面倒向當時最大的威脅——吐蕃。

但是，在楊國忠的彙報中，這兩次戰役都是唐朝大捷。為了扭轉人們私下裡對他的非議，他決定在軍事上再立功勛，將安祿山拿下。

人們很難想像，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楊國忠兩人怎麼能夠獲得如此之大的權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溫柔鄉這個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這兩人能夠滿足帝國的財政需求。這時，中央政府已經離不開這些斂財能手的幫助了，否則帝國的財政就要虧空。

如果一切以財政為目標來考核政績，政治權力就會被這些財政專家所把持。

更致命的是，同樣是基於財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項軍事改革，讓中央政府徹底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再也無法迴轉。

在唐玄宗時期的國際關係中，突厥已經成了明日黃花，不再構成威脅；回紇人還在遙遠的北方，沒有進入中央政府的視野。然而此時，在西方崛起的吐蕃卻成為帝國最大的威脅。

統治中心位於今西藏的吐蕃人幾乎與唐朝同時崛起，又同時崩潰。唐玄宗時期，吐蕃恰好也處於鼎盛時期，不僅佔領了今天的西藏，還向西進入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帶；在東面進入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肅一帶；在北面，則進攻了新疆的部分地區。

吐蕃人全面擴張，與唐朝在從巴基斯坦經過新疆延伸到四川、雲南的巨大弧形區域都存在著軍事對抗。

在與吐蕃對抗時，唐玄宗發現，帝國建立的府兵制已經腐朽得不能打仗了。府兵制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但由於招不夠兵，許多人都已經白髮蒼蒼了，還在駐守邊防。唐代實行邊防輪換制度，內地的府兵過一段時間就輪換到邊防去，但隨著制度惰性的增大，輪換也成了虛設。

玄宗登基後，進行了軍事制度的改革。

在宰相張說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十二萬人的騎衛隊來守備京師。募兵制建立後，府兵制更成為累贅。

到了天寶年間，就連當初精銳的騎衛隊也退化了。以守衛京城的部隊為例，他們本來是最有戰鬥力的軍隊，但是在「安史之亂」爆發前，這支號稱侍衛皇帝的侍官隊伍，卻早已經變成了京城的恥辱，人們罵人時就罵對方是侍官。隊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門，富裕的變成了商人，忙著做買賣，身強體壯的就靠玩雜耍、拔河來糊口，他們已經徹底脫離了軍事訓練，到「安史之亂」爆發時，這些人甚至不知道怎麼穿軍裝，更別提打仗了。

面對邊境蠻族的挑釁，唐玄宗不得不開始另外組織部隊。他倚重於一項源自唐高宗時期的改革——節度使。

唐高宗時期，由於在軍事行動中需要協調各方面的關係，高宗給一些軍事官員（都督）授予了節度使的稱號。他們由中央派出，帶著皇帝的令符，負責節制當地的軍事。但當時的節度使並不是一個正式官職，只是臨時性的稱號。

到了景雲二年（公元711年），由於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皇帝授予涼州（今武威）都督賀拔延嗣一個新的名號——河西節度使。節度使成了正式官職。

所謂節度使，不同於之前的都督，因為都督只負責軍事，不參與民事；也不同於地方的州刺史，因為刺史不管軍事，只負責民事；他還不同於觀察使，因為觀察使只有監察權，沒有軍事權和民事權。節度使將所有這些權力都合而為一了，不僅負責招兵買馬，還負責民事和稅收，同時還可以選擇下屬官員，擁有任命權和監察權。節度使的兵員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從民間募兵，這樣，士兵就會和直接長官結成非常強烈的忠誠關係，反而將皇帝邊緣化了。

到了玄宗時代，府兵制已經無法應付西方和北方的軍事需要。於是，唐玄宗在邊境採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發給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們種地。

但是，中央政府沒有足夠的錢能養活這些士兵。根據統計，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養兵費用只需要二百萬貫錢。隨著邊境戰事的擴大，以及募兵製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養兵成本已經高達一千萬貫，之後又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萬貫。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錢只包括士兵的口糧、衣服以及零花錢，如果將運輸成本考慮在內，再將打仗時的軍事開支、賞賜計入，那麼，軍事開支要比統計數字高得多。

隨著軍事開支出現了幾倍，甚至十倍的增長，中央政府不可能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來應付龐大的花費。唐玄宗決定進一步削減內地的府兵，由此，邊境的士兵佔了全國士兵總數的大半。

為了解決軍費問題，玄宗又設立了幾個節度使，授予他們行政權，讓他們在統治區域內自行搜刮。

這些節度使是：安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前兩個節度使位於今新疆）、河西節度使（位於今甘肅）、朔方節度使（位於今黃河北部大拐彎內外）、河東節度使（位於今山西北部）、范陽節度使（位於今北京、河北一帶）、平盧節度使（位於今北京以東的東北地區）、隴右節度使（位於今陝西甘南、青海一帶）、劍南節度使（位於今四川西部和雲南）。

這些節度使並不能幫助皇帝減少財政開支，卻可以把財政「隱形化」。他們的許多開支自行籌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

為了保證節度使的忠誠，皇帝特別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員，比如請一些在職或退職的宰相擔任或兼任節度使，因為這些宰相對皇帝忠心不二，也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執行使命。

但是，隨著賢相集團的崩潰，帝國的宰相職位被聚斂集團把持。聚斂集團有著嚴酷的內鬥傳統，獲勝的人不會把節度使的職責交給那些失敗者。

李林甫成為宰相後，決定再進一步，將節度使授予歸順的胡人。於是，唐帝國邊境的軍政大權落入了蠻族之手。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個合格的宰相。他能夠通過高效的行政系統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別是財政需求。另外，他還親自主持彙編了一系列的法律典籍，比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宰相期間完成的。但玄宗時期的宰相已經不同於太宗時期。太宗時期的宰相有四個，是集團領導制，而玄宗時期是以一個人為主。能幹的李林甫享有過多的權力，承擔過多的事務，能制約他的力量也越來越小。只要他還在任，他親手並精心建立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個政府就不會出亂子。他一旦離任，這種平衡立即被打破，整個政府機構變得千瘡百孔，不可收拾。

在他的新方法下，安祿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將掌管起了龐大的唐朝軍隊。

在李林甫的機制中，外族的將軍雖然掌握大權，但對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著尊敬。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為相，外族將軍不聽從他的指揮，與宰相出現了嚴重的對抗。

楊國忠試圖從最大的節度使安祿山下手，整治藩鎮。安祿山也意識到，在楊國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於是，一場悲劇發生了。

在天寶變亂髮生後，楊國忠依然保持著高效的財政工作。當各地的勤王士兵們紛紛趕到時，他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保證軍隊的戰鬥力，而是為軍隊花掉太多的錢感到惋惜。他決定盡量不動國庫，而是另外找錢來幫助皇帝打仗。

他派侍御史崔眾到太原出賣僧尼道士的度牒，用這種方式籌錢上百萬緡。但此刻的搜刮已經無助於維持唐帝國的穩定，唐玄宗也把他的理財官與寵妃一起，拋棄在了馬嵬坡……

盛世王朝的終結

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滅佛運動。

唐武宗是一位虔誠的道教徒，從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作趙歸真的道士，向他學習法術。此外，衡山道士劉玄靖、羅浮道士鄧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內當官，傳授長生不老之術。

在道士們的影響下，武宗一直打壓佛教，但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動都是偶發性的，直到這一年，武宗決定發動一次全面的滅佛運動。

這年四月，武宗請管理僧道的祠部先進行了一次調查，查出全國已經有寺廟四千六百座，僧舍（蘭若）四萬處，和尚、尼姑共二十六萬零五百人，全國人口佔比約百分之零點五以上。

到了七月，皇帝正式下達了滅佛的法令。中書門下上奏，請求在每一個大州留一座寺廟，有的寺廟裡有先皇、先賢的塑像，可以移入到這座保留的寺廟內。至於小州，則不需保留佛寺。東西兩都各保留十座寺廟，每座寺廟十個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廟，可以考慮保留一座，如果沒有也不用保留。兩都可以考慮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長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莊嚴寺。

除了皇帝允許保留的幾十所寺廟之外，其餘的寺廟都予以毀棄，僧尼全部還俗。

在唐代一直繁榮的佛教突然間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除了佛教之外，全國當時還有從中亞傳來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祅教。這兩個教派約有三千名僧人。武宗決定連這兩個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一起轉業。

然而，三個月後，新的麻煩又來了。佛教除了是一種信仰，還是一套慈善機構。在唐代，佛寺負責贍養老弱病殘人士，佛寺關了門之後，這些人沒有著落，大部分貧病交加，瀕臨死亡。滅佛成了人們批評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撥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來贍養這些人，將原本由佛寺主持的慈善機構變成公辦。當然，這個機構效率不會高，卻可以堵住批評者的嘴巴。

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個短名單，歷史給這個短名單起了個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國歷史上，大規模滅佛的皇帝一共四個，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時期的後周世宗。

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報應」：他崇信的道士們讓他不停地吃丹藥，這些丹藥的毒性太大，最終中毒而死。

新登基的唐宣宗隨即廢除了武宗的滅佛措施。那時，由於老皇帝死去，許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經成為廢墟的寺廟之中。宣宗下令，僧人迴流，政府不得干涉。

佛教徒只是從教義和因果報應的角度去看問題，從來沒有想到，給他們惹禍的其實不是信仰，而是財富。

「三武一宗」滅佛的理由只有一個：財政。他們在意的不是佛經對錯，而是三樣東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資源。每個寺廟都充斥著年輕力壯的和尚，但他們不僅不勞動，還不納稅和服勞役，政府早就想打他們的主意。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據傳統，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稅的。當政府的徵稅過於嚴苛時，人們甚至把土地先送給寺廟，再變成寺廟土地的租戶，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擁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卻因此少了許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銅像。在唐代後期，由於政府壟斷經營鑄幣，既缺乏銅也缺乏錢，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銅像可以用來鑄錢。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經考慮過採取限制寺廟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納稅，而寺院必須用土、石、木頭來做塑像，只准在紐扣、飾物上用一點銅來裝飾。但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無法推行。

唐武宗的滅佛徹底解決了問題，可謂碩果累累。根據他的總結報告，中央政府獲得的收入不菲：二十六萬僧尼還俗，變成了兩稅戶；同時，佛寺僱傭的十五萬奴婢也變成了兩稅戶；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數千萬頃，都是最優質的土地。

至於佛像，沒有辦法給出具體的估計。但是，當皇帝下令把佛像鑄成銅幣，政府的鑄幣機關竟然沒有辦法把這麼多銅像熔化。當大量的銅幣湧入市場之後，全國的物價立即出現混亂。到了宣宗時期，政府把一部分錢幣重新鑄成銅像，減少貨幣投放量。

宣宗恢復佛教後，並沒有將相關的土地資源重新劃給佛寺，他享用了武宗滅佛帶來的好處，卻避免了滅佛的惡名，可謂一舉兩得。

武宗的滅佛也可以被看作是國家逐漸瓦解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安史之亂」後，唐代雖然已經孱弱，卻仍掙扎著，一時間恢復，一時間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後才最終解體。

唐德宗用一生聚斂財富。雖然制度性的敗壞已經深入骨髓，但從表面上看，德宗積累的財富又足以讓他的孫子憲宗進行再一次集權的努力。憲宗也因此被稱為「中興皇帝」。

唐憲宗對唐代藩鎮制度進行了兩次重大改革，並在其統治的十五年間，讓大部分藩鎮重新聽命於中央。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憲宗針對地方財政制度進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繳財稅，州政府徵稅後，留一部分給自己，剩下的交給節度使，節度使留夠了自己的，剩下的才會上繳（或者進貢）給中央。

唐憲宗試圖限制藩鎮的徵稅權。由於每一個藩鎮都下轄幾個州，而節度使選擇其中的一個州作為駐紮地（直轄州）。皇帝規定，直轄州的徵稅權完全交給節度使，但是對於其他的非直轄州，其財政收入則完全上繳中央，不再經過節度使。

中央政府這種自斷一臂，保全身體的做法，其實減少了節度使的許可權。之前的節度使可以全面插手下轄的幾個州的財政，現在只能管轄一個州，相當於將節度使的財政權降到了和州同樣的級別，這自然引起了節度使的不滿。

但由於憲宗時期的財政狀況比德宗時期有所好轉，他堅持不懈，依靠著靈活的合縱連橫的策略，加上武力脅迫，將這項政策逐漸貫徹下去，讓大部分藩鎮遵從了這個新的規則。

十年後，到了唐憲宗執政的末期，當財政重整規則見效、藩鎮的財政權受到遏制後，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項改革：針對藩鎮的軍事制度，採用與財政制度類似的規則。節度使直轄州的軍事完全歸節度使統轄，而非直轄州的軍事權則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轄軍隊也不再聽從節度使的調遣。

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將軍事權交給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強了地方分權，但由於削弱了節度使的軍事權力，藩鎮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大幅削弱。

在這兩次改革中間，唐憲宗也逐漸利用軍事行動，將當年侮辱他祖父的東北諸侯一一納入控制之中。

而對中央政府威脅最大的，除了東北諸藩鎮，還有淮西。這個藩鎮地處運河要道，威脅著唐朝中央政府的漕運安全。在唐憲宗的支持下，名將李愬率領中央軍，雪夜奔襲，拿下淮西藩鎮的中心蔡州，拔掉了這枚釘子。

根據統計，憲宗初期，每年都上繳賦稅的有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個道，一共有一百四十四萬戶，只有天寶年間的四分之一。而政府財政需要養活的士兵卻達八十三萬，比天寶年間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兩戶就要養一個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區由於軍隊太多，將賦稅全部減免。而到憲宗統治結束時，全國戶數已經達到三百三十五萬，士兵人數九十九萬，大約三戶養一兵，比起當年已經有了好轉。

唐憲宗的削藩和集權措施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人們將他視為中唐以後最強大的君主。但人們忽視了其中一點，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憲宗時期的財政雖然經過重整，但遠稱不上健康。而當憲宗訴諸武力時，那條左右了德宗的財政規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統治時期，東北藩鎮又不服從中央的領導了，而帝國的財政狀況已經不允許再採取一次憲宗時代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了。

經過幾代懦弱的皇帝和宦官專權之後，皇位傳到了唐武宗，財政收入再次出現困難。武宗必須依靠武力來平定澤潞節度使的反叛，這次平叛雖然成功，卻留下了巨大的財政窟窿，皇帝必須依靠滅佛來籌錢。

稅務整頓促成了唐代最後一個安定時期。武宗與宣宗時代，唐代戶口恢復到了四百九十五萬戶。

只是，這時的所謂「安定」，與財政匱乏始終是相伴而行的。唐宣宗時期，全國兩稅、鹽酒茶的專賣收入每年有九百二十二萬緡，但每年的開支卻要多出三百多萬緡，而其中的財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糧、提前收稅來解決。末世的氣象初現，民間的反抗已經不可避免。

宣宗還在世時，浙東的裘甫叛亂已經爆發。政府為了鎮壓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軍費。而更多的稅收意味著對民間更大的壓迫，這又會帶來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財政入不敷出，政府很容易就會陷入這個惡性循環之中，再也掙脫不出來。

各地反抗頻發時，唐憲宗改革的另一個弊端也顯現了出來。唐憲宗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個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在藩鎮統兵時期，藩鎮為了自身的生存，會加強士兵的訓練。但唐憲宗削弱了藩鎮的力量，將兵權分散在各個州刺史的手中，不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沒有動力維持軍隊的訓練，當財政不足時，首先考慮的是剋扣軍餉，減少軍事開支。

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越南北部出現叛亂時，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鎮壓，可軍事開支的縮減再次造成了龐勛兵變，政府進一步失控。隨著藩鎮制度的衰落，唐代統治者已經沒有力量來防範全國性的反抗了。

最後的一擊來自於唐代的重臣高駢。黃巢叛亂時，身處江淮最富裕地帶的高駢按兵不動，放走了黃巢。中央政府失去了江淮這塊最富庶的土地，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財政來源。

此時距離唐朝的滅亡僅僅是一步之遙。當官制無法保證統一，財政也無法養活這個龐大的官僚結構時，帝國分崩離析。中國歷史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

金融詐騙案引出的貨幣由來

大約是在宋仁宗天聖元年之前，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數起金融詐騙報案。這些金融詐騙的手段非同尋常，在此之前還沒有出現過。詐騙是通過一種存款憑證完成的。

當時，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錢莊聯合發行了一種存款憑證，每當有人將錢幣存入他們的店鋪時，就發給儲戶一張紙作為存款憑證，這張紙叫交子。交子是統一印製的，上面印著風景人物，以及各個店鋪特殊的印記、押字，避免偽造。當人們拿錢過來，店鋪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數額，交給儲戶。儲戶隨時可以用交子來提取現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續費。

敘述到這裡，交子貌似和現代普通的存款憑證沒有什麼區別。但是這種紙卻有著另一番魔力。由於市場已經認可了交子，人們可以把它當錢花，拿著交子就可以去市場買東西。賣家收了交子之後，可以去錢莊取現錢。甚至賣家也不願意去取錢，他們覺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現錢更方便，金屬錢幣太沉，一張紙卻既不佔地方，也沒有重量。

但是，當市場認可了交子之後，問題卻來了。發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幾家由於經營不善，把存款人的錢花掉了，他們發行的交子已經無法完全兌現。

當人們發現了這一點之後，拿著交子上門要求兌錢，這幾家富商開始四處躲避，人們找不到他們。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兌換百分之七八十，不給全額了。

寇瑊到任後，接到了數次報案，決定清理交子亂象。他發現，這十六家富商來歷不小，持有政府頒發的特許經營權，也就是說，政府特許經營他們發行交子，給了他們詐騙的機會。

寇瑊勸說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們再發行新的交子，把印刷的母版也給毀掉了。而舊的交子也在逐漸清盤，退出市場。

寇瑊認為他的做法杜絕了類似的金融詐騙，作為政績，將此事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上呈皇帝。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件事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並非所有的人都贊同寇瑊的做法，甚至指責他干擾了市場。

恰好這時，薛田取代了寇瑊擔任益州知府。薛田和轉運使張若谷兩個人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交子不能作廢，因為一旦作廢了交子，將在整個四川地區引起巨大的混亂。

為什麼交子對四川如此重要？

如果看得長遠一點，就會發現它是一千多年以來民間最大的金融創新，代表著民間社會對中央集權式的金融體系的反叛，也解決了從漢代以來一直困擾著民間的問題——錢荒。

自從漢武帝將鑄幣權收歸國有之後，政府的低效就一直讓民間缺錢。在中國古代，把這種現象叫作「錢荒」。

所謂錢荒，是指與經濟規模相比，鑄幣的數量總是不足，而鑄幣的質量也總是持續低劣。每個朝代之初，貨幣質量是最高的，但由於政府的造幣能力不足，鑄造的錢幣數量有限，人們無法找到足夠的貨幣進行交易。到了朝代末年，所謂的銅錢大部分都已經不是銅了，而是銅、錫、鐵和各種合金的雜合體，甚至脆弱到一摔就碎的地步。

政府通過鑄幣從民間抽取了過多的資源，卻總是生產不出足夠的貨幣數量。

以唐代為例，唐代已經是一個商品經濟發達的時代，但是唐代的貨幣數量卻一直不足，政府沒有能力鑄這麼多錢，卻又禁止民間鑄造。

於是，民間只能偷偷地鑄錢用來交易。唐代的錢幣是唐高祖發行的開元通寶錢，每一千枚錢幣重六斤四兩。民間鑄幣質量要差得多，他們只能偷偷地跑到山裡，用小爐子熔化銅塊，錢模的質量也比不過官錢。但由於缺錢，民間社會就連這樣的錢幣也一樣接受。

唐高宗時期，民間的私鑄行為已經非常嚴重，他下令不準惡錢流通，但屢禁不止，只能聽之任之。

唐玄宗時代，宰相張九齡曾經提議放開民間鑄幣權，政府只關心錢幣的質量，只要質量合格，不管誰鑄的都可以流通。如果他的辦法得到採納，那麼民間鑄幣的質量會提高，錢荒也會緩解。但皇帝沒有採納他的建議。

隨著唐代商業的發展，即便把民間鑄的不合格錢幣都算上，仍然滿足不了金融需求。民間社會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能使用帛來進行交易。

在唐代，幾乎家家戶戶都養蠶和織帛。帛是一種最常見卻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政府接受的一種納稅工具。久而久之，帛也成了一種民間接受的貨幣，在沒有銅錢的地方，人們就用帛來代替銅錢。

只是，帛並不是一種良性的貨幣，它的保質期是有限的，時間太長就會變脆和損壞。它也不具有無限可分性，分割過小就失去了使用價值。

「安史之亂」後，到了唐憲宗時期，現金更加缺乏，人們手頭有了銅錢也捨不得用掉。政府要求人們不得私自將銅錢貯藏起來，除了留夠手頭花的錢，其餘的錢都要上繳，用這種辦法逼迫人們將銅錢留在流通領域，而不是藏在家裡的地板下。

民間為了對付銅錢短缺，發明了將一吊錢扣除八十文的做法。如果在交易中付現款，一吊錢只用付九百二十枚，打九二折。

由於銅錢過於難得，唐代後期的各個地方政府還都採取了限制貨幣流通的方法，規定商人不得攜帶錢幣離開轄區。商人的天性就是使財富流動，當他們無法把錢在全國進行轉移時，商業就受到了抑制。這時，民間就發明了一種規避的方法：飛錢。

所謂飛錢，是一種匯兌方式。人們在成都把錢交給當地的匯兌商，由匯兌商頒發一張憑證，拿著這張憑證，就可以到長安的匯兌所取錢。人們不用再帶現金離開，避免了路上關卡的阻攔。

飛錢的出現，是民間利用技術手段突破行政管制的一次嘗試。飛錢最需要的技術是雕版印刷術。唐代後期，正是印刷技術取得突破的時候，商人們恰好利用了這一點。

宋代的交子，就是借鑒了飛錢的技術，來解決宋代特有的金融管制問題。

宋代七巧板式的幣制

如果宋仁宗早期的一位商人要在全國做生意，會由於政府設置的種種障礙，面臨許多現代人無法想像的新鮮事。

比如，如果一個住在成都的鹽商想去陝西賣鹽，再把收入帶到京師汴州去購買房產。那麼他應該怎麼做？按照現代人想法，他可以直接從成都批發鹽，送到陝西賣掉，再把錢帶到京城。但是在宋代，他卻要經歷無數的折騰。

為了做這個貌似簡單的生意，他必須耐心地完成如下幾步：

第一，宋代政府規定，食鹽不得跨界銷售，雖然四川也產鹽，但是四川的鹽嚴禁進入陝西地區。這位商人只能帶上錢，到陝西所在的鹽區去批發鹽。

第二，宋代不同的區域使用不同的錢幣。四川是鐵錢使用區，只准使用鐵錢。鐵錢相對於銅錢要沉重得多，四川鐵錢在其他地方也不被接受。他不能直接帶上錢出發，而是必須持巨量的鐵錢到成都的錢商鋪子，換取錢商的匯款憑證。再拿著憑證前往長安，從當地錢商手中拿到陝西的錢。

第三，即便拿到了陝西的錢，他還是無法直接去批發鹽，因為鹽是由官方壟斷銷售的。由於宋仁宗早期還沒有推行范祥的鹽業改革，所以，這個商人必須拿著錢先去購買糧食等軍需物資，再把糧食送到邊關，讓邊關守將給他開一張憑證，證明他對帝國國防的貢獻。

北宋政府之所以要這麼折騰鹽商，是因為政府運力不足，希望商人都有愛國精神，幫助政府把糧草送到邊關。所幸北宋的疆域是有限的，邊關地區距離長安也不遠，只需走幾百里。

第四，離開邊關後，商人得到了這張憑證，但這只是生意的開始，他還得越過陝西，前往偉大的帝國首都（京師汴州），把憑證兌換成鹽票，這些鹽票相當於計劃經濟的配額指標，註明他能夠購買多少鹽。

第五，商人帶著鹽票，去往鹽產地提鹽。北方的鹽產地主要在山西解州，這裡生產的鹽叫解鹽。於是商人離開首都後，又馬不停蹄趕往山西去領鹽。

第六，當商人從解州領了鹽之後，還只能在指定地區銷售。陝西屬於指定地區之一，他帶著鹽從山西再回到陝西。

第七，假設他這次足夠幸運，順利地賣掉了手中的鹽。當他賣掉了鹽，拿到了陝西的貨幣之後，會發現錢幣里既有銅錢，也有鐵錢。陝西是鐵錢和銅錢混用的地區，但是，京師汴州卻只使用銅錢。如果他把陝西的鐵錢帶到了汴州，不僅毫無用處，還可能違法。他只好再找一次匯錢商，把手裡的銅錢和鐵錢都交給匯錢商，領取憑證，到汴州取錢。

第八，當商人帶著匯兌憑證，從陝西再次到達首都，他的旅行才告一段落。整個過程是三過長安（陝西），兩到京師汴州，一進山西，一到邊關，才完成了這貌似簡單的生意。當他取了錢，買了房子，躺在首都舒服的宅子里時，回想起一路的艱辛，其中的感慨或許能讓他「詞興大發」，填幾首詞出來。

上面的例子足以描繪出北宋圍繞著金融、國防、鹽業等壟斷行業所產生的複雜的貿易體系。北宋是中國金融體系最複雜的朝代之一。

在北宋之前，一個統一的帝國只有一種金融制度，但是北宋的金融制度卻是七巧板式的，每個地區都有著不同的特點。

如果不去追究更多的細節，北宋可以劃分成三大區域，在四川地區是鐵錢使用區，而陝西等地是混合使用區，剩下的地區是銅錢使用區。

為什麼要劃成三塊，而不使用統一的金融制度呢？這要從歷史和政治繼承性說起。

唐朝滅亡之後，國家散裂成為五代十國的各個地方政權。這些地方政權都發行了自己的貨幣。由於戰爭不斷，它們大都財政窘迫，銅錢不足，為了應付局面，有的地區發行了鐵錢。

中國發行鐵錢的歷史也很悠久。東漢開國時，四川地區曾經被一個叫作公孫述的軍閥佔領，他發行了大量的鐵錢來解決金融問題。到了南朝梁武帝時期，再次大規模發行鐵錢，貨幣堆積如山，物價騰貴，人們拉著整車的錢去買東西，有時候甚至連具體的數目都不算，只看有多少串。

由於鐵不是稀缺金屬，與銅的比值相差很大，所以在同樣購買力的情況下，鐵幣的重量要大得多。對於任何一個發行鐵錢的統治者，這都只是窮於應付，不得不採取的辦法罷了。

到了五代十國時期，位於四川的後蜀由於貨幣不足，也發行了鐵錢。

後蜀的孟氏在四川發行鐵錢後，規定民間須將鐵錢和銅錢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使用，也就是一吊錢中必須有銅幣若干，鐵幣若干，試圖用這種方式來補充銅幣的不足。

當北宋并吞後蜀之後，中央政府乘機對四川地區進行了金融劫掠。地方官為了上貢，將大部分的銅錢都運出了四川，四川這個原本的銅鐵幣混合使用區只剩下了鐵幣。

由於北宋初年，全國還沒有統一，而銅礦大多位於境外的其他國家，銅幣鑄造量不足。北宋政府幹脆決定，乘勢將四川變成一個鐵幣使用區域，只在這裡發行鐵幣，不準銅幣流入，也不準四川鐵幣流出。這項特殊的政策製造了全世界罕見的鐵幣區。

陝西的情況又與四川不同。在北宋初年，陝西和北宋其他部分領土一樣，都使用銅幣。但隨著西夏崛起，宋夏間的戰爭連綿不絕，而陝西則是戰爭的主要後方。到了宋仁宗時期，為了應付經費的不足，朝廷考慮採用四川的方法，鑄造一批鐵錢投向市場，將陝西從銅錢區變成銅鐵錢混合使用區域。

除了鐵錢的問題之外，陝西還有大小錢問題。在鑄幣過程中，政府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不僅鑄造和銅幣一比一兌換的鐵幣，還鑄造了所謂的大錢。大錢也分銅和鐵兩種，每一枚大錢可以兌換十枚正常的錢幣（稱為小錢）。這時，陝西就有銅錢大錢、銅錢小錢、鐵錢大錢和鐵錢小錢，一共四種貨幣。後來，河東路（山西中南部和陝西部分地區）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通行銅鐵大小錢。

陝西（和河東）地區變成了銅鐵錢混合區之後，立即引起了民間金融秩序的混亂。在這四種錢幣中，最不值錢的是當十大鐵錢，所以民間競相私鑄這種鐵錢。後來，官府意識到比值是不合理的，改為一枚大錢當三枚小錢，後來改為當兩枚小錢，民間才慢慢把大錢接受下來。

可民間雖然接受了大錢，對於鐵錢還是很排斥。逐漸地，兩枚鐵錢只能當作一枚銅錢用，甚至三枚鐵錢換一枚銅錢。

幣制也是朝廷大臣們交鋒的主要論題之一。著名大臣歐陽修曾經去河東路考察過當地的幣制，回來寫了封札子（《乞罷鐵錢札子》）向朝廷彙報。他的結論如下：

1.河東有兩個鑄造鐵錢的錢監，分別位於晉州和澤州。兩監共鑄了大鐵錢四萬四千八百餘貫（摺合小鐵錢四十四萬八千餘貫），小鐵錢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

2.晉州鑄造大鐵錢的利潤（用銅錢購買鐵，再鑄造成鐵錢，鐵錢的面值與成本之比）有十五倍之餘，鑄造小鐵錢的利潤只有一倍有餘。澤州鑄造大錢利潤二十三倍有餘，小錢利潤兩倍。

3.鑄造小鐵錢並不划算，雖然看上去有一兩倍的利潤，但扣除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加上鑄造的數量有限，實際盈利的總額是很少的，所以不值得鑄造小鐵錢。

4.鑄造大鐵錢的利潤很高，但由於利潤過高，人們鋌而走險偷偷私鑄，官府也屢禁不止，最終反而擾亂了市場。

基於上面的理由，歐陽修請求廢除河東地區的鐵錢。

歐陽修的結論是經過細緻考察後得出的。但這個結論可以引起人們的稱讚，卻不會引來皇帝的實際行動。當財政吃緊時，政府幾乎不可能放棄任何一筆收入。

除了這兩個特殊區域之外，其餘地方主要使用銅幣。北宋的銅幣發行量巨大，好年份可以達到漢唐的幾倍至十倍。宋神宗元豐三年，曾經最高達到五百零六萬貫，也就是五十億枚錢幣，表明北宋經濟的發達。

但即便是這麼大的發行量，政府都沒有試圖去減少鐵錢，回歸銅錢。發行量再大，政府都感到不夠用。花費巨大的戰爭、貪食的冗官，讓北宋的財政左支右絀，無力解決任何社會問題。

到這時，四川的民間力量開始蘇醒，創造性地發明了紙幣，來解決鐵錢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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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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