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丁文江的相知與相爭

胡適（字適之）與丁文江（字在君）均為中國現代史上的知名學者，是各自學術領域的領軍人物。「一個是人文學者，卻竭力為科學而吶喊宣傳，熱情辯護；一個是科學家，卻熱衷於人文學科，為人文學科的科學化而殫思竭慮，煞費苦心。」大約1920年3月，經北京大學教授陶孟和介紹，胡適與丁文江初次晤面。他倆經歷相似，志趣相投，因此一見如故。此後交往頻繁，相互影響而又相互支持，成為一對相知相惜的好朋友。但是思想體系的差異也曾使二人觀點相左、思想對立，進行過針鋒相對的激烈爭論。

胡適

摯　友

作為自然科學家的丁文江，對政治也極為痴迷，對胡適早前津津樂道的「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很不以為然，他對胡適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丁文江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正是在丁文江的大力推動下，胡適介入政治，一對摯友攜手締造了議政論政的共同事業。

1921年5月，在丁文江的鼓動下，胡適、王徵、任鴻雋等組織了「努力會」。胡適草擬的組織大綱中提出了「我們當盡我們的能力謀中國政治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有了「努力會」這個議論時政的組織，就要去尋求合適的發言方式。1922年3月，胡適與丁文江書信往來，討論建立一個公共平台來公開政見，監督政治。4月，丁文江與胡適面談，落實具體事宜。最後由丁文江提議努力會的成員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作為辦報經費，報紙由胡適命名為《努力周報》。

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創刊，其核心成員除丁胡二人外，還有高一涵、朱經農、徐新六、任鴻雋、陶孟和、張慰慈等，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首次聚集。5月14日，在《努力周報》第2期上發表了胡適、丁文江和蔡元培、李大釗等16人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了他們思考已久的治世良方——「好政府主義」，引起社會各界熱議。

早在1921年，胡適就提出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實現好政府作積極的奮鬥。「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丁文江則呼籲「好人出來奮鬥」。正當胡適和丁文江在全力以赴宣傳好政府主義之時，現實政治出現奇異一幕：在政治主張中籤名的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三人於1922年9月出任內閣總理、財政總長和教育總長，史稱「好人內閣」。丁文江、胡適大喜過望，提出全盤方案，滿懷信心地指導王寵惠等治國理政。可惜，軍閥當道，翻雲覆雨，兩個月後，王寵惠內閣被迫辭職，羅文干鋃鐺入獄，「好政府主義」宣告破產。《努力周報》也在四面楚歌中於1923年10月31日停刊。胡適、丁文江「努力」介入政治，卻以慘敗告終。胡適回顧這段歷程說：「一年半來一切謀求政治改革的夢想都失敗了，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

《努力周報》停刊後，丁、胡二人並未遠離政治，一直遊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更是迎來了傾力問政的另一高峰。

國難當頭，丁文江和胡適再次走到一起，和幾個朋友成立了「獨立評論社」。後又按照丁文江的提議，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作為辦刊經費。經半年籌備，1932年5月22日，由胡適任主編，丁文江任助編的《獨立評論》正式出版。《獨立評論》出版後，社會聲譽和影響越來越大，發行量節節上升，到第4年高達13,000多份，在全國報刊中獨樹一幟，被胡適稱為「小冊子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

《獨立評論》於1937年7月25日停刊。5年間，共刊載了1309篇文章，其中胡適撰寫的文章有123篇，是編輯時間最長，作文最多的。丁文江僅次於胡適，從創刊到其去世前三年零七個月的時間撰寫文章64篇。胡適說，就在丁文江最忙的時候，我的一封告急信過去，他總會騰出工夫寫文章寄來。丁文江也常常自誇，他是胡適「最出力的投稿者」。研究胡適的美國學者賈祖麟認為：「《努力周報》與其說是胡適的事業，不如說是丁的事業。」《獨立評論》同樣如此。胡適對此亦深有體會，他說：「在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只拿筆桿，不能做事。」

戰　友

1923年2月，張君勱應吳文藻之邀，向一群即將出國赴美的清華學生作了題為《人生觀》的講演。在演講中，張對「科學萬能」的思想傾向提出批評，斷言：「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該文隨後刊發在《清華周刊》第272期上。此文發表後，立即引起了丁文江的注意，在私下多次與張君勱商榷無效後，他不得不撰文公開予以反擊，從而挑起了「科學與人生觀論戰」。這是中西文化接觸以來的第一次大論戰。這次論戰參與人數之多，內容之廣，意義之深遠均為中國近代思想史所罕見。

丁文江在公開發文前曾多次與張君勱私下交流，並於3月26日的信中將他與張在24日的一次論辯詳細告訴胡適。私下交流無法達成一致，為防「謬種流傳」，丁文江在4月份《努力周報》第48、49期發表一萬字的長文《玄學與科學》。他把張君勱的人生觀哲學斥為「玄學」，稱張君勱「玄學鬼附身」，並從八個方面駁斥了張君勱。丁的結論是：只有科學才能解決人生問題，玄學只能誤人子弟。

丁張的論爭引起了廣泛關注，學界名流紛紛捲入。科學派除主將丁文江外，還有胡適、任叔永、朱經農、吳稚暉、唐鉞、王星拱、章鴻釗、孫伏園等，玄學派除主將張君勱外，還有梁啟超、張東蓀、菊農、林宰平、范壽康等。

論戰期間，胡適正在杭州煙霞洞養病。他抱病通讀了張丁「打的筆墨官司」「未免有點手癢」，於5月11日，揮筆寫就《孫行者與張君勱》一文加入科學派，成為與丁文江並肩作戰的「戰友」。文中他把張君勱比作孫悟空，而把「賽先生（科學）和羅輯先生（邏輯）」比作如來佛；認為玄學縱有天大的本領，也跳不出科學的掌心。此後因樂享「煙霞山月，神仙生活」而無暇參戰。直到11月29日為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寫了長序，對這場論戰進行了總結。在長序中，他較為系統地批評了張君勱的論點，但同時也指出丁文江等科學派的不足，即沒有具體說明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卻抽象地力爭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

這場論戰以科學派的獲勝而告終，丁文江、胡適等人大力提倡科學，影響、啟發了一代中國人的理論思考。

諍　友

與胡適的學者身份不同，丁文江兼有「實幹家」的秉性，這決定了兩人論政中雖在許多問題上屢有契合，但關注角度不同。胡適著眼於民主制度的構建，丁文江多注重實際的「可操作性」，這使二人觀點出現差異，最終在國難日益危迫的特定形勢下發展為民主與獨裁之爭。

民主與獨裁之爭，與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國際上，西方民主政體因日益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受到嚴峻挑戰。國內，《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於1931年5月被通過，國民黨一黨專政以法律的形式被確認，因此有人開始倡導實行專制政體。

1933年11月，蔣廷黻發表《革命與專制》一文引起胡適警覺，胡適隨即發表了《建國與專制》《再論建國與專制》等文對蔣的觀點表示反對，由此開啟了民主與獨裁之爭。

這場爭論吸引了全社會的廣泛參與，當時社會的重要輿論力量，如藍衣社、獨立評論派、再生派、救國會、中社，以及《申報》《中央日報》《大公報》《民國日報》《晨報》等，無不捲入，形成了一場陣勢壯觀的思想大論戰。

爭論的初期，丁文江並未參與。此時，他剛從美國、蘇聯考察回國。考察中，舉目所見儘是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的輝煌業績和羅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機。這對丁文江產生了觸動，他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定轉變。

1934年12月，胡適再次發文《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以批評錢端升、吳景超等人鼓吹獨裁政治的觀點，從而觸動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寫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發表在《大公報》上。並在當月14日致胡適的信中說明這篇文章正是對胡適上文觀點的「針鋒相對之作」。事實確實如此，胡適認為中國當前的發展狀況決定獨裁絕無可能。丁文江則相信「在今日的中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丁為此提出「新式獨裁」作為現實政治的改進方向，所謂「新式」是指：獨裁的首領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尤其是能夠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調動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新式獨裁」論點一出，迅即引發新一輪論戰熱潮。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應的是胡適。看到丁的文章，胡適感覺極度驚訝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駁丁文江的觀點，急忙寫出《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時刊登在《獨立評論》第133號上，隱約有撻伐異端以正視聽的用意。胡適認為丁文江對民主政治並不了解。他指出觀點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關重要。他闡明實行獨裁政治的危害性，並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紂為虐。他說：「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對丁文江的激烈情緒也反映在胡適日記里。1935年初，胡適在日記里錄有對前一年的簡短總結，主題即為此次論戰，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這一稱呼在胡適日記里僅此一次，一般都稱「在君」「文江」或「丁在君」「丁文江」，隱含對丁氏立場的極度不滿。胡適在日記中還寫道，他看了丁文後頗感失望，即作長信（即《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答他，又附一簡訊說：「你們這班教猱升木的學者們，將來總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幹部』幹掉了，可是國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時你們要懺悔自己誤國之罪，也來不及了。」

對胡適的反駁，丁文江很不服氣，撰寫了《再論民主與獨裁》，指出「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獨裁的利益。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持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有自殺或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他反詰說：「胡適之先生忘記今日中國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小孩』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責任是使這種火少燒幾間有用的建築，多燒幾間腐朽的廟堂。」

對丁論極為不滿的胡適20多年後再次通讀丁文江的文章，豁然體悟到了「他的愛國苦心、他的科學態度、他的細密思考」，儘管仍然不同意他的看法。

益　友

胡適和丁文江相知很深、相惜甚重。胡適說：「在君是最愛我的一個朋友，他待我真熱心。」丁文江住在天津的時候，胡適只要去天津，大多時間住在丁文江家。後來，丁文江搬到北平，當時寓居上海的胡適到北平開會，一個多月的時間，在丁文江家住了半個月。

胡適愛喝酒。丁文江擔心胡適飲酒過量傷害身體，就多次勸胡適戒酒，還選出胡適《朋友篇》里的詩句請梁啟超寫在扇面上送給胡適，委婉地勸他戒酒。1930年，胡適從上海回北平，丁文江知道朋友們為胡適送行，免不了要喝大酒，接連寫了兩封信，力勸他戒酒。幾天後，丁文江讀書時看到有首《樊推官勸予止酒》，特地抄下來寄給胡適。這都令胡適很感動，說：「我很感謝他的情意，從此把他看作一個人生很難得的『益友』」。

胡適說丁文江「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幾乎每年都要找地方避暑。他還邀請朋友同去，受邀最多的就是胡適。1931年，丁文江邀胡適來秦皇島度假。胡適帶兒子祖望到秦，和丁文江一家度過十天快樂時光。臨別依依，丁文江用他倆一起背誦過的元稹送白居易詩原韻，作兩首詩為胡適送別：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須。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胡適回到北平後，也以原韻作詩答丁文江：

亂世偷閑非易事，良朋久居更艱難。高談低唱聽濤坐，六七年來無此歡。無多餘勇堪浮海，應有仙方可黑須。別後至今將七日，靈丹添得幾丸無？

除了日常生活的關懷外，丁文江更關心胡適的學術活動。1923年，胡適向北京大學請長假在南方休養。假滿後，何去何從，胡適猶豫不決。丁文江出了三策：「移居南方，專事著作為上策；北回後，住西山，專事寫作為中策；回北大，加入漩渦為下策。」胡適感到「上策勢有所不能，下策心有所不欲」，遂採取了中策。丁文江在1935年4月給胡適的信中說：「你最好還是著你的書……你的朋友雖然也愛你的人，然而我尤其愛你的工作。這一年來你好像是一隻不生牛奶的瘦牛，所以我要給你找一塊新的草地，希望你擠出一點奶來。」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長沙去世。胡適悲痛不已，情難自禁。2月9日夜，他寫了長文《丁在君這個人》，讚揚丁文江的學問人格。又用元稹詩原韻寫了兩首詩紀念好友：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余哀欲絕難！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虯怒須。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2月16日，胡適收集丁文江眾多好友、學生的回憶文章18篇，利用《獨立評論》第188期專門編輯了一期《紀念丁文江先生專號》，以示懷念。

1955年秋，客居美國紐約的胡適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集中精力，搜集資料，歷時4個月，撰寫了一本長達12萬字的《丁文江的傳記》。這是胡適寫的篇幅最長、用力最深的一本值得稱道的優秀傳記，這本傳世之作表達了他對丁文江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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