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日本社會輿論探析

編者按

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先後攻陷南京、徐州和漢口，戰爭進程似乎呈現「一邊倒」的態勢。就在日本軍事進攻達到頂峰的時候，其國內輿論卻出現了「中國不可征服」等與侵華戰況相左的聲音。本文以抗戰期間日本輿論界的這一變化為切入點，以民國期刊《時與潮》的時論譯文為中心，嘗試從思想輿論的角度對這一變化及其背後的社會輿論「潛流」做一考察。本文原題為「抗戰時期日本社會輿論探析——以《時與潮》時論譯文為中心」，出自《近代史學刊》第17輯，有刪節。作者郭奇林，廈門大學嘉庚學院講師。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侵佔了我國華北、華中大部區域。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隨後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幾乎同一時間，日本舉國歡騰。就在日本上下為侵華「戰果」一片歡慶的時候，其國內輿論界卻發出了「不祥」的聲音。

一 與侵華戰況相左的日本輿論

抗戰初期，日本企圖憑藉其機械化部隊的猖狂進攻迫使中國屈服的「速決戰」計劃落空。南京的陷落並沒有使國民政府迅速垮台，退入內地的中國軍民憑藉國土縱深、依託山地仍頑強地進行著鬥爭，這使日軍有陷入一場曠日持久戰爭的危險。為了鼓噪國內士氣，日本政府一方面御用大批的隨軍記者為其戰略意圖搖旗吶喊，據《日本新聞年鑒》記載，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4周內，日本在華記者就有400名，10月中旬，增至600名，到第二年10月武漢陷落時，達1000名，1940年3月，猛增至2384名。另一方面通過嚴密的報刊審查和檢舉制度來控制輿論動向，尤其對日本國內「左翼作家」群體進行了嚴苛的限制和打擊。一些曾經在「人民陣線」論壇、文壇有聲望的人有的被捕，有的被禁止寫作，如中條百合子、中野重治、岡邦雄、戶坂潤等。但就在重重的新聞檢查制度之下，1938年9月號的東京《日本評論》上刊登出一篇題為《中國是不可征服的》時論文章。

從該文的立場和語氣可以判斷作者木村征太郎是一個地道的日本「愛國者」。他在為侵華戰爭可能變得遙遙無期而心生無奈的同時，也竭力為日本挑起這場戰爭辯解，認為日本由「事態不擴大主義變為速戰速決主義，繼而又不得不轉移到長期應戰政策」，都是中國一直「蓄謀」「步步的準備對日抗戰」的結果。但就是根據這一荒謬的「蓄謀」論，該作者還是推導出一個結論——「中國政府決不易崩潰」。

不難看出，木村提出「中國不可征服」論的出發點是提醒日本當局對中日戰爭的「長期」和「艱苦」做必要的準備，但其「關愛」之切也反映了戰爭的「實情」。在中日戰爭進入第二年後日本輿論界還有很多類似的蛛跡可循。例如，徐州會戰後，日本媒體的主要刊物《中央公論》刊登了陸軍中將大場彌平關於徐州會戰的一篇總結性文章。大場在文中較客觀地分析了徐州會戰後中日雙方的戰略得失，但他對戰爭前途的看法耐人尋味。在文章的最後大場這樣寫道：

此後日軍是攻陷漢口呢？還是……？這個問題雖與本題無涉，但應進一言的是拿破崙進攻莫斯科一事，很多的人看做戰略上根本的錯誤。當然遠征俄羅斯本是一件難事。但是五十萬的大軍在不毛的曠野，崩壞的原由，是第二第三的敵人的出現。凜凜的嚴寒和白魔的來襲，加上混成軍隊的分解作用，這些就是敵人。假使沒有這些東西，誰能打倒拿破崙？

回頭再看現在的場合。華中華南有無那種「白魔」（原註：白有雪的意思，此處是雙關）呢？並且「皇軍」的內容到底如何？

到處都能找到糧食的農業中國。四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同胞戰」時，能長期抵抗到底。而今還有補給戰爭資源的國家。前途尚是遼遠無邊。此刻日本人的覺悟與方針，是應當弄清楚的。

進攻武漢的前夕，大場看到的不是「勝利的展望」，而是120年前拿破崙在俄羅斯曠野的慘敗。在他看來，中國廣闊的華中、華南都是前途未卜的「俄羅斯曠野」。作為現役高級軍官的大場說出這樣的話，並感嘆「前途遼遠無邊」，確能反映出侵華「戰爭不利」帶給日本各界的壓力。

此外，士氣低迷、對戰爭前景「憂慮」的氣息在侵華日軍的下層也表現出來。如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被俘的日本士兵和軍官所寫的大量書信、日記證明了這一點。茲略摘錄幾則如下。

一名炮兵指揮官在日記中寫到了日軍損失的情況：

10月23日，第十七步兵團第二營幾乎全部被殲……沿途遇到很多倖存的傷員和士兵。這種情景真令人觸目驚心……為了回答我們炮火的射擊，中國軍隊很快便開始了準確而猛烈的回擊……

10月26日。今晚十點鐘左右，風聞對方要發動進攻，我們的士兵都驚惶失措起來。其實是我們把開到此地的日本第二步兵營誤認為是敵人來了。

一個中尉在信中直言不諱地說出了日軍的頹喪情緒：

對方使我們常常提心弔膽。紅軍切斷我們的電線和電話線，燒毀橋樑等等。我們的自我感覺都不太好……

士兵阿佐利沮喪地寫道：

我們每天都只能吃兩餐。運糧卡車經常遭到中國人的襲擊……我們常常幾天得不到糧食……

士兵千代在給他父親的信件中更是提到了日軍下層充斥著因不能迅速佔領中國而絕望的氣氛：

我原以為三月可以回家，但命中注定我沒有這個幸運的機會了。我們大家都深感絕望。當我們開赴前線時，大家決定聽天由命。我們打算再拖一年到一年半時間。目前前沿陣地的士兵都疲憊不堪。我們和那些三十歲以上的老兵都非常惦念家庭。前線，這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獄……

類似以上的這些記述多是日軍士兵通過家書的形式寄回日本國內，而記述者本身可能永遠留在了異國他鄉。除了日軍「士氣」不振之外，這種情緒也開始向日本民間蔓延，尤其是戰爭給民眾帶來的困苦讓這場「大東亞聖戰」有黯然消沉之勢。

二 戰爭變化對日本社會「必勝」信念的衝擊

從時間點上分析，上述日本媒體、將官及下層士兵所發出的與日本侵華戰況相左的輿論，基本上反映出中日戰爭的變化對日本社會「必勝」信念的衝擊。

（一）以日軍攻陷南京和武漢為節點即日本在中國的侵略達到最高峰的時候，其國內民眾階層亦從對「勝利」的狂喜，開始步入對戰爭前途的擔憂。

日本迷信所謂的「總體戰」，在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之前，即通過不斷地增加經濟投入量、全面擴充軍工生產力，來實現對華軍事上的相對優勢。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將軍魯登道夫的說法，將來的戰爭是屬於綜合力戰的，即以軍事科技為核心的軍事生產能力將是決定未來戰爭走向的主要力量。因此日本自1930年代的九一八事變以來，便一直從事這種被稱為「總力戰」（日本方面的稱法）的戰爭準備。然而，這一戰略的脆弱性在中日戰爭的初期即表露無遺。日本軍部料定中國無法與日本相抗衡，從而擬定了短時間內解決「中國事變」的計劃，但該計劃因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一拖再拖，直至1937年底攻下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後，亦未能實現。這一變化打亂了日本軍部的最初部署，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戰爭總動員法。即日本試圖依靠先期的所謂「總力戰」準備——軍事準備、較優良的武器裝備和攻堅技術，就想達到一舉挫敗中國并吞並中國的目的，完全落了空，其後續全國性的戰爭動員則進一步地暴露了自身在生產和儲備以及人力動員方面的缺陷。此時，對「大東亞戰爭」的渴望和對「勝利」「誠意的歡欣」這些說法，已經不能適用於普通的日本大眾了。

此時，日本國民也開始看清侵華戰爭的危險性。其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岩井歧翁公開聲明：「我們的國家從參加上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的只是好處，而沒有感覺到現代戰爭的特點。只是當前的中國事件，才打開了我們的眼界，並且使我們感覺到這就是現代戰爭。」由於戰爭動員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家的承受力，來自民間的不同聲音正在撕裂這個一度使民眾迷信「皇軍武力無敵」的島國信念。1939年7月，日本隨軍女記者林芙美子在東京《大陸》報上感嘆道：「事變」二年了，政府只在束縛人民上面打主意，人民對於這次戰爭的感覺和希望，卻絲毫不準發表，國家空喊著「國民精神總動員」這樣難懂的名詞，一味拿無目標無計劃的命令來壓迫民眾，而每家的男人都被徵集到前方去打仗，家裡能變賣的都賣了，值錢的金銀亦被國家徵收，時值梅雨時節忽然聽到無線廣播中的槍炮聲，想起了仍在大陸山野間「悄悄進軍的樣兒，不禁潸然淚下了」。

此時，日本當局極力宣傳的侵華「勝利」願景，與日本普通民眾對這一戰爭前途的看法間，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裂痕。就像木村增太郎所指出的，即便日本政府再如何大肆宣傳「漢口如果陷落中國就可屈服」這類的話，正像當時宣傳「南京如果陷落……」一樣，在日本民眾看來，都只是一種欺騙性的甚至是「消滅了希望的毫無理由的謬見」。戰爭難以取勝的悲觀，正迅速地轉換為對日本軍部當局政策的質疑和反感。

據日本女作家松井春證實，1938年10月，因日本右翼發動的兩次全國大檢舉（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而被逮捕的自由主義人士有1300多人，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作家和勞工領袖，也有普通的民眾，他們的罪名是「散布反戰思想」。從當時日媒可見的報道來看，這一情勢並沒有因為日本當局的鎮壓而終止。據東京1940年3月1日的通訊稱，在京都府下凌地實行的一次檢舉中，逮捕了反戰最力的知識分子55名；同時，為了對付那些反戰的過激分子，日本司法大臣木村尚達宣布，將對《保安法》加以修改，擴大其實施範圍，以儘可能地將所有「思想犯罪者」囊括在該法令的制約範圍內。

（二）中日戰爭在1938年發生的變化是戰略性的

雖然日軍還在繼續推進，甚至在表面上仍保持著巨大的優勢，但這種戰役、戰術上的局部「勝利」並不能消弭其在整體戰略上的被動。日媒對戰爭「實情」的隱性披露，也正反饋出這種戰略上的被動使日本社會衍生的種種變化。尤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界部分高級將領對侵華戰略亦發生了動搖。

陸軍中將大場彌平即這類「動搖」者的代表。其對徐州會戰的檢討顯然並非以事論事，而是在總結中日戰場得失的基礎上，從更加長遠的視角分析了日本對華戰爭可能遇到的重大問題——即如何從可能陷入的無止境的戰爭泥潭中安全抽身。作為一名現役軍人，大場與日本多數普通軍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熟讀《孫子兵法》，並且對各國歷史上的著名戰例多有研究。當然，出於對日本命運的關切，他更加重視那些勝敗轉化或由盛轉衰的案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為什麼會在最後三個月突然崩潰？拿破崙那樣的偉大，他的軍隊緣何會在俄羅斯曠野上崩壞？大場認為，無論是一戰時軍力強勁的德國，還是一百多年前戰無不勝的拿破崙，他們都犯了相似卻致命的戰略性錯誤——將優良的軍隊投入到一個只有消耗而沒有希望的戰場上。正如《孫子兵法》所云：「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即用兵可以使用巧計（如日本的偷襲），但無法長久；持久的戰爭對用強的一方致為不利，一旦士氣被消磨，力量也會隨之失去；到那時，即使再有能力的指揮者也是無濟於事的。由此大場認為，上述中國兵法所言之道，正是日本侵華戰略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歷史地看，像大場彌平這樣的日本軍界「有識之士」對日本侵華戰略可能遭遇失敗的隱憂或者說「先見之明」，完全是中日戰爭進程變化的一個客觀產物。無可否認，正是面對戰爭變化這一客觀現實，日本國內部分人才不得不對其戰略得失以及戰爭的前途和未來命運進行客觀和必要的思考。

三 對日本社會輿情的分析

綜合地看，無論是那些與侵華戰況相左的日媒輿論，還是對侵華戰略及前途迷茫、無奈的檢討，客觀上都反映出對中國這樣的大國所進行的不義戰爭本身對日本社會的衝擊，以及在這一衝擊下日本社會內部衍生的蛻變和分裂。

然而，由於日本當局對其民眾的嚴密監控和輿論高壓，這一蛻變是隱性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中國問題專家長野朗發現，「回國士兵們都只是默默地幹活、不開口說話」。這些「凱旋」的士兵對自己的經歷諱莫如深，他們精神不振，只是隨意在工作中打發著時光。這種情況令人非常驚訝。為此長野朗做了一番調查，後得知：遠在中國前線的日軍104師團官兵因陷入包圍而自動放下武器退出戰場，有的剖腹自殺，有的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原來，征戰中國並非如刻意宣傳的那樣士氣高昂，而是存在許多士氣渙散、意志消沉的現象。長野朗的調查顯示：日本政府一方面開動國家機器為侵略戰爭大肆叫好，另一方面試圖讓全社會閉目塞聽，但又無法完全遮蔽「事實」。到了中日戰爭的後期，即日本稱作的「最後決戰」時期，這種來自上層當局的高壓、蒙蔽與下層民眾的苦痛、壓抑間的巨大張力，越來越使日本社會思想和信念上的隱性分裂無可避免地向顯性發展。

這類輿論輿情，最直接也最有說服力的，要數從那些支持「大日本主義」、支持日本當局侵略政策的「愛國」人士的言論中獲得的反饋。如常岡瀧雄發表在《中央公論》1943年3月號上的《日本的悔恨》一文即代表。這位「大日本主義」的推崇者在其文中無可遮掩地承認，在日德聯合「解救世界」至為關鍵的時期，也就是在日本帝國推行「大東亞戰爭」第三年（1943）的時候，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卻是——「（日本）國民精神日漸墮落」，思想信仰，更是「四分五裂」。為此，常岡滿腹「義憤」地指責說，這樣的日本人，「不值一文」，也「不足以（與之）共天下大事」，並哀嘆，「情形既是這樣的壞，如何能發出『決戰』的力量呢」。常岡將這一「民情之不協」的現象歸因為「（日本民眾）平時的思想即為敵人所佔領」，認為日民的思想和日本的敵人一致。這種對本國人民的激烈指責，表明其對民間現狀失望之極。但這也正好從反向的角度說明，日本社會已經不是日本軍國政府期望的那個樣子了，受時局的影響，此時日本社會的民情和思想，與日本軍閥當局發出的「決戰」號召，二者間的抵觸甚至格格不入已是相當明顯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一個走向公開「分裂」的輿論標識已經在日本社會出現——國民廣泛地存在「媾和」的思想或動機。常岡將之歸類為「民情之不協」，並試圖喚起那些所謂「真正愛國」的日本國民，和他一起抵制任何的「媾和」活動。常岡認為，除了「決戰」還留有勝利的前途外，任何的活動尤其是「媾和」活動，「都不外速招亡國之禍」。常岡甚至還嘗試修補這種分裂。他坦承，造成這種「抵觸」和分裂的一個根本原因是日本當局「腐敗的體制」。他指出，日本從20世紀初期就沿用該體制（戰爭體制），但這一體制久已不能勝任日本已經發動的戰爭計劃，其只是九一八事變的巨大「成功」，使得日本國內政局因暫時的勝利未能就此前的「挫折」原文指1921—1922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被迫歸還中國的青島和蘇聯的西伯利亞。有所反省和革新，「終至演出七七事變，進而擴大為『大東亞戰爭』了」。但常岡寄希望於日本政府「改變」「腐敗的體制」，從而把握住消除民眾對國家政策抱有的懈怠和對抗思想的最後機會，這一希圖既與日本當局的侵華政策不符，也不能挽救日益擴大的社會意識鴻溝。

正所謂「一葉落而知秋」，日本社會在「和」「戰」意識上的分裂最終蔓向了高層。那些令如常岡這樣的「決戰派」最為擔心的「投降」意識，在日本上層也開始有所顯現。1943年9月《日本及日本人》雜誌發表了時任日本大政翼贊會常任總務的中野正剛的一篇文章，該文雖未明言，卻暗藏諷示：日本天皇應效仿義大利國王，採取行動，領導日本投降。在該文刊發之後，中野正剛即因密謀推翻東條內閣而被東條英機以「紊亂國政罪」逮捕，1943年10月27日自殺身亡。中野正剛素來以主張侵略出名，是日本軍閥的有力擁護者。然而，如中野這樣的死硬派，因戰局的逆轉，卻變為要求由天皇領導主持日本投降運動的發起人。如若以此情勢推理，那些日本社會中比較自由的日本人主張早日投降的情勢，是自不待言了。

四 結語

考察戰時日本社會思想輿論在日軍攻陷南京之後的轉折變化，我們認為，日本輿論中原有的「愛國」信念，經過戰爭變化的衝擊磨礪，繼而不斷地反思衍變後，開始從盲從一定程度地向正視現實轉變。這從思想輿論的角度反映出，戰時曾被日本當局標榜為「鐵板一塊」的日本社會在侵華戰爭無法獲勝的壓力下發生了自解性的裂變。

這類帶有批評性的日本言論一定程度地傳達和反饋了日本社會基層的部分輿情，比如對戰爭前途的「憂慮」「反戰」「希望和平」等。然而我們還應該看到，在現實歷史的進程中，日本社會這種「理性」的聲音始終未能形成戰爭的反制力量，這固然是由於日本軍閥當局的高壓統制，但也說明了這一「理性」群體力量的薄弱性，甚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兩面性。因而，從嚴格的意義上看，與其說這類發自日本媒體的言論是對日本當局的「倒戈」，不如說它是一種為了日本國家前途及其民族危亡所進行的抉擇和思考。但隨著法西斯主義日暮窮途，在形勢的逼迫下，這一輿論輿情推動日本社會走向其戰爭之初所期望的反面。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投降。此時回頭看的話，日本社會分裂的意識潛流，早已催生著日本社會在「敗亡」的路上行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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