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鬧事、督撫互參,康熙如何處理科場舞弊?

（原標題：康熙如何處理科場舞弊?）

自從隋代開科舉以來，「考試」就逐漸成為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對於考試，最基礎的要求自然是公平。有鑒於此，歷代對於科舉考試作弊的處置不可謂不嚴厲，然而仍舊有人鋌而走險，清代康熙朝引發朝野震動的辛卯科江南鄉試案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中舉難於上北大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描寫了一個五十多歲終於考上的舉人，其大名范進，自然家喻戶曉。讀者往往詫異於范進中舉之後發瘋的場面，但如果了解「舉人」之中的含金量，恐怕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自從宋真宗寫出《勸學》，用「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來勸勉學子讀書上進之後，學而優則仕就成了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最理想的出路。但這條路實在是崎嶇難行。當年讀書人的最底層是「童生」，童生每三年有兩次機會參加省學政主持的「院試」。院試通過了取得「生員」資格，也就是俗稱「秀才」，一般每科各縣錄取只幾十人，錄取率在20-30%。像范進這樣的秀才就可以參加省一級的「鄉試」，明清時期本來就有「金舉人、銀進士」的說法，說明鄉試錄取率低於會試，考中舉人的難度大於考中進士，是真正的hard模式。以清代為例，當時與被稱為「北闈」的京城順天貢院相對的是被稱為「南闈」的江寧（今南京）江南貢院，每逢八月鄉試期間，此地熱鬧非凡，秦淮河畔，士人云集，清代江南貢院有號筒（號巷）295字，共號舍20644間，而每科錄取的舉人名額卻只有一百人上下，錄取率不到0.5%，所以范進考了多次落榜是正常的，唐伯虎這種第一次參加鄉試就拿了第一名才是奇葩。換句話說，一個童生考上舉人的概率，其實只有600分之一。如果做一個不太恰當的比較的話，2016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在河北省的42萬考生錄取了276人（比例為1500分之一）。表面上看，彷彿中舉要容易得多，但要是考慮到鄉試三年一次而高考年年都有，中舉實在非學霸中的學霸不能榜上有名也！

江南貢院

科舉既然是條獨木橋，也就不免有人動起歪腦筋。歷朝歷代的科舉舞弊案件可謂是事不絕書。到了清代，「科場防弊視為要政，行法亦不姑息」。然而科舉功名誘惑巨大，儘管三令五申，仍有人以身試法，順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江南鄉試案，順治帝大開殺戒， 「主考官方猶、錢開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產籍沒入官」。葉楚槐等18名同考官「俱著即處絞，妻子家產籍沒入官」。至於有作弊嫌疑的考生「俱著責四十板，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併流徙寧古塔」。嚴刑峻法之下，江南科場因此消停了半個世紀，而後十一八科江南鄉試中，風平浪靜，再無舞弊傳聞，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承平已久之下，科場舞弊之風故態復萌。

蘇州秀才大鬧府學驚動康熙

這年秋天，江南辛卯科鄉試循例在江寧舉行，擔任此次考試的正主考是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學士趙晉。九月九日榜發，錄取的舉人中，素無名望、文理不通的揚州鹽商子弟佔了較大比例，而素有人文薈萃之稱、歷年錄取舉人最多的蘇州府，此科錄取人數大失水準，只有區區十三名而已，佔總錄取人數（120人）的比例僅勉強超過了十分之一。這在當時是極不尋常的，因為有清一代，蘇州府總錄取舉人1712人，只以微弱差距遜色於常州府而居於江南鄉試各州府第二位，比揚州府更是要多出近三分之一（500多人）。甚至當時就有路邊社傳聞，蘇州府的這13位中舉者中竟有5人是通過行賄登榜的，更令落榜者咬牙切齒，一幫平時斯斯文文的蘇州秀才，頓時怒不可遏，集會蘇州玄妙觀，大鬧蘇州府學，這一鬧，甚至驚動了紫禁城。

玄妙觀

九月二十四日，蘇州全城士子一千餘人聚集在玄妙觀，抬著財神泥像浩浩蕩蕩地進入府學，將財神塑像鎖在夫子廟的明倫堂上，高聲演說，聲稱不服所發榜文，並競相作詩詞寫對聯，有的還寫成歌謠，到處張貼，譏諷嘲罵科考情弊。其中有這樣一副對聯:「左丘明雙眼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以此影射主考官左必蕃對科考中的舞弊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副主考趙晉膽大妄為，受賄賂賣舉子。還有的考生把考場匾額上的「貢院（貢院）」二字用紙糊上，改寫成「賣完（買完）」，高懸示眾。多年前熱播的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2》中也再現了這個橋段，只不過把故事發生時間改成了乾隆朝。

《鐵齒銅牙紀曉嵐2》劇照

江南士子的憤怒之情，一時難以平息，康熙帝派到江南的坐探，蘇州織造李煦把士子們張貼的詩詞對聯以及歌謠一同抄呈皇帝主子，康熙帝閱後批示，「紛紛議論，京中早已聞知，可羞之極矣」，立即指派戶部尚書張鵬翮和侍郎赫壽兩位大臣到揚州按治，會同江蘇巡撫張伯行（漢人）及他的上司兩江總督噶禮（旗人）一起審理此案。

張伯行

案子其實並不複雜。被人舉報「平日不通文理」卻中舉的吳泌和程光奎二人被押到揚州複試。儘管複試試題並不算難，無奈這兩位確系草包，其複試結果可想而知，考得驢唇不對馬嘴，嚴刑拷問之下真相很快大白。

原來，徽州府歙縣考生吳泌系揚州鹽商吳宗傑的獨子，家產百萬，當鋪、錢莊遍布江淮。然而吳泌卻不願當商人，一心一意想做官，可惜滿肚子肥油卻無墨水，於是便企圖花錢買個舉人的功名。另一個新科舉人程光奎也是如此。吳泌走的是涇縣知縣陳天立（副主考官趙晉的親戚）的路子，約定在卷子里做了記號，用「其實有」三字，置於所考文章的「破題」（明清八股文的開頭幾句，亦稱破題）之內，順利錄取。本來就認識趙晉的揚州考生程光奎更懶，連卷子也懶得做，乾脆雇請文章高手做出範文，請擔任考官的淮陰府山陽縣（現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知縣方名事先將文章帶入闈內，埋藏起來，到時取出便輕鬆金榜題名。如此肆無忌憚地打通各個關節，也是令人瞠目。

督撫互參的鬧劇

科考結束之後，吳泌和程光奎二人都自稱託人轉送副主考趙晉15錠共300兩黃金，但是在揚州的審案中，趙晉只承認總共收到了300兩黃金。結果牽扯出了作為中間人的安徽巡撫葉九思的家人李奇，李奇歸案後老實承認，還有15錠金子，聽說是留給總督大人的。

這就很尷尬了，這位兩江總督噶禮大人此時正坐在審案台上。眼看法官就要變成被告，噶禮面色如灰，拍案怒吼：大膽刁民，竟敢當堂誣陷封疆大吏，快拉出去亂棍打死！旁邊的張伯行急忙制止說：犯人口供尚未錄全，豈能輕易棒殺，大人心無芥蒂，何必怕人誣陷？公堂之上，督撫相爭，幾乎撕破臉皮。

這在清代官場上是不太尋常的事件。按體例，江蘇巡撫是兩江總督的下屬，以下犯上素來是官場大忌。不過江蘇的情況卻有特殊之處，其巡撫品階雖然低於總督，卻獨自開府蘇州，不受江寧的總督掣肘，加上江蘇巡撫所轄江南四府一州（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及太倉直隸州）乃是整個帝國最為富庶的土地，自然底氣十足，加上張伯行素來以清正廉潔著稱，自然不會善罷甘休。

清代江蘇省南部

這樣事情就搞大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二月底，噶禮、張伯行二人幾乎同時向康熙帝呈遞了奏摺，相互參劾。張伯行參奏噶禮抗旨欺君，營私壞法，「通同舞弊，於科場索銀五十萬兩」。然而，噶禮毫不示弱，決不相讓，上奏札反咬張伯行弄死了陳天立（在獄中神秘死亡），且羅列包庇曾為戴名世《南山集》（康熙帝欽定的文字獄）作序的好友方苞等人的七宗罪名。

兩份完全不同的奏章，同時送到康熙皇帝手上。一時間，弄得康熙皇帝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下詔：張伯行、噶禮一併革職解任。一時間，圍繞總督、巡撫的去留，江蘇的兵、民形成鮮明的對壘陣營。「兵為總督者多，秀才為巡撫者多」，也就是支持噶禮以士兵居多，而支持張伯行的以秀才為多。有一次，張伯行與噶禮曾在衙門大庭上爭吵起來，走出衙門時，二人竟然還發生了爭毆摔打。噶禮身軀雄壯，張伯行身體也很魁梧，噶禮因身子太胖，行動不靈活，被張伯行踢倒在地，一番亂滾，上演了一出極為罕見的官場鬧劇，斯文掃地已極。

江蘇巡撫衙門舊址

這場因為科舉舞弊引發的官場爭鬥一直拖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才算了結。期間，康熙帝兩次派欽差大臣前去揚州審理，並讓蘇州、江寧織造隨時密報，最後九卿、詹事、科道各員會同具奏才得以結案。最後判決，主考官左必蕃事前不能察覺，但負有責任，充軍流戍（後改為革職）；副主考趙晉「擬處斬棄市」，考場舞弊的吳泌、程光奎等人也被判處斬監侯。其中最滑稽的莫過於對督撫互參的處理，康熙帝雖然明知噶禮是個大貪官，「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最後卻只是革職了事（張伯行仍復江蘇巡撫）。這當然是康熙皇帝的私心庇護的結果。有個說法是噶禮的母親曾經是康熙帝的奶媽，而這家人與皇帝的關係也很好，在康熙帝批覆噶禮的奏摺中，康熙帝對噶禮的母親甚為關心，曾多次在噶禮的奏摺硃批中出現「爾母好」、「爾母及爾好」、「爾母子好？」等垂問之語，並屢頒溫旨，賞賜物件。由於有這層關係，噶禮子以母貴就不足為奇了。

康熙帝像

辛卯科江南鄉試案就此了結。蘇州士子為表感激之情，在觀前街上貼了一紙醒目的榜文：「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至於噶禮撤職後，並未洗心革面，終於將自己送上了斷頭台。一年後的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噶禮因在食物中放毒企圖毒殺親母被其母告發，他母親說他「奸詐兇惡」，要求皇帝將其「請正典刑」。大為震驚的康熙帝感慨「其母尚恥其行，其罪不容誅矣」，只得下旨：噶禮自盡，妻亦從死，家產入官。這個權傾一時的貪官終於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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