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矯枉過正，Uber創始人被炒之後，再議創業公司的控制權

2017年6月21日，國內外最惹人注目的兩則創始人黯然離場的新聞被主流媒體先後報道：

深圳：經歷過野蠻人和莊家驚險曲折的搶親歷程之後，上市公司萬科的創始人王石最終謝幕，退出了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會；

矽谷：面對各種斬不斷理還亂的困擾，獨角獸先鋒Uber的CEO卡蘭尼克被投資人逼宮，最終無奈接受被「辭職」。

如果說王石離場因為手中沒有股權籌碼，從法律上講完全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卡蘭尼克向投資人股東繳械投降讓出CEO寶座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了。VC狂歡節之後冷靜下來的投資人似乎不再甘願坐在汽車后座當拉拉隊，公司困境之中即便不會奪走汽車的方向盤，也可能坐到副駕駛的位置，甚至將創始人從駕駛座上轟下去，就在卡蘭尼克被迫卸任之前一刻，這樣的結局仍然超出大部分人的想像。

也許，該事件暗示了一種隱形的趨勢，如果把公司創始人和投資人在控制權上的對抗比作拔河比賽，比賽狀況已經從前幾年創始人明顯優勢的局面開始逐漸向投資人方向偏移。

卡蘭尼克如何開著Uber衝出賽道？

對於估值大約700億美元的共享經濟鼻祖Uber來說，2017年上半年碰上了晦氣，負面的頭條似乎連續不斷。

2017年1月：幾十萬用戶參與了#刪除Uber的運動，卡蘭尼克在計程車司機抗議特朗普移民政策壓力下退出特朗普經濟顧問委員會；

2017年2月：從Uber離職的女工程師在一篇博文中披露了公司存在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隨後紐約時報報道了Uber一系列公司文化問題，引起了媒體對矽谷創業公司文化問題的關注，Uber聘請美國前司法部部長Eric Holder所在律所進行內部調查；

2017年2月：Uber被自己的投資人谷歌以旗下無人駕駛技術公司Waymo的名義告上法庭，指控其通過收購谷歌離職工程師Levandowski（離職時攜帶谷歌的公司資料）的無人駕駛公司Otto，盜竊其無人駕駛技術；

2017年3月：媒體網上發布了卡蘭尼克與一名Uber出租司機爭吵的視頻，他被迫道歉並坦誠自己作為一個領導者，還需要成長，公司面臨招聘COO輔助卡蘭尼克的壓力；

2017年3月：媒體揭示了Uber使用技術工具逃避政府機關監管細節，一款名為Greyball的工具收集了Uber應用程序的數據，用來發現和逃避Uber被徹底禁止或被執法抵制地區的政府監管，美國司法部啟動調查；

2017年5月：聯邦法官做出初步判決，讓Uber配合調查並負責讓相關方限期歸還谷歌指責其竊取的文件資料，訴訟中Levandowski已經主張第五修正案中「避免自證其罪」權利，拒絕提交證據和證詞當然也拒絕配合Uber的內部調查，月底Uber開除了這位明星工程師；

2017年5月：卡蘭尼克的父母遭遇沉船事故，其母親不幸死亡，其父親受傷；

2017年6月：截至6月，Uber已經有包括總裁、公關總監、財務主管、自動駕駛部門主管、工程高級副總裁、人工智慧實驗室主管、地圖部門副總裁、全球汽車項目副總裁、亞洲業務總裁和產品及增長副總裁等十餘位重要高管陸續離職，公司COO、CFO和總工程師等各關鍵職位出現空缺；

2017年6月：早在2014年12月一位化名為Jane Doe的女乘客在印度被一名Uber司機強姦，6月15日起訴Uber公司和CEO卡蘭尼克以及前高管Emil Michael和Eric Alexander，指控他們侵犯個人隱私（醫療記錄），公開披露隱私和誹謗；

2017年6月：Uber公司董事全票通過美國前司法部長Eric Holder所在律所針對Uber工作場所文化準備的調查報告中的所有建議，仍在喪母悲痛之中的卡蘭尼克坦陳（親）人比工作重要，宣布無限期離崗休假；

2017年6月：給員工發完休假郵件剛過一個星期，卡蘭尼克在投資人的意外逼宮下被迫辭去公司CEO職務。

至此，卡蘭尼克最終喪失了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控制權，儘管有媒體報道他在無限期休假期間還在家裡遙控指揮公司日常運營，喪失CEO職務意味著正式出局，他完全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這一步，他在聲明中寫道：

「我愛Uber勝過世界上任何東西，在當前我個人生活中的困難時期，我接受了投資者讓我辭職的要求，讓Uber重新回到建設進程中，而不讓另一場鬥爭分散公司的注意力。」

卡蘭尼克是如何被投資人偷襲的？

註：由左到右依次為Chris Sacca(Lowercase Capital基金), Shawn Carolan (Menlo Ventures基金）以及Bill Gurley (Benchmark基金)

卡蘭尼克被公司投資人偷襲卸任的過程與很多創業公司投資人罷免創始人CEO的故事頗為類似。

據多家媒體報道，2017年6月20日（卡蘭尼克無限期休假期間），還在面試招聘高管的卡蘭尼克在芝加哥市中心一家酒店裡接到了兩位投資人代表的意外來訪。這兩位VC是Matt Cohler和Peter Fenton，來自於Uber最大股東之一也就是矽谷Benchmark基金，這二位也是與卡蘭尼克一直走的比較近的VC。他們遞給了卡蘭尼克一封題為Moving Uber Forward（簡法幫譯：推動Uber繼續前進）的信，信中提出了限卡蘭尼克當天辭去CEO職務等一系列要求，這封信由公司五家投資人聯合簽名，包括四家VC和富達投資。

據透露，從2009年開始將Uber一手打造成領頭獨角獸的卡拉尼克第一反應是猶豫不決，他趕緊給自己的堅定支持者——公司董事會成員Alianna Huffington女士（赫芬頓郵報創始人，已經從郵報離職創業）打電話徵求意見。Huffington告訴他，這封信中的建議值得考慮。

當天下午，卡拉尼克把自己與Matt Cohler和Peter Fenton鎖在酒店的房間里，討論商定Uber未來的最佳路徑。最終，經過幾個小時的爭吵和辯論，妥協方案出爐：卡拉尼克先生同意卸任CEO職務，保留公司董事的席位。

分析人士指出，芝加哥酒店裡的逼宮事件其實並不突然，這是幾個月以來Uber系列危機的最終爆發，原本支持卡拉尼克的很多投資人、董事、高管員工甚至盟友都開始不再支持他，而有些人開始將他視為公司的累贅。

有報道稱，公司董事會成員在2017年系列危機之後已經開始出現不滿。Bill Gurley 作為Benchmark基金在Uber委派的董事已經開始憤然要求公司啟動頂層改革。公司另外一位董事David Bonderman（Uber投資人TPG的創始人）也開始更多地與卡拉尼克在董事會上發生爭執，因為他認為卡拉尼克在招聘COO和CFO等高管的工作上一直在拖後腿。

然而，開除卡拉尼克CEO職務並非易事，因為他通過超級投票權（下文討論）控制著公司的投票權，包括股東會和董事會。投資人抱團聯名書信給卡拉尼克施加壓力可能是唯一可行方案，但是如果卡拉尼克利用超級投票權反抗，導致投資人無果而終又會「偷雞不成蝕把米」，投資人擔心反被人說為袒護卡拉尼克。

最終，據說也就是驅逐行動的幾個星期前，Benchmark的合伙人還是啟動了逼迫卡拉尼克辭職的計劃。逼宮事件的一個星期之前，卡拉尼克在公司董事會議後宣布無限期離崗休假，悼念他不幸去世的母親，也好休息調整認真考慮公司領導團隊建設問題，滿血歸來之後重新掌舵危難中的公司再次啟航。

事實上，卡拉尼克看起來並不打算真的無限期離開公司，報道披露就在宣布休假之後他立即開始用手機工作，將TPG的Bonderman從公司董事會上排擠出去，因為後者在討論性別歧視等公司文化問題的公司全員大會上發表了不當的性別歧視言論，當時公司董事Huffington女士提到公司新（獨立）董事雀巢的龔萬仁女士時說，「數據顯示如果有一名女性加入董事會，就更有可能會有第二名女性加入董事會」；而Bonderman則插話評論道：「實際上，數據顯示的是更有可能是要說更多的話」 。據報道與這位私募大佬日漸不和的卡拉尼克則迅速地給自己的友軍發簡訊、發郵件和打電話採取系列攻勢逼迫Bonderman退出董事會，不出一天時間後者宣布辭職。

投資人已經預計到卡拉尼克的休假時間不會很長，據消息人士透露，Benchmark決定在卡拉尼克返回公司重新執掌CEO工作之前採取行動。

截至2017年6月19日，Benchmark聯合起來了其他四家投資人已經起草和簽署了給卡拉尼克的信——推動Uber繼續前進，包括Menlo Ventures基金、Lowercase Capital基金、First Round Capital 基金和富達投資。據說Benchmark還試圖拉攏更多董事加入罷免事件，但因為後者不願意讓Benchmark的Bill Gurley做代表而未果。

五家投資人決定委派Benchmark基金的Matt Cohler和Peter Fenton去向卡拉尼克攤牌，因為預計到可能會有艱難的對抗，而這二位VC跟卡拉尼克的關係更近。

突如其來的廢黜行動讓卡拉尼克防不勝防，創始人與投資人的對抗似乎一觸即發，有報道稱卡拉尼克開始讓自己的人在舊金山總部的投資人股東群體傳播消息，以便達成雙方的妥協。經過當日漫長的談判和各方意見的徵詢，卡拉尼克最終決定放棄CEO的職位，深夜起草了辭職聲明並同意公開宣布辭去CEO職務。

但是，卡拉尼克保留了董事席位。Benchmark基金的Bill Gurley作為公司的重要投資人和長時間董事在第二天也宣布辭去董事職位，由二位廢黜大使之一Matt Cohler接替。

這種結局給人的感覺是，卡拉尼克將留在董事會裡繼續給自己的公司提供支持，但不再具體掌控公司的運營。

幾位投資人為何能制服卡拉尼克？

直到現在，很多人都好奇，天生反叛並以結果導向不計代價的鬥士卡蘭尼克怎麼可能會向自己的投資人低頭認輸？況且，憑藉其手中的超級投票權完全可以控制公司董事會和鬥爭結果。

從法律層面來講，卡拉尼克沿襲矽谷明星創業公司的慣例從公司股權（投票權）和董事會兩個層面做好了設計，原本可以牢牢地把握公司的控制權，如果卡拉尼克沒有屈從，投資人從法律技術層面根本無法開除他。

在股權層面，媒體披露卡拉尼克的三人創始團隊控制公司一半以上的投票權。簡法幫在網路上找到Uber一份簽署日期為2015年2月17日的公司註冊證明（類似於中國公司章程），其中第四條（D）款B類普通股權利、權力和限制部分的第4項投票權條款中規定，B類普通股享有一票對應10票的超級投票權。當然，公司種子輪、A輪和B輪優先股的股東也同樣享有一票對應10票的超級投票權。即便如此，卡拉尼克憑藉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以及自己和其他聯合創始人手中的B類普通股10倍的超級投票權控制公司一半以上的投票權應該不難。

除了股權，Uber創始人還控制著公司的董事會。儘管公司董事會人選隨著後續融資可能發生不斷變化，而且隨著公司的改革也有更多獨立董事加入，但從公司註冊證明的條款上看，創始人控制公司董事會也早已經做好了法律設計。

有媒體在2017年3月14日報道稱，卡拉尼克的三人創始團隊控制公司11名董事中的9個席位，儘管當時還有四個席位空出。從2015年2月17日的Uber公司註冊證明第四條（B）款5項B目中可以看出，公司A輪和C2輪優先股的股東在滿足持股下限的前提下各自有權委派一名董事，而B類普通股（創始人超級投票權股）則有權選任6名董事。

更為罕見的條款出現在同一條款之中，公司種子輪、B輪、C1輪優先股和A類普通股的股東則無權選舉或免除公司董事。另有研究發現，根據公司此後2015年5月26日官方登記的公司註冊證明記載，公司C3輪、D輪、E輪和F輪優先股的股東也無權選舉或免除公司董事。

儘管投資人讓渡投票權和公司董事席位大多數發生在更加搶手的優秀創業公司之中，矽谷投資人與創始人之間的權力平衡或者拔河比賽中偏向於創始人的局面在2015年達到頂峰似乎成了普遍的共識。

在資金充裕且IPO活躍的市場背景下，創始人的創意和努力加上投資人的錢，後者放手給前者顛覆和贏得市場，通過上市或併購退出，VC希望對創始人友好的名聲能夠幫助他們拿到更多好項目，創始人則能一直保持公司的控制，各方皆大歡喜。

從歷史上看，創始人對公司的控制肇始於十年之前的Facebook，在經歷過失去公司控制權的Sean Parker（Napster創始人）的建議下，扎克伯格首次引入VC時讓投資人Jim Breyer同意創始人控制董事會，即他和Parker控制公司五名董事席位中的三名。Facebook上市之前，扎克伯格又效仿已經上市的谷歌之前例設置雙層股權結構，讓自己持有公司不到25%的股權卻控制公司60%的投票權。

此後，這種有利於創始人的機制開始瘋狂蔓延，上市公司採用雙層股權結構已經成為明星互聯網公司甚至傳統企業的常見現象，以下摘錄了香港聯交所為爭取阿里巴巴香港上市準備引入不同投票權架構進行論證時所提供的截至2013年底的部分數據。

中國概念股公司在美國上市時當然也採納了這些做法。

2011年，社交遊戲公司Zynga上市時，創始人Mark Pincus將超級投票權推到了極限，以創始人每股70票的超級投票權贏得了「額外超級投票權」的稱號。

Snap在2017年3月IPO時則創造了首次公開發行完全無投票權股票的先河（簡法幫在《Snapchat上市光環背後，創始人與資本的博弈故事》一文中有過介紹），儘管此前谷歌和Facebook在上市後曾經發行過無投票股份，但IPO發行無投票權股票這還是首例。長江後浪推前浪，另外一家名為Blue Apron的擬上市公司也要效仿之，打算IPO發行有投票權和沒有投票權的兩類股票。

在Snap的這篇文章中，簡法幫曾介紹過機構投資人反對上市公司發行無投票權股票的舉措。而對於沒有上市的獨角獸和其他創業公司來說，在估值過高且IPO退出渠道並不通暢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從2016年開始，VC也開始審視慷慨讓渡公司控制權給創始人的潛在問題，已經有投資人呼籲應該將矯正過於偏向創始人的做法，希望讓創始人和投資人之間恢復到一個中間平衡點。

在逼迫卡拉尼克讓出CEO職位的案例中，Uber投資人恐怕心裡非常清楚，如果卡拉尼克表現出平日的鬥士作風，恐怕投資人在法律上沒有辦法迅速將他炒掉，他完全可以行使董事任命權委派更多席位在董事會上壓倒投資人的票數。

但為什麼卡拉尼克會繳械投降呢？

答案應該在於資本的無形力量，Uber公司法律上的控制權機制在投資人的錢袋子面前會失去殺傷力。如果創始人選擇對抗，可能意味著現有和潛在投資人不會再打開錢包給公司簽發更多的融資支票，需要融資的創業公司總會拿人手短，理性的創始人必然不願意玉石俱焚，更可能選擇退出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因為創始人往往持有最大份額的股份。

尾聲：關於控制權的簡單思考

像卡拉尼克一樣，明星創始人應該從他的經歷中看到，控制權的法律設計具有自己的局限性，再完美的機制設計在公司需要投資人輸血時都會不再性感，準確地說是很無力。

對於更多的草根創業者來說，不必邯鄲學步效仿卡拉尼克之類明星創始人的超級投票權做法，在沒有選擇投資人機會或者公司融資金額不大、釋放股權比例有限的早期階段，更不要去浪費太多時間琢磨AB股的含義和做法，控制公司董事會多數席位就已經足夠現實了。

對於投資人來說，逼迫卡拉尼克卸任CEO事件雖然沒有引爆炸彈，這一事件也成為投資人應該警醒的經典控制權案例，但也需要衡量一下，在追逐明星項目的時候過分讓渡控制權給創始人可能將面臨的投後風險和代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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