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金庸王健林李嘉誠為什麼總在「震驚」

這幾日，馬雲的「豪宅」又開始了社交媒體上的新一輪流傳，這一次還順便拉上另外兩個名人、多了個符合「時代特點」的標題：「連王健林、李嘉誠都震驚了」。逼得阿里巴巴官微感嘆：「越澄清，越無效」。

這樣的謠言並不罕見，而是此起彼伏；阿里巴巴官微所感嘆的「越澄清、越無效」則呈現更為關鍵的問題：在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當然更快了，但為什麼謠言總是比真相要快得多得多？

譬如白岩松的「語錄」，更新速度已經超過了群眾的學習吸收速度；馬雲的「豪宅」 則被與時俱進地不斷抬升房價，各式被假託的名言可能比白岩松更多；金庸老先生則多年來不斷的「被去世」。有類似遭遇的名人還可以列出一長串，被震驚的王健林、李嘉誠也都是其中常客；類似謠言的則日復一日的出現、一浪高過一浪的流傳。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時候，人們不是根據事實在發表評論，而是基於情緒在表達立場。

這是頗為怪異的現象，卻又有著符合大眾心理的產生土壤。誠如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瓦德所說：「謠言之所以流行，正是因為它們迎合了人們的偏見。」所以即便在媒體不發達的時代，也時或會有席捲全國的謠言產生。在當下這個人人皆媒體的時代，謠言更如漲了翅膀，以各種花樣翻新的方式在社交媒體流傳。

社交媒體的興起與發達加速了不同信息對特定人群的定向傳播；同樣也由於社交關係所形成的一個個相對固化和封閉的信息圈層，阻礙了不同信息的交匯，也就極大的削弱了社交媒體上信息通過流通達到自凈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斯圖瓦爾德的名言在新的時代有了新的發展：謠言之所以跑得比真相更快，源於社交媒體所創造的傳播形態和培養出的受眾習慣更加固化了人們的偏見。近來頗被討論的「中文信息環境污泥化」，與此不無關係。

但換個角度，某種意義上，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其實本應是史上謠言治理最好的時代，大數據和演算法已經給我們甄別謠言提供了技術基礎，如果社交媒體平台肯在此發力，我們的信息環境會比現在好很多。

赫拉利在他的現象級圖書《人類簡史》中，認為智人在進化過程中的勝出，得益於「我們的語言發展成了一種八卦的工具」，它促進了社會合作，讓部落的規模不斷擴大。按照這個說法，則「八卦」可以看作是人類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進化心理，至今仍留存在我們內心。

「謠言」某種意義上是「八卦」的一種極端體現。如果說在語言產生早期，各種不靠譜的傳言還發揮著一定程度促進智人合作的正面作用，但在社會進化到今天，我們其實更需要一種正向的「八卦」，把「謠言」排擠出輿論空間。既滿足我們八卦的進化初心，也符合人類合作的真實性基礎。

謠言有其自身的危害性，很多普通人也深受其害。大家抱怨自媒體時代加速了謠言的傳播。但我更願意把這種現象的產生歸之於社交媒體的某種不作為，因為現在的機器識別，已經可以將絕大部分謠言屏蔽在眾人的視野之外——包括那些反覆出現的月經謠言帖。

在討論謠言的傳播與治理時，或許我們的關注點，也應更多從個人轉向社交媒體平台的技術規制空間與平台應負的責任。技術的發展已經給了我們規制謠言更好的基礎，但目前社交媒體平台明顯缺乏足夠的動力和外在壓力。

要解決社交媒體的動力與壓力，只能像美國著名學者、曾任奧巴馬競選法律顧問的凱斯·桑斯坦所提出：「要控制謠言，必須從法律責任入手，使謠言的製造者與傳播者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一些法律責任，增加造謠、傳謠的代價。」 我國已有專門針對網路信息傳播的制度，網路謠言一旦涉及「誹謗」、「名譽」以及「公共安全」等，民法、刑法都有相關規定。但普遍存在進入司法程序成本過高、平台責任難以認定等問題。

治理謠言只能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社交媒體背後的企業負有參與社會治理的天然義務，與政府同為治理網路謠言的責任主體。正如《人民日報》曾刊發的評論特別提到的網路運營企業的法律責任：應明確政府、社會、網路運營企業、信息傳播生產主體等的責任與權利，構建以政府為核心的網路謠言治理機制，確保各方都能依照法律承擔相應職責。

如何通過改善立法和有效的執法，讓社交媒體平台真正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如同他們追逐流量一樣追逐信息的真實性，在治理謠言上發揮作用，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已是現階段越來越緊迫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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