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蘇維埃革命」-鄭位三口述鄂豫皖蘇區革命史

鄭位三一家合影

筆者近年一直在從事鄂豫皖蘇區史史料尋訪、整理與研究工作。在操作過程中，發現研究鄂豫皖蘇區史，困難頗多，原因主要有兩：一、戰爭年代，鄂豫皖蘇區保存下來的檔案資料非常少；二、鄂豫皖蘇區肅反肅殺了太多早期下鄉的革命知識分子，建國後能找到做口述記錄的人已很少。

儘管如此，關於鄂豫皖蘇區革命，還是有一些從該蘇區走出去的革命倖存者，即革命元老，如鄭位三、徐向前、戴季英，郭述申、王樹聲、徐海東、周純全、倪志亮、徐立清等人留有口述記錄存檔於相關省、市、縣檔案館及黨史辦。這些口述記錄，有些已經開放，有些至今仍處於保密狀態。其中，分量最重者當數鄭位三近八萬字的口述記錄。鄭位三的口述記錄，之所以重要，主要有是其作為革命親歷者，原汁原味地從實踐層面講述並反思蘇區革命，無論從思想深度及研究價值來看，都是難以忽視的。

從1958年11月到1960年5月，作為鄂豫皖、鄂豫陝兩個蘇區革命的主要元老之一的鄭位三，曾先後十幾次接受地方黨史調查人員的採訪，關於鄂豫皖蘇區革命一些重要問題都留有親歷談話及獨到思考，這些談話與獨到思考，今天讀來，仍然值得重視。

1.革命火種

鄂豫皖蘇區革命，最初是由該地回鄉的革命知識分子引入的。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多來自該地地主、富農家庭，最初他們在城市開展活動，因觸及激進新思想並加入中共黨團組織。國共合作及國共分列前，也因各種因素的綜合主導下，他們主動或被動性地由城市轉回鄉村推展鄉村農民運動。鄭位三口述記錄涉及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革命火種問題。他說:「全世界共產黨都在大城市先產生，然後傳播到農村去，全世界的共產黨從城市產生傳播到農村，有兩樣：一由工人傳播到農村，資本主義國家多半如此，因為農村有工會組織；經濟落後的國家多半由知識分子傳到農村，不是工人傳播到農村，中國、印度，過去的俄國都是這樣。你們寫蘇區黨史第一條就要寫知識分子下鄉，不然就沒有革命種子，革命的種子是從城市來。後來到抗日不同了，那時是八路軍、新四軍散播的種子，是軍隊不是知識分子了。各地黨的創立的總原因不外是這樣。這樣一說，你們就好寫東西，知道那些材料有價值」（《位老談話記錄（第四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6）。

那麼早期革命知識分子下鄉對動員農民匯入革命洪流的重要性如何？鄭位三口述記錄有兩次談到革命知識分子的分化與橋樑作用。

第一個地方，他說:「拿湖北黃、麻來說，為什麼大革命時期那裡能搞起紅軍來，而別的地方搞起來，這是為什麼呢？這個問題幾十年來大家交談過，但是沒有得出適當的結論」，「很多老同志說我們那裡農民苦，受地主壓迫厲害。這個不是原因，如是這個原因，六安那個地方很富，為什麼能搞起革命來，黃、麻地區群眾生活並不很苦，革命卻搞起來了。所以這個原因不對，與事實不符。那麼原因何在呢？這是因為中國封建勢力分三層：上層、中層和下層，分成縣以上的封建勢力和縣以下的封建勢力，從秦始皇的時候分起，縣裡面不能自己立賬用款要上面批准，縣裡面自己不能搞財政。所以，縣以上是上面的封建勢力，縣以下是地主階級當家，決定ⅩⅩ當縣長是當地地主的意志，上面政府決定不了。所以，北伐軍一到武漢成立革命省政府，把上層政權打掉了，下層沒有動，有些縣發動農民又差，而紅軍又都是農民組織起來的，關鍵就在這個地方，要發動農民。發動農民是共產黨的功勞，還要有別的條件。一個重要的條件是革命知識分子多，農民就容易發動。當時的革命知識分子發動農民起了兩個重要作用：一個作用是知識分子大都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而知識分子又能站在農民方面革命，這就分化了地主的勢力。地主階級有各種各樣的勢力，只有他的子弟參加革命，有三、四十個地主的子弟參加革命，就容易打垮地主，農民也是容易動起來，有了武器，農民的膽子就大了，這是發動農民的重要條件，再就是知識分子起革命橋樑作用」（《位老談話記錄（第二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4）。

第二個地方就談的就更為詳細。他說：「大革命時，北伐軍到武漢，中共中央到武漢，中央臨時政府也在武漢，武漢成了臨時首都。湖北五、六十個縣的縣長都是革命政府委派的。上層勢力我們接管了，上層封建勢力搞倒了。六十多個縣是一樣的，但後來創造紅軍、蘇區只有十多個縣，其餘四十多個縣就沒有創立，顯然這個變化是在下層的不同，不在上層。下層能創造紅軍，有不能創造紅軍的。能創造紅軍與不能創造紅軍的主要一條，區別在於每個地區革命知識分子佔全部知識分子的多數」，「有了這個條件，紅軍才能創造得成，沒有這個條件，紅軍就創造不成。這是什麼道理？因為知識分子多數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知識分子很大數量參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富農家庭分化了。這一分化對地主不利，地主孤立，容易打倒；這一分化農民就勇敢些。假若一個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十家地主子弟參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分成了兩種家庭，有兒女參加革命的家庭和沒有兒女參加革命的家庭。這一分化，地主的秘密都知道了，農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參加革命，膽子就大些、勇敢些。這是當時革命迅速搞起來，成與不成的主要關鍵。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愈多，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農民就愈膽大，這樣革命就迅速得很，快得很」（《位老談話記錄（第四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6）。

2.階級仇恨

鄂豫皖蘇區革命的火種是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當他們因各種因素回鄉動員農民進行鄉村革命實踐時，他們熟稔當地的人文生態環境，並沒有過多傳播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共產主義理念，而是撿拾中共不斷激進化的農運政策，通過建構並整合階級仇恨觀念來形塑鄉村階級鬥爭。

鄭位三口述記錄涉及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階級仇恨問題。他說：「中國的農民運動，在外國也一樣，是以階級仇恨為主，不是以政治覺悟為主。三年游擊戰爭時，連領導幹部在內，不曉得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無產階級專政怎麼辦，不懂這一套，是什麼東西做主要的呢？是階級仇恨做主要的，當然政治覺悟也有。抗日戰爭時農民運動是民族仇恨為主，政治覺悟在第二位。現在農民是社會主義政治覺悟放到第一位。那時不是階級仇恨達到頂點，那些事如何做得出來！三年游擊戰爭的軍隊政治上最堅強，人人堅強，現在幾百萬軍隊只有部分人堅強，不是人人堅強，那就是有階級仇恨這個東西，抗美援朝也是人人堅強，是民族仇恨，鬥爭厲害得很，中國幾十年階級鬥爭，階級仇恨提到最高度是三年游擊戰爭，其餘都沒有達到這種程度」(《位老談話記錄（第六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8)。

應該說，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基本沒什麼階級矛盾及仇恨意識，那麼，鄭位三口述記錄涉及的階級仇恨又是如何建構並整合的？依筆者看來，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強政府、弱社會式極權統治下，隨著傳統鄉村權力網路的武化與劣化，鄉村各個角落就散落著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等。這些矛盾與仇恨不管是結構性的，還是私怨性的，大小、形式亦不一，但不可否認其存在。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最為厲害的地方就是用階級矛盾及仇恨去整合鄉村散落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一旦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階級矛盾及仇恨之後，俗稱「地主老財」的豪紳地主及貪官污吏，也就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階級敵人。階級矛盾及仇恨基本都是如此建構並整合的。

3.動員農民

鄂豫皖蘇區革命的火種是革命知識分子，那麼早期下鄉的革命知識分子，又是如何動員鄉村農民革命實踐的？鄭位三口述記錄涉及的第三個重要問題是動員農民問題。他說：「鄉村革命怎樣發動？一是要有共產黨；一是要有武裝。農村沒有民主鬥爭。農民原來沒有武裝，共產黨是在城市生長的。黨帶著武裝農民的政策，怎樣和農民結合起來呢？就是要和地主『撕破臉』的鬥爭，包括殺土豪在內。因為共產黨要真和農民聯繫起來，只有『撕破臉』的鬥爭才能獲得農民的信任」（《黃安縣初期革命鬥爭情況---鄭位三同志給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寫人員的報告記錄》，紅安縣檔案館藏，檔案號不祥）。

那麼，在鄉村社會裡，革命知識分子又如何聯合農民與地主展開「撕破臉」的鬥爭，他說：「能帶頭向地主階級鬥爭，特別是帶頭打死一批土豪劣紳，農民馬上對知識分子產生信任，看做自己人。在黃、麻北鄉，這樣的事很多。如吳煥先同志打死堂叔叔，後又打死嫡親姑爺，農民衷心信任他，說：『小夥子真是革命的』。農民膽子就大了，而且農民對我們黨開始是從感性方面認識的。如吳煥先鬧革命後，周圍的農民就問他：『為什麼你的本事比往日大些？德性比往日好些？』吳回答說：『因為我加入了共產黨。』農民很信服的說：『共產黨只用年把時間，就把一個人的本事搞大了，德性也搞好了』，農民就從這些感性認識中，提高了對黨的信仰，既信仰知識分子，又信仰共產黨。這些知識分子多是小地主出身，他們一革命，就把地主階級分化了。而且情況搞得很清楚，地主有什麼活動，有什麼抵抗力量，他們了解最清楚，對農民幫助很大。」（《黃安縣初期革命鬥爭情況---鄭位三同志給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寫人員的報告記錄》，紅安縣檔案館藏，檔案號不祥）

但是，涉及到具體實踐層面，難度不小。比如黃麻地區，革命知識分子動員動員農民懲辦土豪劣紳吳惠存時，就不那麼容易。他說：「農民親自動手打死土豪劣紳，開始是不容易的。如準備打死吳惠存時，當時還是國共合作時期，先請示董老（即董必武--引者注）做得做不得，董老說可以做，但要做得藝術些。派王健到南鄉，王健出了很妙的注意，他說要找個跟吳惠存有新仇的農民，後找到個牛獸醫（吳守義--引者注）。但他有顧慮，主要是顧慮他一家四口人的吃飯問題，當時用政府保證，農民協會保證，不能取得他的信任。後用紫雲區幾個有威信的幹部如吳煥先等向他作保證，寫保證書給他，他家裡人吃飯問題由我們長期負責，這樣算是談判好了。但到行動時，他還是害怕。當把吳惠存押到七里坪時，怕被流氓搶走，就動員牛獸醫（吳守義--引者注）動手打死吳惠存，他不敢先動手，還是王健先動手，他才跟著用鋤頭把吳打死。他的主要顧慮是怕『陰朝報應』。」（《黃安縣初期革命鬥爭情況---鄭位三同志給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寫人員的報告記錄》，紅安縣檔案館藏，檔案號不祥）

4.暴動結構

鄂豫皖蘇區，其主導地域空間主要分布在大別山區。先後在黃麻暴動、商南暴動、六霍暴動基礎上形成的一塊優越地帶的革命根據地。不過形成鄂豫皖蘇區的三大暴動結構卻也不同，鄭位三口述記錄涉及的第四個重要問題是暴動結構問題。他說：「黃、麻搞農民自衛軍，搞農民協會，打土豪劣紳，經過很多的鬥爭打下了這個基礎。周維炯他們在商城就沒搞農民協會，安徽也沒有搞農民協會。而為什麼河南、六安也搞起來了呢？原因和我們講的道理相同，就是革命知識分子，最後把民團的武裝搞過來，這樣就大搞起來了，所以，革命知識分子多了，是迅速發動農民的一個重要條件，農民容易迅速行動組織和下面幹部談話時，都說共產黨的減租減息政策好，當然是好，但是沒有這兩條，就什麼也不行，不能起大作用。六安要搞起來的時候也沒有減租減息，就是民團起來殺土豪劣紳，就這樣起來了。這就是兩條：革命知識分子多，再搞一些武裝。他的武器和我們的不同，他是民團的」(《位老談話記錄（第二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4)。

因此，可以說，黃麻暴動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識分子加農民協會的形式，而商南暴動與六霍暴動由於暴動晚，所以不少革命知識分子多利用傳統「社會資本」打入了當地的民團組織，暴動更多是從統治集團內部開始的。如此商南暴動與六霍暴動模式基本是革命知識分子加民團的形式。

正因為三地暴動結構不同，對張國燾後來在三個暴動區域掀起的相異程度的肅反亦產生影響。鄭位三口述記錄就有言，他說：當時「安徽、河南在肅反中死的幹部多一些，湖北剩下來的多一些。這個原因在什麼地方？因為湖北的鬥爭強一些，在群眾面前這些人他不容易殺，殺了之後群眾懷疑更大。而河南、安徽的鬥爭歷史差一些，所以張國燾殺的大膽些，並不是那些人比河南的強一些。所以，和群眾的聯繫有很大的關係」（《鄭位三同志談話記錄（第一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3）。

5.組織力度

傳統觀點一般認為，中共是強組織政黨，但是在建黨初期及蘇維埃革命時期，黨的組織力及領導力其實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強。鄭位三口述記錄涉及的第五個問題就是黨的組織力度問題。他說：當時各地區黨組織創始、逐步的黨建以及黨的領導作用呈現如此特點：「（一）黨的創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過去農村沒有黨；（二）黨的建設，由不健全到健全；（三）黨的領導作用的特點，當時黨在幼稚時期領導特點與今天不同」（《位老談話記錄（第四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6）。

那麼，當時黨的組織及領導作用處於怎樣的幼稚地位？關乎此點，鄭位三口述記錄有一些描述,他說:「那時的黨，農村、紅軍、蘇區的黨的領導作用的特點與今天不同，用今天黨的領導作用的特點去講那時就錯了，那時的革命運動時半自發性的、半領導的，黨員少、又幼稚，懂不到什麼東西，我當時就是這樣，比你們現在青年同志差得遠。黨在群眾中的信仰威信沒有如今高，群眾對黨不太認識，有人說共產黨是穿紅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黨完全起領導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領導作用。民國16年秋收起義，就是幾個黨員幹部商量一下，負責人商量一下，說干就干，沒有書記作結論那一套，大家同意了那個人的意見就那樣做。群眾也不知道我們黨內情況，不知道那個負縣委的責，一切不像今日，都是非正規的，也沒有文件指示，總而言之帶半自發性，不完全是黨領導的，如殺人是大事情，今天中央有批准權，省委有批准權，縣委權不大，區、鄉不行。那時不同，支部黨員做主，群眾同意決定便殺，不請示可以，縣委在附近也不一定找，這是常事」，「當時這樣的事情相當多，決定打仗也不像現在，不一定要經過政委同意，指揮員決定，只要有幾個人同意，一商量說打就打了」（《位老談話記錄（第四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6）。

至於原因，鄭位三口述記錄重點談了兩點：其一、黨中央有總政策，但沒有具體措施。他說:當時「中央的政策，號召起大作用，誰都以此為根據，所有參加革命的群眾都信仰中央政策、號召，認為照那樣做就好，群眾提意見也是根據中央政策，當時具體策略、具體計劃、具體指示都是沒有的，黨員幹部都不懂，群眾也不懂，遇事只要黨內外幾個人臨時商量了就干，領導上沒有策略指示，這種商量是黨內黨外合作的，例如打民團，應不應該打？如何打？這不必經過縣委會討論，只要幾個黨內黨外負責同志商量好了，就去辦。黨員幹部的幾個人作用大，組織作用小，容易造成個人信仰，只要那個人能力強些，群眾有事就找他多些，有事找個人不一定找組織，成為一般習慣。黨員參加了會議，知道黨的總精神，根據這些精神來和群眾商量」。其二、黨員幹部素質亦很低下。他說：「當時黨的幹部都是入黨個把月，幾個月，至多是一、兩年的，就是入黨一、兩年的也看不到什麼文件，開多少會，也看不到什麼書，因為當時中國翻譯馬列主義的書少得很，全國也沒有基本，因此懂不了好多東西，經驗少，懂得的東西少，黨內同志在政策知識上與黨外群眾也高明不了多少」（《位老談話記錄（第四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6）。

不過，黨的組織、領導作用亦不可過分矮化。他說：當時「黨也起領導作用，黨的領導作用的特點與半自發性相聯繫的，今天是全面領導，有一套，所以用今天黨的紀律組織觀念了解那時黨的領導就大錯特錯了，今天是錯的在當時不一定錯」（《位老談話記錄（第四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6）。

6.肅反運動

鄂豫皖蘇區歷史極為灰暗的一面就是肅反運動。肅反運動主要整肅對象是蘇區的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實際上是一種標籤化暴政，當時蘇區並非真的存在人數眾多的實體群體。應該說，當時從蘇區上層到地方基層，這種標籤化暴政確實致使肅殺及牽連人數極多。

鄭位三口述記錄對肅反運動亦有涉及。他說:「鄂豫皖損失最大的是肅反，當然肅反實際是錯誤路線的主要內容」。不過，「我們肅反打錯了，但沒有因為肅反影響群眾的革命立場，群眾沒有因為肅反錯誤而改變革命立場的。革命還是革命的，不僅當時沒有改變立場，現在訪問還是沒有改變立場，有些家屬被肅反肅錯了，就是把他當反動家屬到現在也沒有改變立場，這就考驗出來群眾的覺悟和革命的堅定性，這在全世界都有意義」。但不可否認肅反「對群眾有壞影響：一、對領導不信任，不是一般的不信任，是嚴重的不信任，華家河一帶群眾說：保衛局是地主、富農鑽進去了，搞反革命，說領導人都好，就是不該肅反，是反革命進我們裡面開搞反革命活動。二、革命積極性、幹勁大大降低，各種工作都鬆勁，因為殺人太多，殺了一些自己人，所以群眾幹勁不大了。這三條的評價很要緊：（1）群眾沒有因為我們犯錯誤改變立場。（2）群眾對領導嚴重的不信任，這是合理的。（3）幹勁降低。殺人太多，群眾垂頭喪氣，上面說群眾潛力很大，這裡是幹勁降低。由於肅反問題，把群眾的潛力至少一半化為烏有，削弱了力量」（《位老談話記錄（第七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9）。

不過，關於肅反對象的真假問題，他亦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絕大部分人有程度不同的思想作風問題，談不上反革命。他說：「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真假問題，要有真的千分之一還不夠，絕大多數都是假的。AB團這個東西，現在過了幾十年，把國民黨全部材料查了，鄂豫皖沒有一個AB團，AB團主要是在江西，鄂豫皖的人沒有一個與AB團有接觸。第三黨，當時得到的與現在考查的都是一個樣，許繼慎在上海時有幾個第三黨的朋友。許愛嫖、吃，在上海時常找這些朋友借錢，這個情況有人告訴了中央，中央批評了他，他寫了申請書（即檢討書）。許派到鄂豫皖後，中央在給鄂豫皖的秘密信中介紹了許的這個情況，許的申明書也在裡面，這是鄂豫皖知道第三黨這個東西的第一個材料。改組派在鄂豫皖的線索多些，高建斗等好幾個人曾在張發奎那裡做過工作。鄂豫皖改組派的線索多些，二三十人是有的。再後來就是中央派來的潘皈佛。當時的參謀長，這些人都是與張發奎隊伍發生過關係，而肅反剛剛是從潘皈佛愛人那裡發生的。這樣，這個懷疑就容易發展，實際上怎麼樣呢？我與徐向前元帥交談過，把那些老熟人回憶一下，與改組派有聯繫的這二三十人中，至多有一半人可以懷疑，有一半多是好同志，至於肯定是改組派的除了潘皈佛一個人可以考慮，其餘的人也不能肯定，高建斗是與改組派有聯繫，但不能肯定他是改組派。查國民黨檔案，沒有查出有什麼聯繫，原因是我們的幹部本地人多，外面派來的人少。在殘酷鬥爭中反革命不容易進來，可以說絕大多數不是反革命。我們總想提個意見給中央，說中央發個材料下去，使下面好工作，但我們也拿不出具體根據。去年河南有一個家屬寫信給毛主席，說他不是反革命家屬，並說位老可以證明。這些信由組織部轉給我處理，我寫了一份提議，很詳細（我認為肅反千分之一還少，除了千分之一外，中央接受了，發了東西下去，這個問題拖了很久到這次才算解決，其餘統統是烈屬）。曹大駿本質上是個好同志，思想作風上有缺點。他不滿意張國燾的領導是千真萬實。後來張把他當反革命看待，實際上知道他的同志都說他是好同志，下面提的那些材料不可靠」（《位老談話記錄（第七次）》，湖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SZA--2999）。

等等。關於鄂豫皖蘇區革命，從1958年11月到1960年5月，鄭位三從親歷者角度作了十幾次的口述記錄，這些記錄內容相較於官方黨史著作，或許更為微觀、複雜及豐滿，離真實的歷史本相也更為接近。本文只選取了其中六個微觀節點來談，另外一些節點問題比如土改運動、商南事變、紅軍工作隊、左傾錯誤、反圍剿、紅軍轉移等問題亦同樣值得注意。

筆者認為，進行革命史研究，口述回憶值得重視。比如，鄭位三口述記錄，對研究鄂豫皖蘇區史極為重要，其澄清了蘇區史理解的頗多關鍵微觀節點。

當然，真正做到最大程度地還原歷史真相，首要條件還是要利用好主幹核心檔案及其它微觀田野調查收集到的口述回憶之間的「互證」研究。第一是做好檔案資料與檔案資料之間的「互證」；第二是做好檔案資料與口述回憶及地方文史等微觀資料之間的「互證」，第三是做好口述回憶及地方文史等微觀資料之間的「互證」。這三個「互證」是一個「考證」與「考訂」的基礎工作，目的是產生「無影燈效應」，不留空白盲點，遂達到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本相。

本文刊載於《社會科學論壇》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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