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群眾寫給希特勒的讚美詩

希特勒

納粹廣播節目主管歐根·哈達莫夫斯基說，當實驗性的廣播開始在1935年對外播送時，現在，此時此刻，廣播將會響應號召以實現它最偉大和神聖的使命：將元首形象永不磨滅地根植於所有德國人的心中。

作者：蘭德爾·彼特沃克

來源：《彎曲的脊樑》

國家社會主義酷似宗教的崇拜，他的創立者仍在忠誠的框架中前行。納粹黨人就以環繞著超人光環的方式表現希特勒。

赫曼·戈林(HermannGoring)在1941年代用的就是教皇絕對正確(infallibility)的語言：

「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以十足的自信宣稱，對我們來說，在攸關人民的國家與社會利益之所有政治和其他事務上，元首絕對正確。」

德國人「深深地，毫不動搖地相信」相信希特勒神聖的天賦使命，他也這樣做了。德國戰士和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宣誓對希特勒的個人效忠，保證絕對服從，就像在他們的上帝和其教友面前宣稱與確定其信仰一般。在納粹的歲月里，希特勒高大的形象出現在普通的海報中，並配以如下一段說明：「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

1941年由納粹黨出版社公開出版的一本小書只能以崇拜文學(devotionalliterature)名之。人們也被詢問元首對他們有何意義。按照一個戰士的說法：「我們的元首是有史以來獨一無二的人物。我毫無保留地相信他和他的運動。他就是我的宗教。」這樣的例子無可計數。

希特勒

一個最有趣的表現對希特勒崇拜的例子就是數千首對元首的讚美詩。一卷名為《忠誠頌》(TheSongoftheFaithful)的小冊子出現在1938年。它包含19首短詩，全部由1938年吞併(Anschluβ)前，奧地利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匿名寫成。其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詩就是「我們的元首」(OurFuhrer)：

眾人讚美您，

縱然其讚美是無聲的——

眾人並未親見您，

您仍是他們的救世主。

當您向您的德國人民喊話，

其言詞已穿越整個國家

深入無數人的心靈，

您的形象已長留心中。

有時您的洞察帶給那些

處於苦役和重負下的人們以生氣…

因而那麼多的人願為您獻身

並在您的精神中尋找光明。

這無疑是宗教的語言，就像讚美、救世主、生命、獻身、精神和光明這些詞一樣。只有在一個人把希特勒看成是一個基督式的人物，一種神聖的與人類的結合體，這一意義才說得通。

《忠誠頌》因此獲得了德國國家圖書獎(戈培爾曾用它鼓勵出版那些有正確主旨的書)。在該書的護封上，戈培爾這樣寫道：「當我們正為獎項的歸屬而僵持不下，或者說只得通過抽籤來表決時，一本小而薄的詩集適時地出現在市場上。它讓所有進一步的考量都毫無意義。與其他書相比，此書更好地滿足了我們這一獎項的目標。」

要是這些詩描寫的是羅斯福或丘吉爾(RooseveltorChurchill)，那一定會滑天下之大稽，但是納粹黨人不會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凡人。雖然他們不得不承認希特勒終會死去，結果他也的確如此(在死之前，他有時也提到自己的獨特性以及實現目標的重要性)，希特勒還是被德國人看成是可以絕對信任的一個人。

在希特勒4月20日的生日聚會上，戈培爾做了一個年度演說。它絕對是引人注目的讀物。即使在1945年，戈培爾仍用的是宗教式的口吻：「我們覺得他(希特勒)就活在我們心中，與我們永遠在一起。」更早的那些系列演說同樣如此宣稱。希特勒的靈魂/幽靈到處可見，無處不在。

希特勒

希特勒典型的形象，我們可以在《意志的凱旋》中一探虛實，這是由萊妮·里芬施塔爾拍攝的1934年紐倫堡帝國代表大會(Nuremburgrally)的紀錄片。

本片採用了多種手法強調了希特勒的非凡特質。他的飛機伴隨著聖潔的音樂在雲層中悄無聲息地掠過。飛機投下的陰影，彷彿一個十字架，投射在他那忠實信徒的行進隊列中。他在凱旋而歸的隊伍簇擁下進入了紐倫堡。攝像機時而給他一個特寫鏡頭，時而從下往上拍，以凸顯其偉岸的身軀。

他的光輝向四處發散，比如，在開進紐倫堡的車隊中，當他那握成杯狀(cupped)的手正好捕捉到光亮時。希特勒，緊握著鮮紅的旗幟(Blutfahne，1923年暴動時佩戴的旗幟)，意使黨的新規範神聖化。魯道夫·赫斯(RudolfHess)當場宣布，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這些都不是一個普通人的形象。

希特勒引人注目的地位明顯源於圖解式的影像(iconographicimages)。照片、繪畫與雕塑都精心控制，需要希特勒個人的認可。為表達對希特勒的敬意，納粹領導人於1936年出版了一本以《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集》(AdolfHitler：PicturesofthelifeoftheFuhrer)為名的紀念冊，其中就刊載了至少2,450,000幅插圖。

人們購買紀念冊，並把買香煙收到的附贈照片貼起來。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Hoffmann)出版了超過12本希特勒的影像集，並且大量地售出。比如，一本「私人的」影集《不為人知的希特勒》(TheHitlerNoOneKnows)就售出了至少40萬冊。魯道夫·赫茨(RudolfHerz)評論道，第三帝國時期希特勒「照片的無處不在」「是表現領導人克里斯瑪形象不可或缺的手段」。

希特勒

納粹黨人還沒有時間來發展電視系統，但是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希特勒的形象同樣會遍布熒屏。正如納粹廣播節目主管歐根·哈達莫夫斯基(EugenHadamovsky)所說，當實驗性的廣播開始在1935年對外播送時，「現在，此時此刻，廣播將會響應號召以實現它最偉大和神聖的使命：將元首形象永不磨滅地根植於所有德國人的心中。」

作為納粹宗教中的一個超人形象，希特勒深知界定納粹世界觀的重要性。按照一份1937年的黨內指示，甚至希特勒自己的演說只有在獲得其本人許可之後才能出版。1939年，希特勒指示，處理納粹世界觀的演說文本應該事先得到魯道夫·赫斯(RudolfHess)的認可。在赫斯飛往英格蘭之後，希特勒個人則同意了這些演說。

各種世界觀都有依重要性程度不同的文本。《我的奮鬥》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聖經。喬治·摩斯(GeorgeL。Mosse)懷疑，既然「《我的奮鬥》中的觀念已經被翻譯成了禮拜的(liturgical)形式，並且離開列印文本變成了民族與雅利安(Aryan)崇拜的大眾儀式」，那麼與馬克思和列寧的作品是共產主義者的聖經一樣，希特勒的書在同樣的意義上也是納粹黨人的聖經。

毫無疑問，《我的奮鬥》中的觀念可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實現，但是此書對納粹主義者來說仍然具有中心意義。它以龐大的發行量出版(到1945年，已超過1000萬)。市長們將精裝本贈送給新婚夫婦。其目標就是實現每個家庭和圖書館都有該書。像家庭里的聖經一樣，人們通常不去讀它，但是僅僅其存在就證實了它的重要性。

希特勒

希特勒的演說擁有同等的教義式權威。它們本身就是標誌著巨大重要性的事件。正如戰爭開始之後，位於林茨(Linz)的黨內宣傳辦公室就發表了關於學習和運用希特勒演說的公告。這是一份值得注意的公文：

元首的話就是人們心中的種子。黨員必須看管好這一種子，並看到它開花結果。因此，他應該逐字逐句，一遍又一遍地學習元首的講話，直至他能夠掌握這些需要在面對面宣傳中講出來的論述。如果他能在所有談話中依靠元首的話，那麼他將能利用元首的強大權威來影響甚至最頑固的抱怨者使他們沉默……

因此，每一個宣傳員的任務就是，捍衛元首每次演說在全民族的存在，培育熱情的火花，甚至激勵它。如果他以全部的忠誠和認真來學習每一個詞，讓它們每天都重新影響他，那麼他將能做到這些。他和其他公民的對話將會充滿振奮的和統一的力量的光輝，而這在元首所有的講話中無處不在。

這是一份神聖文本，而不是政治演說的描述。希特勒話語中的神聖性在一幅廣泛流傳的名為「太初有道話」(IntheBeginningWastheWord)的圖景中，而不只是在一次約翰信條(theGospelofJohn)開放話語的偶然引用中得到強調。希特勒被看成是對著一群狂熱的早期追隨者佈道。

正如聖經會被某些人作為證據性文本煞費苦心地開發，希特勒語錄也滲透了第三帝國。這樣的例子數量巨大，隨手可舉。1942年的生物課本在說明「生命的法則」時，引用了《我的奮鬥》七次。《我們的意志與方法》(UnserWilleundWeg，OurWillandWay，宣傳者月刊)則頻繁引用它。

黨內宣傳辦公室出於公共展示目的，每周發行30萬份的每周語錄布告(aweeklyquotationposter)，許多採用的是希特勒語錄。比如，1941年5月4-10日這一期引用了他的這一說法：「無人會在德國戰士佔據之地攻城略地。」納粹黨的藝術雜誌，《德意志帝國藝術》(DieKunstimDeutschenReich)包含精心印刷的希特勒語錄，它們迎合了戰爭早期歲月的計劃(framing)。

一些人家中還有一個「希特勒神龕」(Hitlershrine)。正如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Streicher)的《先鋒報》(DerSturmer)在1936年寫道：「通過將元首畫像懸掛在家中，德國公民們得以表達他們對第三帝國的態度。」同年，一份德意志兒童雜誌告訴它的讀者如何慶祝希特勒的生日：「所有德意志的兒童都要在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思考做些什麼。元首的畫像應該掛在每一個家庭里，而我們要用親手做的綠色花環來裝飾它。這就是展示我們愛戴領袖的方式，我們對他感激之情永不改變。」

在納粹之前，德國人也會在牆上懸掛聖徒和政治領導人的畫像。不同之處在於，現在任何錶現出對懸掛希特勒畫像的不情願則變成了背叛的證據。

到1933年為止，城市和鄉鎮中的主要街道與公共廣場都已經以希特勒的名字重新命名，不久之後納粹其他領導人也忝列其中。凱撒/皇帝街(Kaiser-Straβe)變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大街(1945年後民主德國時期則是，卡爾-馬克思大街)。

希特勒

不管轉向哪裡，德國人不僅要遭遇希特勒的畫像和言辭，而且他們還被期望在這大合唱中加進他們自己的聲音。最明顯的方式就是歡呼「希特勒萬歲」(HeilHitlergreeting)，一種「德國人的歡呼」(GermanGreeting)，納粹黨人如此稱呼它。這很快變成了日常生活中一種慣例。公開張貼的標語宣稱：「我們的歡呼就是『希特勒萬歲』。」電視廣播節目也以廣播員的「希特勒萬歲」結束。

這一歡呼就是展現納粹忠誠的測量計。一位美國訪問者在1935年這樣寫道：「『希特勒萬歲』現在是這個國家的歡呼，所有階級的人，無處不在。」另一方面，1943年，一位黨員在巴門鎮(Barmen)對著他遇到的51個人歡呼，2個人回應了他。不斷惡化的戰爭局勢使公民們對元首宣誓效忠的熱情開始消退。新聞報紙上戰士陣亡的補告被期望來表達他們是「為元首，人民和祖國」而死的。到1944年底，當這些通告的百分比在一些報紙中下降到4%時，這一措辭則像是義務性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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