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對女真的五次種族屠殺，慘烈不下於嘉定三屠

當今對清朝不滿者，大多在指責之際提及清兵入關後的「揚州野史」與「嘉定野史」，用以煽起滿漢兩族之間的仇恨，為自己的論點增加幾分貌似大義的名份。然則，在漫漫歷史長河之中還埋藏著明朝中期失敗的少數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多個血腥的往日，在拭去歲月的厚重塵埃之後，那種從悠遠處傳來的違和的味道依舊顯得分外刺鼻。

勿庸置疑的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明帝國對待少數民族有著近乎變態的敵視態度，無論是對曾經統治過中原地區並始終為其勁敵的蒙古族，還是一向不曾為過大害的西南少數民族，都無一例外地被列入攻擊或防禦的對象。

在北方，對待相對強大，難以戰勝的蒙古族，明人在永樂時代之後從主動進攻轉入被動防禦；而在西南，面對貧弱的諸少數民族，明朝則採取了「改土歸流」的強硬政策，以推行「王化」為名，進行強制同化的政策。這種破壞其他民族固有文化傳統的行為勢必激起反抗，對於敢於反抗者，明政府採取了無情鎮壓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區引發了大小數百場戰爭，使得棘人等十幾個有著近千年歷史的古少數民族被人為毀滅了。

相對於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劍影和血腥殺戮，明代中期之前的東北方卻顯得較為安寧。永樂七年（紀元1409年），明朝在東北設置了奴爾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龍江下游俄羅斯境內的哈巴羅夫斯克邊區塔赫塔一代，並於永樂九年（紀元1411年）將庫葉島納入都司轄區，認命當地的女真、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少數民族貴族為衛、所官員。根據《明通鑒》和《明實錄》的記載，隸屬於奴兒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轄區內雖有較為寬鬆的自治許可權，但不能如漢唐時代那樣自建王號，亦無「國」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較之漢唐的羈縻制度更為嚴密，是有助於東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較為溫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於明朝從側翼夾擊當時尚爭戰不休的北元的軍事策略。而日後建立清朝的主體民族滿洲族也是在這一時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場於歷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脫胎於元代建立於松花江流域黑龍江省依蘭縣一代的女真三萬戶，大約在元明交替之際開始南遷，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長納哈出的率領下遷至輝發河上游的鳳州（今吉林與黑龍江交界處，舊稱開元城的地方）。至其孫李滿住時又繼續南遷至渾河流域。另外，同樣出自三萬戶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則在酋長猛哥貼木兒的帶領下展轉抵達圖們江下游，後又繼續遷移到今朝鮮國北境。根據《朝鮮太宗實錄》記載，他們曾經接受過朝鮮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並以傭兵的身份參與過李成桂奪取高麗政權的戰爭。大約在永樂元年至九年之間，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鮮後要求吾都里部完全歸順朝鮮，這個女真部落雖然僅有180戶，但也不願接受朝鮮的統治，於是再度遷移到渾江一帶，投奔已經居住在那裡的胡里改部。

還有一種說法是，納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衛官之後，自告奮勇派人往招猛哥貼木兒。總之，猛哥貼木兒是在永樂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衛都指揮使一職的，遷往鳳州的時間則系之於永樂九年。大約也是在這一年裡，建州衛被明朝析為兩部，猛哥貼木兒被改任為建州左衛都指揮使。這就是日後建州女真的雛行，我們也知道猛哥貼木兒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直系祖先。在鳳州這一段時間內，由於受到明朝武力的保護，使得朝鮮不敢再對建州女真施加壓力，建州兩部的經濟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環境內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單建州左衛一部，至永樂二十一年時，人口已增加到1000餘戶，6250口（據《朝鮮世宗實錄》載）。永樂二十年，為了表示對明朝的感激，猛哥貼木兒還率領部眾參加了明成祖發起的對韃靼部阿魯台的遠征，並在戰爭中建樹了功勛，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見。在這段時期內，明朝與建州的關係是友好的，猛哥貼木兒對明朝是恭順的。這種關係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間，猛哥本人還數次親自前往北京朝貢。

可惜，這樣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後，宣德十年（紀元1435年），明朝的對北方政策從進攻轉入收縮防禦，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銷奴兒干都司。而在稍早的宣德八年（紀元1433年），猛哥貼木兒本人及其長子阿古死於與七姓兀狄哈人的戰鬥之中，其部眾也因戰敗而從千戶銳減至500戶。建州女真之所以在這場戰鬥遭到失敗，其主要原因在於明朝與朝鮮軍隊的介入，僅朝鮮軍就殺害了500餘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離四散，其餘存者無幾」（據《朝鮮世宗實錄》載）。又據《滿洲實錄》記載，兀狄哈人「盡殺其（吾都里部）闔族子孫，內有一幼兒名樊察，脫身走至曠野，後兵追之，會有一神鵲棲兒頭上。追兵謂人首無鵲棲之理，疑為苦木樁，遂回。於是，樊察得出，遂隱其身而終焉。滿洲後世子孫俱以鵲為神，故不加害。」其實，又被稱謂凡察的他並非一個神話人物，而是可以從朝鮮史料內得以求證其存在的真實歷史人物。其實，他當時野並非一幼兒，而是猛哥貼木兒的異母弟弟。在躲過追兵之後，他找到了猛哥貼木兒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潰散的部眾。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們在正統五年（1440年）率300戶南遷，在渾河上游支流蘇子河畔與先期遷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匯合。

發源於長白山麓的蘇子河在匯入渾河處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饒的衝擊平原，為建州部落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條件，使得遭到失敗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樣經過長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養生息，繁衍發展。在這一時期內，由於董山與叔父凡察之間發生了矛盾，經明朝遼東經略的調解，將建州重析為三衛，即建州衛、左衛和右衛，董山執左衛印，凡察領右衛，李滿住仍居建州衛。這樣的調解措施固然有建州內部鬥爭的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這是明朝為防止女真強大而採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這件事情發生在正統七年（紀元1442年）。

在建州三衛的首領之中，董山是一位文武全才，驍勇善戰的英雄人物。由於他的治理，至成化三年（紀元1467年），建州左衛的實力已居於三衛之冠，引起了明朝的猜忌，遂於當年趁其來邊市貢馬之機將其拘禁起來並加以殺害。同年9月，明軍聯絡朝鮮部隊在24日向建州左衛發動突然襲擊，包圍了女真的營地。經過歷時一個月的大規模搜捕和圍剿，殺死女真人千餘名，並將其多年積畜劫掠一空。在這場劫難之中，毗鄰的建州衛也未能倖免，李滿住及其長子古納哈亦遭殺害。擔任這次屠殺的明朝總兵趙輔描繪說：「一夷而見逃，剖心而碎其腦，粉其骨而塗其膏，強壯就戮，老稚盡俘」，「旬月之內，虜境以之蕭條」。這是建州女真第三次遭到明朝與朝鮮聯軍的屠戮，前兩次發生在宣德八年（紀元1433年）與正統二年（紀元1466年）。

其後，明朝與朝鮮又於成化十四年（紀元1478年）和十五年（紀元1479年）連續兩次圍剿建州女真，對該地區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當時，兩軍約定「可屠者屠之……盡滅乃矣」（出處同前）的方針，完全是意圖對建州女真採取種族滅絕的政策。明朝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暴力政策，除了建州女真因自身生產力不能適應人口增長而對明與朝鮮邊境進行劫掠為其一部分原因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正如開篇所述的那樣，對弱小民族一以貫之的高壓政策，還有就是明朝邊臣們急欲立功而不惜用女真平民的鮮血來染自家紫袍的罪噁心態。

眾所周知，邊臣必須通過軍功才能獲得升遷，在眼見西南同僚們通過對少數民族的征服而步步高升後，東北的明朝邊將也自然不甘寂寞，而密邇遼東的建州三衛就因此首當其衝地成為了他們的屠殺目標。從因成化三年之役而加封武靖伯的明將趙輔在《平夷賦自序》之中得意洋洋地誇耀武功為「強壯盡戮，老稚盡俘」（《明實錄·憲宗實錄》），可見其以殺人為功、為樂的殘忍面目。以上這針對建州女真的五次屠戮，前後長達四十五年時間，對這個民族的破壞之嚴重達到了令人發止的程度。從嘉靖三十一年（紀元1552年）明朝官員在談論東北邊事的時候說，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側」（《明世宗實錄》）一語中可見，經過這五次屠殺後，建州女真的實力直到明朝後期的嘉、隆年間後才得以逐漸恢復起來。從朝鮮史料給出的建州女真人口數字來看，三衛合計起來也不過萬餘人而已，其壯丁最多不過兩、三千人而已，即使對明邊有所騷擾，其規模也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通過政治上的策略加以調和，文化上的交流加以融合，而明朝政府恰恰沒有採取這樣的上策，而是自恃強大，不惜大動干戈，加以不分青紅皂白的「犁庭掃穴」，其暴虐不仁可見一斑。雖然五次屠殺從死亡人數而言和所謂的「揚州野史」和「嘉定野史」不在一個層次，但考慮到建州女真自身人口基數的渺小，則可說其性質完全達到了種族滅絕行為的程度，是更加嚴重的戰爭罪惡。

參考資料：

1.《明通鑒·成祖紀》

2.《明實錄·成祖實錄》

3.《朝鮮太宗實錄》

4.[日]和田清著《東亞史研究》

5.《朝鮮世宗實錄》

6.《滿洲實錄》

7.《明實錄·憲宗實錄》

8.《朝鮮世祖實錄》

9.《全遼志》，遼海叢書版

10.《明世宗實錄》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