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賈樟柯，回顧了下他頭 12 年的創作生涯

作者簡介：

賈樟柯：導演、製片人、作家。生於 1970 年，山西省汾陽人。 1993 年入讀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從 1995 年起開始電影編導工作，現居北京。

書籍摘錄：

業餘電影時代即將再次到來

在釜山一家遠離市區的飯店裡，湯尼雷恩代表英國《聲與畫》雜誌就電影中的一些問題與我進行討論。這是一次疲倦但頗為愉快的訪問，遠離電影節的喧鬧，我們把焦點投注在電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當窗外的大海潮聲漸起之時，我們的交談也漸近尾聲。不知為什麼，關於電影的交談往往容易使人陷入傷感。為了擺脫這種情緒，湯尼話鋒一轉問我：你認為在未來推動電影發展的動力是什麼？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業餘電影的時代即將再次到來。

這是我最為真切的感受，每當人們向我詢問關於電影前景的看法，我都反覆強調我的觀點。這當然是對所謂專業電影人士的質疑。那種以專業原則為天條定律，拚命描述自己所具備的市場能力的所謂專業人士，在很久以前已經喪失了思想能力。他們非常在意自己的影片是否能夠表現出所謂專業素養，比如畫面要如油畫般精美，或者要有安東尼奧尼般的調度，甚至男演員臉上要恰有一片光斑閃爍。他們反覆揣摸業內人士的心理，告誡自己千萬不要有外行之舉，不要破壞公認的經典。電影所需要的良知、真誠被這一切完全沖淡。

留下來的是什麼？是刻板的概念，以及先入為主的死抱不放的成見。他們對新的東西較為麻木，甚至沒有能力判斷，但又經常跟別人講：不要重複自己，要變。

來自：豆瓣

事實上，一些導演對此早有警惕。我想早在十年前，基耶斯洛夫斯基反覆強調自己是個來自東歐的業餘導演，並非一時謙遜。在他謹慎的語言中有著一種自主與自信的力量。而剛剛仙逝的黑澤明一生都在強調：我拍了這麼多電影仍未知電影為何物，我仍在尋找電影之美。

本屆釜山國際電影節評委、日本導演小栗康平不無憂慮地說到，過去十年間亞洲電影的製作水平提高了很多，已經基本上能與世界水平看齊，但電影中的藝術精神卻衰落了很多。而前香港國際電影節選片、另一位評委黃愛玲則說：「在高成本製作的神話背後，是文化信心的喪失。」在這樣的背景中，釜山國際電影節加強了對亞洲獨立電影的關注。十二部參賽電影多為頗具原創性的新人新作。而電影節本身，也因這樣的選片尺度而受到全球的矚目。短短三年時間，釜山電影節已經讓東京影展遜色幾分，箇中原因不問自明。

「金融危機中的亞洲電影」成為本屆釜山影展關注的焦點，在經濟的原因之外，好萊塢的全面入侵、全球統一的時尚趨勢，都使亞洲各國的民族電影面臨考驗。在為《小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說到了韓國一打開電視，看到了和在北京看到的一樣的衛星電視，感到一種失望。再過幾年，全亞洲的青年都在唱同一首歌，喜歡一樣的衣服，女孩子化一樣的妝，拎一樣的手袋，那將是一個怎樣的世界！也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堅持本土文化描述的獨立電影，才能提供一些文化的差異性。我越來越覺得，只有在差異中，人類才能找到情感的溝通和位置的平衡。全球同一的時尚趨勢，會使世界變得單調乏味。隨後我強調，總是在電影處於困難之時，總是在電影工業不景氣的時候，總是在文化信心不足的時刻，獨立電影以其評判與自省的獨立精神、不拘一格的創新力量從事著文化的建設。

於是我說，業餘電影的時代即將再次到來。

這是一群真正的熱愛者，有著不可抑制的電影慾望。他們因放眼更深遠的電影形態而自然超越行業已有的評價方式。他們的電影方式總是出人意料，但情感投注又總能夠落入實處。他們不理會所謂專業方式，因而獲得更多創新的可能。他們拒絕遵循固有的行業標準，因而獲得多元的觀念和價值。他們因身處成規陋習之外而海闊天空。他們也因堅守知識分子的良心操守而踏實厚重。

在這些人中，有《筋疲力盡》的戈達爾，也有身處《黃金時代》的布努埃爾。有羅麥爾，也有被拒絕在電影學院門外的法斯賓德。波蘭斯基曾經說過：「在我看來整個新浪潮電影都是業餘作品。」而這位高傲的專業人士不曾想到，正是這些天才的業餘作品給電影帶來了無窮的新的可能。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那麼今天呢？你很難說流連在盜版VCD商店的人群中，出現不了中國的昆汀塔倫蒂諾；你也很難說有條件擺弄數字錄像機的青年裡出現不了當代的小川紳介。電影再也不應該是少數人的專有，它本來就屬於大眾。在上海，我曾同一批電影愛好者有過接觸，這些以修飛機和製作廣告為生的朋友，也許會為未來的中國電影埋下伏筆。我一直反感那種莫名其妙的職業優越感，而業餘精神中則包含著平等與公正，以及對命運的關注和對普通人的體恤之情。

原載於《南方周末》（1999年）

我不詩化自己的經歷

有一次在三聯書店樓上的咖啡館等人，突然來了幾個穿「制服」的藝術家。年齡四十上下，個個長發須，動靜極大，如入無人之境，頗有氣概。

為首的老兄坐定之後，開始大談電影。他說話極像牧師佈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人名時決不帶姓，經常把陳凱歌叫「凱歌」，張藝謀叫「老謀子」，讓周圍四座肅然起敬。

他說：那幫年輕人不行，一點兒苦都沒吃過，什麼事兒都沒經過，能拍出什麼好電影？接下來他便開始談「凱歌插隊」、「老謀子賣血」。好像只有這樣的經歷才叫經歷，他們吃過的苦才叫苦。

我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對「苦難」的崇拜，而且似乎是獲得話語權力的一種資本。因此有人便習慣性地要去佔有「苦難」，將自己經歷過的自認為風暴，而別人，下一代經歷過的又算什麼？至多只是一點坎坷。在他們的「苦難」與「經歷」面前，我們只有「閉嘴」。「苦難」成了一種霸權，並因此衍生出一種價值判斷。

這讓我想起「憶苦思甜」，那時候總以為苦在過去，甜在今天。誰又能想到「思甜」的時候，我們正經歷一場劫難。年輕的一代未必就比年長的一代幸福。誰都知道，幸福這種東西並不隨物質一起與日俱增。我不認為守在電視邊、被父母鎖在屋裡的孩子比陽光下揮汗收麥的知青幸福。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惱，沒什麼高低之分。對待「苦難」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西川有句詩：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我解決我的問題。帶著這樣一種獨立的、現代的精神，我們去看《北京雜種》，就能體會到張元的憤怒與躁動，我們也能理解《冬春的日子》中那些被王小帥疏離的現實感。而《巫山雲雨》單調的平光和《郵差》中陰鬱的影調，都表現著章明和何建軍的灼痛。他們不再試圖為一代人代言。其實誰也沒有權利代表大多數人，你只有權利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這是解脫文化禁錮的第一步，是一種學識，更是生活習慣。所以，「痛苦」在他們看來只針對個人。如果不了解這一點，你就無法進入他們的情感世界。很多時候，我發現人們看電影是想看到自己想像中的那種電影，如果跟他們的經驗有出入，會惶恐，進而責罵。我們沒有權利去解釋別人的生活，正如我喜歡赫爾佐格的一個片名《侏儒也是從小長大的》，沒有那麼多傳奇，但每個人長大都會有那麼多的經歷。

對，誰也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我開始懷疑他們對經歷與苦難的認識。

在我們的文化中，總有人喜歡將自己的生活經歷「詩化」，為自己創造那麼多傳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難，經歷曲折離奇才算閱盡人間。這種自我詩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而，我想特彆強調的是，這樣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國電影。有些人一拍電影便要尋找傳奇，便要搞那麼多悲歡離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這些東西才應該是電影去表現的。而面對複雜的現實社會時，又慌了手腳，迷迷糊糊拍了那麼多幼稚童話。

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生命的喜悅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條寧靜的長河」，讓我們好好體會吧。

北島在一篇散文中寫道：人總是自以為經歷的風暴是唯一的，且自喻為風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東搖西晃。

最後他說，下一代怎麼個活法？這是他們自己要回答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將會是怎麼個活法，我們將拍什麼樣的電影。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個空洞的詞我們是誰？

題圖為電影《小武》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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