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從「跟跑」到「領跑」了嗎？

2017-06-28 賈鶴鵬 知識分子

被稱作最新版中國高鐵的「復興號」26日首發

撰文｜賈鶴鵬

責編｜李曉明

《知識分子》微信公眾號：The-Intellectual

最近，國內多位重量級的專家集中在媒體撰文，曆數我國近年來取得的科技成就。有的媒體拿出多個版面，集中宣傳科技重大專項的成績。這些都被解讀為正在讓中國從「跟跑」到「領跑」的科技成就。

中國科技實現的歷史性進步有目共睹。實際上，筆者甚至認為，中國科技領域已經實現的成就，比坊間學人們吐槽的情況要好很多。我們很有必要正視自己已經取得的創新答卷。但另一方面，要衡量中國是否已經從跟跑變成了領跑，則不應該僅僅限於展示我們已經取得的具體成績，或者僅僅使用計量指標等數目字評估，而需要放眼到科學與經濟社會互動的方方面面，多視角、多維度審視自己科技發展的狀況。

創新成果「井噴」

在談及我國創新成果方面，剛剛在《人民日報》撰文的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黨委書記趙志耘博士總結了幾大方面。一個是基礎研究加速趕超，另一個是戰略高技術持續突破。此外還包括區域協作創新，以及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支撐引領作用。

按照這種說法，在基礎研究方面，我國的科技成果「正逐步從『仰視』向『平視』演進」。除了一些具體的研究成果外，最讓人振奮的無疑是我們建成的探秘宇宙的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FAST、參與核聚變合作ITER的「人造太陽」核聚變等離子體裝置、 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室、以及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等世界一流的大科學工程。此外，也包括「悟空」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在軌運行，以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首顆微重力科學實驗返回式衛星「實踐十號」和首顆全球二氧化碳監測科學實驗衛星成功發射等。

「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過境時與阿里台站建立的光學鏈路。圖片來自墨子沙龍

相比於基礎研究，我們在科技重大項目方面取得的成績無疑更為顯著。這包括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與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成功交會對接；「海斗號」無人潛水器最大潛深達10767米；國產C919大型客機首飛成功；以及羲和系統打通北斗應用最後一公里，實現米級廣域室內外無縫精確定位，在國內40多個城市應用。

尤其讓人欣慰的是，上述成果的出現正在呈現加速度的趨勢，雖然「井噴」這個詞多了不少文學色彩，但卻體現了近幾年來重大科技成果的集中出現。 然而，需要指出，這是長期積累之後才可能有的持續產出，這些重大科技成果共同的特點是需要消耗的資源越來越多，需要集成的各種力量越來越大，也有越來越廣泛的國際合作甚至是海外採購，本質上，這與國力提升是一脈相承的。

這些成果讓人驕傲，但與此同時，如果要衡量自己的領跑能力，對自己是否領跑，如何領跑以及領跑的效果做出比較中立和綜合的評價，首先有必要考慮哪些成果是體現科學原創性的研究，哪些是為科學研究提供支持的載體，還有哪些是企業層面的應對技術競爭的研發。就科學原創性而言，還要考慮是否具有系統性能力「批量生產」原創性科學成果或科技，以及生產了原創性成果後，是否有能力對市場（既包括產品市場，也包括學術市場）進行引導。

測評領跑主體

在考慮到要做出上述分別的情況下，首先有必要分別對待原創性的科學成果、科技重大專項以及大科學工程的成果、以及革命性的技術成果。

就原創性的科學成果而言，雖然有趙志耘博士列舉的「製備並測控約600對超冷原子比特糾纏對，在生命科學領域，首次實現精準定位高分辨全腦連接圖譜，首次構建小鼠—大鼠異源雜合二倍體胚胎幹細胞，首次發現動物源細菌耐藥性關鍵基因， 首次實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首次實現分子間相干偶極耦合的實空間直接觀察」等成果，但首先要承認，這些成果的數量仍然相對稀少，而且，即便是這些成果，我國科學家的工作也主要是觀察、驗證、肯定前人已經提出的理論或假說。我們的這些工作，無疑會構成人類科學進步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論從成果首發當年是否被世界知名學術刊物列為年度重要突破，還是從是否為追隨者提供或確立遵循的範式，我們取得的成績還遠遠不夠。

大亞灣中微子實驗成果入選《科學》雜誌評選的2012年度十大科學突破。

如果以Science或Nature等國際頂級期刊近年來評選的年度最重要科學進展為標誌，我們的成果還非常罕見。當然，用是否被Science或Nature的科學家讀者海選為標準可能有失偏頗，畢竟其讀者壓倒性的是西方科學家。但無視這些評選顯然也沒有充分理由。畢竟，在基礎科學領域，在不涉及國家機密的情況下，國際上絕大多數研究成果是用英文發表的，而Science或Nature的海選，代表著世界範圍內科學家同行的認可，而這種認可往往是讓同行進行跟蹤研究的前提。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評估中國科學是否開始領跑，我們無疑是不能忽視這種認可的。

相比於能讓世界科學家同行激動的原創性成果的稀少，我國近年來在國家大幅增加研發資金的前提下，不斷有新的大科學裝置落成。從等離子體人造太陽到FAST再到「海斗號」無人潛水器，這些成果極大地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中國科學的吸引力。但就目前的情況而論，以大科學裝置來說明中國科學具有了領跑能力，則證據並不充分。只有以中國科學家為主的團隊積極利用這些大科學裝置解決了困擾世界科學界的共性問題，並在解決問題的同時發現了需要世界科學界共同努力來解決的新的問題和新的研究方向，我們才能說自己具有了領跑能力。否則，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我們具有了建造跑道的能力。

在大科學裝置不斷落成的同時，我們的高鐵、航天以及國產大飛機的成功試飛也是令人驕傲的重大成果。但迄今為止，大飛機還處於追趕（雖然領先我們的玩家不多）階段，航天一方面受限於技術封鎖難以擴大影響力，另一方面其成果的民用轉化還很有限，也難以成為世界的領跑者。我國的高鐵技術當然是最接近領導者地位的，但從已經報道出來的情況看，高鐵項目在國際市場的拓展還比較有限，生產高鐵的中車集團的出口大多數還是傳統鐵路車輛或地鐵。中國高鐵要成為世界交通的引領者，要克服的不僅僅是技術挑戰，還要有能力和足夠性價比大幅度替換現有交通方式。從中鐵總公司的負債表上還看不出來這一點。

C919大飛機首飛

另一方面，用高鐵和大飛機來說明創新領導力也有不妥當之處。無可否認，高鐵的成功和大飛機項目預期中的成功，屬於集成創新，也就是通過強大的組織能力和市場應用能力，集合各個方面的技術、研發與生產創新，將之變成此前市場上缺乏的重要產品。在這一模式下，這些產品或項目中涉及的原始技術在哪並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合法合理地拿來並結合自己的優勢開發成拳頭產品。以高鐵為例，中國廣袤的國土和高速發展的經濟，為這種集成創新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但國土廣袤、經濟高速發展和在發展高鐵前人們的出行方式還沒有被鎖定這些特定條件很難在其他國家複製，因此以高鐵在我國取得的矚目成就來評價它對國際創新的領跑作用，可能並不適宜。

實際上，中國已經取得的更加令人欣慰的成就，在於中國製造（此處沒有篇幅探討製造與智造的區別）的電子通訊類高科技產品在世界市場的佔有率，以及這種佔有率背後體現的超強的集成研發和生產能力。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的這種能力還會越來越強。但如上所述，既然是集成，往往要建立在其他人在不同領域已經取得的個別性成果的基礎上。在這樣的領域，用領跑一詞，既不符合中國實際，也不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單獨從技術研發本身而言，在中國產品具有優勢的這些領域，中國企業也難以說得上領跑，湯森路透公司以核心專利保有量為主要指標的年度創新百強榜中，還很少有中國企業。

科技政策是否助力領跑

如果說，上面列舉的情況，表明我們從基礎科學到高新技術產業還沒有成為既定的世界領跑者，那麼要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過渡，就需要科技政策的強有力支持。這種支持，不能僅僅體現在資助數量的提升和資金額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基礎科學領域，需要有能力鑒別學術的發展方向、承擔該方向失敗的風險和壓力、以及替科學家節約事務性投入的魄力和能力；在高新技術領域，則能將天使投資者的雪中送炭的職能與促進新技術應用的社會管理職能儘可能地融合在一起。

隨著國力的增加，我們對大科學裝置的支持力度在不斷提升。但客觀地講，現有支持仍然是建立在「追蹤+強化產出」的路徑上。2016年最激動人心的科研發現無疑是LIGO發現引力波。但正如筆者採訪國科大副校長、太極工程首席科學家吳岳良院士時，他所感慨的那樣，美國科研資助機構對引力波探測20年如一日的支持讓我們意識到科技政策改革的重要性。儘管吳院士認識到這一點，但他所推動的國家層面對引力波空間探測的太極工程的支持，仍然停留在「追蹤+強化產出」的階段。讓資助機構承擔風險支持前瞻性探索的條件目前似乎仍然不具備。

LIGO位於華盛頓Hanford的觀測點。圖片來源：Caltech/MIT/LIGO Labora

事實上，20年如一日的支持前瞻性研究，與讓科學家從申請到報銷經費的事務性角色中解放出來，其背後的邏輯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高度信任工作本質就是探索與創新的科學家。應該說，在多年呼籲下，這方面的情況有所好轉，但不少科研機構在執行八項規定等廉政措施時，將科研經費等同於行政事業經費進行僵化管理的現象說明，科技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中的去行政化任務仍然艱巨。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科技政策發揮領跑性作用，其困難不言而喻。

跳出基礎科研領域，我們看到在高科技戰線，中國已經是碩果累累。但在這個過程中，科技政策與國家科研經費驅動的作用是如何體現？因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巨大的經濟體量，自身具有巨大的動能，這種動能自身會在企業層面的技術革新和設備替代中發揮極大作用。但不論是技術革新還是設備替代，更多的是滿足於對既有技術的利用。實際上，即便是宣稱把握未來技術發展的風險投資，在中國也壓倒性地以投資商業模式著稱，而不是以投資開創性技術為主。不論是當年投向門戶網站、搜索引擎還是現在下注滴滴與共享單車，都體現了這種模式。

我們不否認這種模式對於市場和盈利的重要性，但僅就科技領跑而言，我們還沒有看到我國的科技政策，已經可以替代私營部門的這種投資模式，讓中國的原創性高新技術得到顛覆性發展。科技政策不能在涉及領路性技術時有效改善這種局面，中國科技領跑世界的說法，往往就不過是一句表決心的政策宣示。

科技與社會有待融合

不僅如此，與科研資助體制和工業研發體制一樣，我國的教育體制也是高度符合模仿、趕超（以及技術升級）模型的。這一點，最近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先生有精彩的說明。在他看來，在目前這個階段，中國教育是成功的，因為它最大限度了培養了能模仿和改良的工程師和工程技術人才。但目前的教育體制是不鼓勵獨立思考的，這就讓創新人才還很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引領性力量。

實際上，科技創新要實現領跑，需要作出配合的不僅僅是教育領域。科技與社會的廣泛融合，社會的合理參與以及科研成果的有效傳播都是必要條件。科技與社會的廣泛融合，看起來是讓社會更多享受科技成果，但實際上，是要將社會需求有效地反映成對科技發展的推動上。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尤其是合理考慮和吸納各種對科學發展的批評。這方面特別需要關注的，是一些科技哲學學者對科技發展總體的具有道義立場的批評，雖然很有理論價值，但並不能成為決策的合理依託。由於這些對科技發展的批評性哲學反思更多源於西方批判自身科技的理論資源，因此很難說它們可以為我國的科技發展從跟跑到領跑提供智識方面的支持。

相反，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極大程度上豐富針對科學的各種社會維度的實證研究，及其在此基礎上的政策研究。這些研究能為決策者提供揣度社會需求和社會接受度的依據或線索，而不是在道義上異化科學的發展。

同樣，科技進步如果不能與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結合起來，也會對科技的領跑能力構成很大挑戰。在表面上看起來，這不過是少做點科普，但實質上說明社會作為整體對科技進步的影響力很小，這種情況下科技進步的應用和可持續性都會受到影響。例如，一些在西方有激烈爭議的技術，如果能通過科學傳播工作在中國社會獲得大力發展，那給予時日，我們就會實現領跑地位。但如果缺乏相關工作，西方的爭議就會成為妖魔化這些技術的素材。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強調的「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絕不僅僅是一個口號。

製版編輯：飲水食糧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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