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促進民族大團結

近年來,如何加強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引起學術界的特別關注,相關主題的討論頗多,各種觀點殊異紛呈。筆者發現,在談及近代以來有關建構「中華民族」的思想、主張時,隨心之論頗多。例如,有學者稱「辛亥革命以後出現了『五族共和』的口號,這是很危險的」;有論者認為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是因為他看到「五族共和」是民族危機的根源,「我們現在不要再講56個民族了」;有人甚至提出「1949年後,中國政府搞民族識別,強化了民族之間的差異,這種出於蘇聯民族觀念的做法,流弊無窮,應該廢除」等。筆者以為,以上論說都與歷史事實相背離;對任何人物、思想的評價不能脫離其特定時代背景和具體歷史場景,否則難免落入唯心論的陷阱。

多民族並存是

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國情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除了中央王朝之外,境內還有一些古代民族曾經建立過區域性政權。中央王朝一般對邊疆民族實行「因俗而治」之策,只要承認皇帝的權威,在交往中遵循朝廷規定的「禮」制,並不強行要求各民族在文化、語言上的同質性。這種管理方式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以較小成本實現了王朝國家的統一。然而,其缺陷在於中央王朝對地方管理鬆散,地方政府、王公貴族、土官首領、宗教上層等在特定區域內「分享」民眾的效忠。這些中間權力階層時常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有時還會對中央政府的動員能力形成制約。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妄圖瓜分中國領土,傳統中國的多元權力格局為外部勢力實施滲透、挑撥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提供了可乘之機。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完成中國的近代轉型,如何將邊疆地區與中原地區有機整合起來,如何建構新的民族關係,成為近代中國重要的歷史課題。

「五族共和」

在辛亥革命前後具有進步性

近代以來最早有關民族關係的大討論,是清朝末年保皇派與革命派就「排滿」問題進行的爭論。

革命派為推翻以滿族上層為統治核心的清朝,鼓吹民族革命,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主張推翻滿族統治,建立漢族政權。章太炎的《正仇滿論》甚至主張驅逐滿族,其他蒙古、回部、西藏等藩屬之地「任其來去」。革命派對邊疆地區領土的隨意處置態度,顯示其對未來中國的設計存在缺陷。

保皇派為維護清朝統治,從合群強國的立場出發,強調「滿漢合一」。康有為從公羊學出發,認為滿族已經漢化,「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他在《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中稱,「裁滿漢之名,行同民之實……蒙、回、衛藏,咸令設校,教以經書文字語言風俗,悉合同於中土,免有歧趨」,主張以漢族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梁啟超借鑒歐洲學者伯倫知理(1808—1881)的思想,提出「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主張將國內各民族合眾為一。楊度在《金鐵主義論》中提出中國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及蒙古、回部、西藏,人民乃合滿、漢、蒙、回、藏五族。相對而言,保皇派對中國的多民族國情有更深入的歷史認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隨後革命派陸續在南方獲得勝利,一些地方出現殺害滿族人的現象,加上政治上的混亂無序,謠言流播,造成邊疆民族地區上層統治者對革命疑慮重重,亦為少數鼓吹民族分裂的人提供了借口。當時,外蒙古地區在沙俄策動下宣布獨立,西藏發生了「驅漢」事件,這為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提供了口實。

在隨後開展的南北議和中,蒙古王公聯合致電南方政府代表伍廷芳,「共和國將僅以十八行省組織之乎?抑將合滿蒙藏回共組織之乎?滿蒙藏回土宇遼闊,幾佔全國之大半。其人民習慣,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謂共和,更深懼諸君子少數專制之共和……如諸君子固執己見,鶩虛名、速實禍,以促全國之亡……則我蒙古最後之主張未便為諸君子宣布。」後又通電宣稱「如朝廷允認共和,即行宣告獨立,與中國斷絕聯繫」,表達了對革命派「排滿」思想的反對。

袁世凱乘機以邊疆民族對南方政權表示不滿為借口,向其施壓。對此,伍廷芳回電解釋,「民軍起義之目的,欲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大共和國,此舉並非為漢人自私自利起見,乃欲與滿、蒙、回、藏同脫專制奴僕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樂……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一律平等,確無疑義」。面對革命可能造成國家分裂的現實危局,孫中山等革命者調整了過去的主張。1912年元旦,他以臨時大總統身份宣布,「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袁世凱上台後,繼承了清帝遜位詔中的思想,提出「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主張各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成為新政權的國策。

這一政策緩解了緊張的民族關係,蒙古王公、十三世達賴喇嘛等先後表示擁護「共和」,民國政府合法繼承了清朝的固有國土。可以說,「五族共和」是對康有為、梁啟超、楊度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根據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及辛亥革命後出現的一系列危局做出的正確選擇,對維護國家統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顧頡剛並不否認

多民族共處的歷史

20世紀30年代,日本加緊侵華活動,扶持偽滿洲國獨立,煽動蒙古王公分裂,密派間諜人員入藏。顧頡剛針對日本的種種侵略行徑,於1939年2月13日在《益世報》上發表了題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認為「五大民族」之說為帝國主義分裂中國提供了借口,凡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內部不應再分析出什麼民族,今後應慎用「民族」(Nation)一詞。他擔心「民族」一詞隱含著的「一國一族」的建國思想被日本人利用。

顧頡剛在「國族」層面上強調全民族的統一,表現了知識分子在國家民族危亡之時的使命感、責任感。但是,他因此而主張中國各民族早已團結為一個民族,不存在彼此區別的觀點,卻引起了費孝通、翦伯贊等人的學術爭論。費孝通指出,「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會使人不能動刀」,多民族並存是中國的歷史事實,生搬西方的「民族國家」概念無異於削足適履。翦伯贊認為,顧頡剛「否定國內少數民族之存在的意義,然而這與客觀的事實是相背離的」,在理論上混淆了民族與國家的區別。

實際上,從顧頡剛的學術生涯看,他並不否認各少數民族的歷史。在他的疑古思想的「四個打破」中,打破「民族出於一元」就是主張中國民族多元起源。顧頡剛主編的《禹貢》《益世報》等,刊發了許多有關邊疆史地與民族歷史的文章,凝聚了一批民族史專家,以至於傅斯年勸他在抗戰背景下不要刊行《益世報》邊疆周刊。及至晚年,顧頡剛對多民族並存歷史的態度愈加鮮明。《顧頡剛日記》1966年1月8日寫道,「去年聞有創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的大國』之說,已甚駭詫,今竟演變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大族』,直欲一腳踢翻二十四史,何其勇也?」

其實,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與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相通的。顧頡剛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而費孝通則經過幾十年思考將中華民族整體和局部有機整合起來,「一體」與「多元」是「民族」的不同層次。

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

贏得廣泛擁護

蔣介石在處理民族問題時,提出了各民族為「宗族」之說,認為中華民族就是由大小不同的宗族經過同化、融合形成的。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國民政府在邊疆地區強力推行統一語言、服裝、風俗等政策,造成社會衝突和民族關係緊張,始終未能處理好與邊疆民族的關係。

與國民黨的民族政策不同,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即提出民族平等的主張,得到各民族的熱烈擁護。早在1919年2月,李大釗在《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中就強調,各民族在解放中要聯合,並稱「今後中國的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隸屬,應實現聯合而非隸屬的關係」。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明確提出,允許蒙、回、藏、苗、瑤、彝、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批評了國民黨將少數民族稱為「宗族」的做法,認為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他指出共產黨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繫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都應被尊重。

中國共產黨主張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總稱,制定了以平等團結為原則的民族政策,因而得到了各民族的空前擁護,實現了空前的團結,為最終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實現國家的獨立解放奠定了基礎。

有人認為新中國成立後不應搞民族識別,取消民族成分有利於加強國家認同。筆者認為中國實施民族識別,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非照搬蘇聯政策,而是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抉擇。民族識別並非人為創造民族,而是對客觀國情的承認,是為了將族際政治建立在科學分類基礎之上。國家認同本質上是政治認同,民族認同是次一級的認同,並不必然對國家認同造成瓦解。有的國家不標示民族身份,但民族矛盾依然存在。同時,同一個民族內部也可能產生分裂傾向,「台獨」、「港獨」就是實例。只要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存在,就會有以不同標示為紐帶的群體認同。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吸收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有益智慧,借鑒近代以來有關「中華民族」建構的各種探索,針對中國的多民族國情而制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多年的實踐證明了其合理性、科學性,當代中國的民族關係表現出的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是歷史上任何時期都無法比擬的。我們需要在歷史發展中堅持平等團結這個核心原則,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發展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全民族的緊密團結與持久繁榮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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