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民間文學理念

摘要：章太炎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他以文化為特性的民族主義思想，使得他能較早地關注民間文學，對史詩、神話、圖騰等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同時強調民間文學的意義和作用，並且運用民間文學形式進行創作。儘管他的民間文學研究屬於前學科性質，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但是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理念對二十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章太炎 民族主義思想 民間文學

章太炎(1869～1936)

名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因慕顧炎武為人改名絳，別名太炎，後以別名著稱。他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早年曾積極投身於資產階級革命，並作為「拉車向前的好身手」為世人所推崇。他一生著作甚豐，涉獵廣泛，如政治、經濟、哲學、佛學、史學、文學、經學等，而且淵博精深。他對民間文學的重視以及研究，早有學者注意到(鍾敬文先生有關晚清改良派與革命派的民間文藝研究的系列論文)，但是尚未進行系統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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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太炎民族主義

思想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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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以寫作古奧的文章聞名於世，談論他的民間文學研究，會讓人費解，但如果對其民族主義思想有所了解就不會產生這樣的疑慮。

20世紀中國「國家政權建設」的過程「是在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現代化』的招牌下進行的」，實際上從19世紀後期開始，民族主義就成為一個主要思潮。章太炎從幼年時就孕育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章先生從小聰慧，讀書多悟，內心所含的民族主義的種子發芽最早，憤滿洲統治之虐，明春秋夷夏之防」、「年十三四就能夠讀《東華錄》，年二十就讀全祖望文，於鄭成功事，憤然欲與滿清拚命」，但這時他對民族主義的理解還沒有什麼學理。流亡日本後，大量閱讀日本和西方哲學、社會學書籍，從中吸收了相關的知識和理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主義思想。

章太炎認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他意識到文化在民族中的作用和意義，文化消失了，民族就會消亡，這樣要抵制外來民族，維護民族的獨立，就要依靠民族的文化，這樣文化成為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特性。

在他所理解的民族文化中，國粹是重心。「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所言國粹主要指一個民族獨特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其廣義而言，「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將其視作一個民族、國家能存立於世之基礎，因此大力倡導和弘揚國粹，但其目的「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與其學歐、美，總是不能像的，何如學步中國舊人，還是本來面目。」並且要通過國粹為民族建立一套符合本民族的文化秩序。

他宣揚國粹的活動並不囿於精英階層，而將其擴大到普通民眾，希望「農夫野人」都可了解它。為此他也做過積極的努力，1909至1910年間，在東京用白話向海外留學生、華人講述國粹，其目的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

章太炎民族主義思想的特性，以及通過國粹建立民族文化秩序的理念，使她成為晚清較早關注民間文學的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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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領域、多視角的

民間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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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人種、氏族、民族、人口、宗教、民俗、方言等領域的研究中都涉及到民間文學，這樣就必須首先從他浩繁的學術中梳理出有關民間文學研究的片斷。

他提出文學起源於史詩，並闡述了史詩的內容。「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漸則亡失，綴以韻文，斯便吟詠，而易記憶，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並且認為「韻文完備，乃有筆語，史詩功善，後有舞詩」，用進化論思想論述了中國文學形式的進程。他根據自己當時所接觸的外國文學史，認為史詩包括民族大史詩、傳說、故事、短篇歌曲、歷史歌等，可見他所說的史詩類似於後世民間文學中的韻文類，與當前學術意義上的史詩內涵不同。

他運用西方神話學理論，對神話從學理意義上進行闡釋。他在《原學》中明確指出「立學術者無所因。各因地齊、政俗、材性(按指：地理；社會；個人性格、才能)發舒，各名一家。」用三種因素來說明學術、文化的產生，並歸結出：地理因素只是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影響較大，到了現代，世界各地四通八達，這一因素對學術的影響逐漸衰微；有異常稟賦的人本來就少，還要受時代條件的限制，並且他的學說如果違背時代的要求，也不會為眾人接受。也就是說由地齊、材性決定學問方向的時代已過去，只有政俗的因素最重要，「古者有三因，而今之為術者，多觀省社會，因其政俗而明一指。」因此他在論述古代神話時，對於希臘「海中有都城曰韋蓋。海大神泡斯頓常馳白馬水上而為波。中國亦云。此非賓海者弗能濾造是也。伯禹得龜文，謂之九疇。惟印度亦曰鴻水作，韋斯拿化魚，視摩拿以歷史，實日魚富蘭那。二之跡，國有大川，而饋餉其誣。……地齊然也」他用希臘、印度及中國瀕臨川海的自然條件，說明這些國家那些內容涉及浪濤、龜魚等形象的神話產生的原因，這是運用了神話學上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另外他在《正名雜義》中論述語言的假借問題，引用了姊崎正治和馬科斯·牟拉(註：馬克斯·謬勒)關於語言的必須表象和神話由語言疾病所產生的意見，他伸論說：「然最為多病者，莫若神話。以瑞麥來牟為天所來而訓形來，以乞(燕)至得子為嘉美之而造孔字，斯則真不失為癭疣哉!」由此可見，章炳麟在中國科學的神話學正在懷胚的時期，就在論語文的論著中給以介紹和應用，同時他在文化解釋的問題上前進了一步，擯棄了極端唯心主義的觀點，意識到了文化產生、構成的客觀因素。另外，他提出了自己對於帝王感生神話的看法。「……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獨有母系叢部。數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動植而為女神者，相與葆祠之，其名曰托德模。(見葛通古斯《社會學》)……野人天性闊誕，其語言又簡寡，見虛墓間穴宅動物，則眩以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蝙蝠，亞拉伯人信海麻。海麻者，梟一種也。皆因其翔舞墓地，以為祖父神靈所託。其有稱號名謚，各從其性行者。若加倫民族，常舉鷺、虎、狼、鹿自名；……植物亦然。加倫民族，常以絮名其婦人，亞拉畫科民族，常以淡巴菰名，久亦為祖。剖哀柏落人，有淡巴菰、蘆葦二族，謂其自二卉生也。其近而鄰中夏者，蒙古、滿洲，推本其祖，一自以為狼、鹿，一自以為朱果，籍其寵神久矣。中國雖文明，古者母系未廢，契之子姓自玄鳥名，禹之娰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為祖，亦就草味之緒風也。夏後興，母系始絕……」他闡述圖騰理論並用它闡釋中國古代的帝王感生神話。儘管他目的是「芟夷其偽者，而本氏可睹也」，但他科學的神話見解以及在中國神話學史上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他運用神話資料來證史。他援引了世界上好些民族的神話來證明漢族古代存在過母系制度；引用伏羲、神農、黃帝的神話傳說，與加爾特亞人的傳說、歷史相比較，論證「中國種姓之出加爾特亞者」；運用《穆天子傳》、《山海經》中對於西王母的記載，論述所謂西王母即 「西膜」；從中外神話文獻記載出發，闡述西王母的外形。他這種利用神話材料證史的方法，是一種學術態度上的解放，對中國後世歷史學、神話學研究有極大影響。

他認為民間文學是民眾的一種輿論方式以及獲得知識的渠道。首先他引述了民眾通過歌謠、戲劇對包拯等前代廉吏的記憶以及世代傳頌，「……宋之包拯、明之況鍾、近代之施閏章，稍能慎守法律，為民理冤，則傳之歌謠，著之戲劇，名聲吟口，逾於日月，雖婦孺皆知敬禮者。豈非人心所尚，歷五千歲而不變耶?」其次認為古之小說具有上說下教的功能。《諸子學說略》文中說：「周、秦、兩漢之小說，似與近世不同……。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說，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上說下教，強聒不舍。(見《莊子·天下篇》)蓋有志於社會道德者。所列黃老諸家，宜亦同此。」最後高度評價《笑林》。他認為「街談巷議，所以有益於民俗也。《笑林》以後，此指漸衰，非芻蕘之議矣!」指出《笑林》對於社會民風所產生的輿論意義，從中可知民眾的生活，同時對於上層社會也是一個借鑒。另外認為民間文學是民眾獲得知識，特別是歷史知識，增強民族意識的主要渠道。在為黃小配的小說《洪秀全演義》所作序言中，表明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演事者，則小說家之能事。根據舊史，觀其會通，察其情偽，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談巷議，亦使田家婦子知有秦漢至今帝王將相之業。不然，則中夏齊民之不知故國，將與印度同列。」「近時始有搜集故事，為《太平天國戰史》者，文辭駿驟，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細人所識。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豬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為之宣昭令聞。次郎(按指黃小配)為此，其遺事即得之故老，文亦適俗。自茲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當與尊念岳、葛二公相等。昔有人言，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復有洪王作也!」

他強調民間文學的社會作用和意義。他一改古奧的文風，用通俗淺白的語言和俗語創作了《逐滿歌》和《革命歌》，前者簡要敘述了滿洲的歷史、滿族統治中國殘殺漢族的各種政策等；後者則唱出滿洲統治者的殘暴以及民眾生活困苦，號召民眾起而反抗，報仇雪恥。這兩首歌謠與當時革命的進步思想一致，符合歷史潮流，並且迅速被普通民眾接受，在口頭上進行傳播，很快成為革命陣營中有感染力的作品。同時他積極宣傳鄒容的著作《革命軍》，特別喜歡其文辭淺露，認為「感恆民當如是」，並且為該書作序，強調該書的目的就是「欲以立懦夫，定民志」，將其稱為「一本全國人民必讀的教科書，讀者會從中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育」，以致鄒容犧牲後，「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餘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以履資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為光復道原。」

他對民間文學的研究不能用現行的學術概念框定，而是要從當時特殊的歷史境遇出發。當時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民間文學尚未出現，他的研究具有多學科交叉的特點，而沒有整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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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

民間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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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對民間文學的研究零碎、駁雜，但其中有一個核心理念，那就是民族主義。

他對民間文學的研究，按照目的可以分為：(1)文學進化論。把社會進化思想運用到文學，認為文學形式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2)辨章種族。他對圖騰、神話、種族的研究，僅僅是為了突出漢夷的界限，這些前面已經論述，在此就不再贅述。(3)漢族優越論。他認為「性有文獷而戎夏殊」、「化有早晚而部族殊」，企圖以種族的不同與文化的差別，論述漢民族與歐美人種一樣，屬於文化發達的人種，以此證明漢民族不應當受滿族統治。(4)激發民眾愛國熱情，反抗外族壓迫。他鼓勵運用民眾易懂的語言進行創作，並為黃小配的《洪秀全演義》作序，明確通俗文學、民眾文學在民間的意義和作用，特彆強調它的宣傳作用、民族意義，而且他自己也運用民間歌謠的形式創作，但他只是將其作為喚醒民眾民族意識、進行民族革命的一種形式和工具。《逐滿歌》在中國革命史上可以說是一篇光輝的文章，正如鍾敬文先生所說：「一般文化水平較低的市民和會黨、士兵等，恐怕更容易被接受，因而產生更大的政治效果。這篇革命歌謠，不但是革命家章太炎的光輝作品，也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文獻上一篇難得的通俗的、莊嚴的韻語檄文。」這是目前所能見到他利用民間文學形式創作的唯一作品，但是它並沒有被收錄到他的全集，由此可見，他本人沒有將其視作學術，而僅僅作為民族革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是為了達到革命目的之手段。

章太炎的民間文學研究雖然不成體系，也沒有明確的學科意識，但他以民族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民間文學理念符合當時的歷史境遇，同時也影響著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的學術研究。

章太炎紀念館

文章來源：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3期）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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