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活起來」≠靜態展品走向「死亡」

卡塞爾藝術協會2013年「你好，世界」展覽中的雕塑作品《地圖》

博物館在向觀眾傳遞信息的過程中湧現出大量新辭彙和象徵符號，這也從細微處體現了技術正在給文化機構帶來巨大的變革。

某個展覽標識牌上，可能會有一個二維碼，供觀眾掃描，以便獲取關於旁邊展品的更多詳細信息。

在2014年，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在麥迪遜大街的場館舉辦最後一場展覽「傑夫?昆斯回顧展」，在發放給青少年的宣傳手冊中夾著小紙條，上邊寫道「昆斯的作品，很適合你進行自拍哦！」

這種形式的宣傳語已經成為常態，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都隨身攜帶連著互聯網的「電腦」。博物館觀眾在參觀過程中可能會給他們的朋友發送文本信息、或撰寫工作郵件。關於某位藝術家的更多信息，他們會登陸谷歌搜索引擎進行搜索。他們會在博物館拍照，然後上傳到自己的臉譜網賬號上留作紀念。

因此，博物館需要迎合這些觀眾的需求，這一點不足為奇；與此同時，博物館試圖掌握在線交流這一領域的機構權威以及內容。

其中一個例子是 「在博物館自拍」日，這是一個每年一度的網路活動，始於2014年，當時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場關於博物館和社交媒體的研討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拍照政策。

允許觀眾在展廳內使用智能手機，這種趨勢無法阻擋，而博物館也試圖藉助於智能手機來增強自身的吸引力。

與乾淨的白盒子不同，互聯網雜亂無章。 #artsed平台上有關於參觀和教育學的嚴肅討論，而#emojiarthistory平台上則發布更加膚淺的討論。問題不在於博物館是否需要參與到這些觀點的交流之中，而在於博物館如何參與。我們能否允許策展研究人員在#askacurator（向策展研究員提問）日，發布內容不太嚴謹的推特消息？博物館是否會邀請觀眾在一幅帕爾米賈尼諾創作的繪畫前玩捕獲「口袋妖怪」的遊戲呢？

觀眾的體驗，不再取決於展廳內高級的基礎設施，而更多取決於觀眾自己所帶的移動設備。移動設備也給觀眾的態度和行為帶來巨大的變化。有些藝術機構已經引入數字化信息互動站和觸摸屏設備，而絕大多數機構不會安裝昂貴的硬體設備，因為每隔幾年它們就需要更新。如今那些展廳內規模最為宏大的數字化介入措施，也只是臨時性的。

在2015年夏季，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推出《回歸》——這是一個互動式裝置，由里德?法林頓創作，旨在紀念圖裡奧?隆巴爾多(Tullio Lombardo)的著名雕塑《亞當》（創作時間：1490-1495）已經修復如初。這尊大理石雕塑在2002年的一起事故中摔成碎片，經過長達12年的修復工作得以重新展出。在這尊復原的雕塑旁邊，放置了一個展示屏，《回歸》的重點內容就是雕塑原大小的數字影像。在幕後有一位表演者，而三維數字版的《亞當》與這位表演者的動作同步，它看起來就好像在與講解員和觀眾進行互動。該館推出這個數字版的《亞當》，旨在吸引更多的觀眾來關注保管員所開展的工作（而這通常不為人們所熟知），同時也為了吸引觀眾來欣賞該館豐富的歷史收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丹鐸神廟，曾採用彩色的激光照明。這些技術措施的應用都旨在吸引更多觀眾。

數字媒體也帶來許多持久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博物館觀眾無法看到的。

在博物館辦公室的設置方面，正在發生某些巨大的組織結構變革。為了融合現有各個部門之間使用數字媒體的戰略和方法，機構開始設置新的工作崗位。在過去的4年中，幾乎三分之一的美國大型藝術博物館都設有「數字總監 (Digital Director)」的職位。而擔任該職務的人員擁有不同的知識背景——從學術領域到傳播領域到信息技術領域，而且這個職位的名稱也有多種說法（例如：「博物館數字戰略主管」、「數字體驗副主管」、「數字適應主管」）。但重點在於，這些人員無需向傳播和市場部的主管彙報工作（在許多尚未設置更高職位的機構中，比如僅設置了「數字經理」，那麼要向傳播和市場部的主管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博物館的高級領導層彙報工作。

葆拉?安東內利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設計主管，儘管她不是一位數字總監，但由她牽頭負責將數字化技術融入到各個研究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她曾針對自己舉辦的展覽製作相關的網站。

如今，某些最具創新性的數字化工程試圖給博物館官網的首頁帶來變革，使其功能不再局限於廣告宣傳或信息指南。

沃克藝術中心的官網網頁

例如，位於明尼阿波里斯市的沃克藝術中心的官網，不僅有藝術家專欄，還有藝術史研究、以及來自於其他來源的文化新聞精選。同樣地，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開放空間博客」不僅提供關於博物館內的展覽信息，還關注當地和全國藝術界的批判性討論,它還是一個多媒體藝術品的展示平台。許多機構還發起了一些大型項目，在線發布藏品的數據和數字化的藝術品，以及博物館的檔案資料。

將數字化創新延伸至市場營銷之外的領域，為創意工作和學術研究帶來新的發展空間，有利於促進機構的開放。但是，受商業實踐的影響，過去的幾十年來，博物館市場營銷和籌資部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如今，策展研究人員需要分析展覽的觀眾都是誰、以及這些觀眾如何與展覽進行互動，而這些分析結果會將無形的管理壓力化為增加參觀人數的建議。為了從非營利基金會獲取開展宏大項目所需的資金，博物館需要使用基金會所能理解的語言定義自身的使命，而這些基金會背後的資助者都是一些鼓搗數字的科技企業。

谷歌文化研究院（Google Cultural Institute）是美國矽谷大型集團Alphabet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如今它處於將博物館數字化的最前沿。藉助於谷歌街景技術，谷歌文化研究院針對博物館展廳製作360度的全景圖像。只要能夠上網，任何用戶都可以模擬許多知名博物館的參觀體驗，例如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宏偉展廳、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北歐文藝復興藏品、以及巴基斯坦哈拉帕市的考古博物館展廳。谷歌藝術項目是谷歌文化研究院內負責與博物館打交道的分支部門，許多大型機構都參與了谷歌藝術項目。而那些受版權保護的繪畫和雕塑，會進行模糊化處理，正如谷歌萬斯（Google vans）拍攝的街景照片中出現的行人面孔也會進行模糊化處理，這也反映出谷歌所能夠提供的信息存取的邊界許可權。

然而，谷歌文化研究院提供的觀賞體驗，在某些方面甚至遠遠超過展廳中的真實體驗。所謂的超高畫質像素——即能夠拍攝一幅繪畫的極其高清的圖像，讓觀眾能夠「看得更深入」，谷歌的首席工程師阿米特?蘇德在2011年的一場TED演講中談到該觀點。古代大師創作的風景畫，經過拍攝，能夠製成高達100億像素的圖像，因此觀眾可以放大任何局部，從而研究其中的細節，這些細節肉眼是無法觀察到的。彼得?勃魯蓋爾（荷蘭畫家）的作品具有深度和複雜性，因此谷歌經常使用他的作品來說明這類或其他影像技術的無限可能性。通過與比利時的皇家美術博物館合作，谷歌文化研究院最近針對佛蘭德藝術家的傑作推齣動畫式的、虛擬現實的數字版。智能手機上的一個視頻播放器，通過與谷歌的虛擬現實查看器「紙板」兼容，就能夠讓觀眾置身於一個動態的、沉浸式的環境中來欣賞《叛逆天使的墮落》（1562年），即其中的正義天使與叛逆天使之間廝殺與搏鬥的動態景象。

讓觀賞一件藝術品的體驗變得更加豐富，與從根本上改變觀賞一件藝術品的體驗，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是什麼？看到一幅450年前創作的繪畫或500年前創作的一尊雕塑（例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亞當》）以動態的景象呈現出來，這令人感到興奮。

但是，當博物館與它們的合作夥伴通過先進的技術讓這些藝術品「活起來」的時候，這是否意味著博物館實體展廳內擺放的靜態藝術品已經「走向死亡」？

在1999年，博物館史學家卡斯滕?舒伯特預言：「我們生活中越來越多的方面都在走向虛擬化，與此同時，我們對博物館展品的熱愛之情或許也會相應地加深」。

但是，許多「死亡的（毫無生氣的）」藝術品，經過技術處理，製作出來動畫效果的形式，越來越受人們的歡迎，這表明舒伯特的論斷讓人難以認同。博物館滿足於移動的、靈活的媒體的需求，而靜態展品的價值似乎在下降。

博物館希望藉助於數字化方式來豐富和充實觀眾的觀展體驗，但面臨重大的挑戰。最大的挑戰是建造和維持必要基礎設施的成本費用。儘管打造一場有影響力的社交媒體宣傳費用相對較低，但是製作十億像素的圖像卻非常昂貴。現在絕大多數的博物館都在削減人員，並努力籌集資金，因此如果將大量資金投入到藏品的數字化領域，那麼將被視為一種奢侈；當博物館的實體建築需要修繕之際，如果將資金投入到擴大虛擬參觀的可及性領域，這也是不明智的。但是，新的技術能夠幫助吸引更多的觀眾，也能夠吸引更多潛在的捐贈者，從而形成一個觀眾參與和資金支持的良性循環。至少我們希望如此。

從這個意義上講，博物館技術方面的興起，與當今博物館建設的蓬勃發展相契合。

批評家本?戴維斯在最近《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寫道：「那些已經陷入財政危機的機構，卻把資金投入到建設更加昂貴的設施之中。顯而易見，與籌集博物館現有設施所需的維修資金相比，為一些花哨而新奇的事物籌集資金則更加容易……所以說，博物館處於發展之中嗎？答案是肯定的。但這是可持續性的發展嗎？答案是否定的。」

應用程序、虛擬現實展示、觸摸屏設備都可以被視為「花哨而新奇的事物」，還有著名設計師設計的漂亮的新側翼建築。資金充足的機構（比如「布隆伯格慈善基金會」）積極支持此類數字化項目，它們與世界各地、規模各異的文化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它們所打的旗號是「技術讓人們更容易接觸到藝術」。

但是，當私人企業蜂擁而至，搶著給公共博物館提供數字化服務的時候，它們必須要小心謹慎。現在，谷歌可以給全球用戶分享高清圖像，但是這些珍貴的數據最終是在服務商的手中。大英博物館過去曾致力於開發自主技術，將其展廳以在線形式展示出來，但是在2015年終止了該項目，並指出其成本高昂，然後將數據轉讓給了谷歌。許多繪畫收藏於依靠納稅人資助的公共信託機構之中，而如果將這些繪畫的數字圖像歸屬於私有化的企業，這意味著什麼呢？這一領域的版權法尚不明確，而且那些與博物館合作的私有化企業也無法得知它們的投資將來會有多大的回報。

與博物館建造相比，數字媒體帶來的影響不容易被人們所看到，但可以說數字媒體有著更大的影響。博物館不僅只是分享它們已有的數據，它們還在生產新的類型的數據。手機應用程序（例如達拉斯藝術博物館推出的一款應用程序），不僅以虛擬形式讓觀眾欣賞到博物館的藏品以及關於展覽的更多文本內容，而且還能夠追蹤用戶在展廳內的移動位置，並且記錄用戶個人喜好的展品。如今，博物館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展品的保管者，也是數據的保管者。如果說保存藝術品的宗旨在於服務公眾——即讓未來的藝術家、學生和探求者從藝術品中尋找靈感或慰藉，那麼管理和維護藏品資料庫的宗旨似乎少了些許浪漫色彩。博物館的數字化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博物館的服務對象是誰、以及博物館的宗旨是什麼。

湖南省博物館編譯

原標題：《博物館數字化的思考》

陳雙雙 譯自《美國藝術》雜誌，2016年10月刊

編輯：大橙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