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境內的波斯人及其活動

有唐一代，中西交通大開，國力強盛，加之統治者銳意經營西域，大量的西域胡人循著陸海絲綢之路來到中國，這其中包括波斯人、粟特人、吐火羅人及西域諸國人等。隨著絲綢之路考古的新發現，學界更多地將目光投向了活躍在中古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波斯人的入華活動因史料的缺載，關注較少。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兩大文明的中心，中國文明和波斯文明有著較早的淵源關係，至少在西漢時期，西亞的帕提亞王朝（Pathian Empire, 即漢文史籍中的安息王朝）就和漢王朝有了通使往來及經濟文化交流，其後薩珊波斯王朝興起後，更是與東方中國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往來，其中北魏、隋唐時期都是雙方交往的密切時期。而波斯人真正的入華活動，則是在有唐一代達到了高潮，因而通過對唐代入華波斯人及其活動的探討，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絲綢之路兩大文明本源，即中國與波斯之間的交流，以及波斯人的入華活動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等。

關於這個問題，榮新江、張廣達等先生對此有過較為細緻的探討與研究，[1]但仍有要補充與討論之處，本文即在前輩學者研究基礎，爬梳整理相關資料，嘗試勾勒出這一時期入華波斯人的分布及活動情況。

一、 隋唐與薩珊波斯的交往及波斯人入華活動

公元224年，薩珊王朝的建立者阿爾達西爾一世(Ardashir I)殺死了帕提亞（安息）王阿爾達汪五世(Ardavan V)，攻佔了其首都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達東南），建立了歷史上著名的波斯薩珊王朝，此後直到公元651年波斯末代主伊嗣俟被大食所滅，薩珊王朝從此滅亡為止，這個王朝存在了四個多世紀，時間上也相當於中國的魏晉南北朝至唐初時期。在這段時期波斯帝國與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聯繫和交往，有不少波斯人循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

約在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北魏使者韓羊皮出使波斯，[2]中國和西亞自兩漢以來在中斷很長一段時間之後開始有了直接交往，此後直到西魏廢帝二年（553），波斯使者到訪西魏都城長安為止，[3]波斯和北魏、西魏、南朝梁等都有通使往來，其中和北魏的通使就有近十次，和梁朝通使約有三次。[4]現存南京博物院梁元帝蕭繹所繪的《職貢圖》宋摹本中就有波斯使者的形象及相關題記。[5]當時所謂的交流盛況正如《洛陽伽藍記》所載「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6] 雖然指的是北魏情形，但也說明南北朝時期西亞與中國交往的頻繁。

隋朝建立後，統一南北。隋煬帝即位（605）時，海內晏平，國富民殷，加之煬帝本人是一個好大喜功的帝王，積極從事疆土的開拓，又開始了對西域經營。煬帝即位初，即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域及中西亞諸國，「至罽賓（今克什米爾）得碼碯杯；王舍城（今印度比哈爾西南之拉傑吉爾）得佛經；史國（今烏茲別克之沙赫里夏勃茲）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7]至安國「得五色鹽而返」。[8]除此之外，煬帝時，又曾遣使出使波斯，如《隋書·西域傳》載：波斯王庫薩和時期「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9]有學者認為李昱有可能是同韋節等一起出使的，這個使團在途中分為兩路，一路以韋節為中心南下印度，另一路以李昱為中心赴伊朗地區。[10]這裡提到的波斯王庫薩和，當即波斯國王庫斯老二世（Chosrau Ⅱ），李昱出使的目的應與韋節等相同。總之，李昱還是順利到了波斯，波斯亦派使者隨李昱前來貢方物,雙方的政治交往又重新建立。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煬帝大業年間（605—618）「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州縣，疲於迎送」。[11]當時來朝貢貿易者達三十餘國，隋專門設「西域校尉以應接之」，[12]這其中應有韋節、李昱等出使宣揚國威及進行貿易原因。當時的來隋朝貢貿易的包括西亞的波斯，還有屬於波斯地區的烏那曷（今阿富汗北境馬扎里沙里夫以西之巴爾赫Balkh）、穆國（即木鹿地區，今土庫曼馬雷Mary）等。

這種情況持續時間並不長，因煬帝暴政，幾年後天下大亂，隋也就滅亡了，經營西域的事業也如曇花一現，這種情形至唐才有所改觀。

唐朝初年，波斯薩珊王朝已日益衰敗。在唐高宗滅西突厥，統一西域，並在蔥嶺東西設置羈縻府州之時，西邊大食（阿拉伯）開始了向東擴張的步伐，其很快就將觸角伸向了日漸衰落的波斯薩珊王朝。公元632年，波斯末代主伊嗣俟（Yazagard III）繼位，隨後就受到來自大食的攻擊，公元651，伊嗣俟被大食擊敗，逃到吐火羅境內的木祿（木鹿）城，很快被殺，薩珊帝國滅亡。

據《新唐書·西域傳》雲波斯末代王伊嗣俟「為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羅以免，遣使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會大食解而去，吐火羅以兵納之。龍朔初又訴為大食所侵，是時天子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為都督。俄而為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13]波斯為大食所滅後，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王子曾避難吐火羅，並遣使於唐告難，但高宗以路遠沒有答應出兵。高宗龍朔初年（661）又遣使告難，此時正值高宗遣使在西域一帶建立羈縻府州時期，當時高宗派遣王名遠到吐火羅地區設置羈縻府州，其後以疾陵城（今伊朗卑路支-錫斯坦省東北）為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為都督，但沒過幾年，波斯很快就被大食吞併。高宗咸亨年間（670—674）卑路斯等避難前來長安，授右武衛將軍，後客死長安。高宗調露元年（679），其子泥涅師師（Narses）在唐軍護送下歸國復辟，沒有成功，寄寓吐火羅二十餘年。中宗景龍二年（708），又返回長安，授左威衛將軍，後也客死中土。[14]

從某些方面來說，自北魏以來，就應有不少波斯人來到中國，以洛陽為集中，這其中既有使節，也應有不少隨時節而來的波斯商胡。隋煬帝招募西域，也有不少使節商人等東來，而波斯人真正的入華活動則在有唐一代達到高潮。波斯的使節自太宗貞觀年間始就數次遣使朝貢，高宗時期雖然國滅，但遣使活動仍然進行，大概有七次之多，玄宗時期更是達到高峰，史載約有16此之多，一直至代宗時期大曆，遣使活動才中止。[15]所謂自高宗時期開始及以後的波斯遣使活動應是波斯余部及後裔等進行的，但仍以波斯的名義進行。隨著波斯使節大量來到中國，有很多人即長留不返，定居中國；此外隨著使節而來的波斯商胡等亦有不少，其中有些本身應該是商胡冒貢使之名而來，他們也將足跡印在中國大地。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隨卑路斯父子而來的波斯王室後裔，人數不會少，多寄寓中土。如高宗儀鳳二年（677），卑路斯請求在長安醴泉坊設波斯寺，[16] 在其周圍應有一大批波斯皇族或貴族後裔。此後陸續又有不少波斯人來長安，這些人中除使節、官員外，還有不少宗教僧侶及商人等，這顯然與唐代海陸交通的發展及國力強盛、社會開放等有很大關係。

二、唐朝境內的波斯人及其活動

唐朝境內的波斯人，除卻一部分可能是自北朝時期來華的波斯人及其後裔，大部分應是隋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及中西亞政治形勢的變化而來到中國。他們的活動範圍，陸路方面多在絲路沿線，以兩京地區為集中；海陸方面則主要集中東南沿海的廣州、揚州等地。下面我們按地域來論述。

兩京地區：這是波斯上層人物最集中的地方，尤以長安為主，這其中就包括波斯薩珊王族後裔們。例如：

薩珊波斯王子卑路斯及其子泥涅師師等：波斯為大食所滅後，王子（波斯末代主伊嗣俟之子）卑路斯於咸亨年間（670—674）避難前來長安，授右武衛將軍，後客死長安。其子泥涅師師在唐軍護送下歸國復辟，沒有成功，寄寓吐火羅二十餘年。中宗景龍二年（708），又返回長安，授左威衛將軍，後也客死中土。隨卑路斯父子而來的波斯王室後裔，人數不會少，多寄寓中土。如儀鳳二年（677），卑路斯請求在長安醴泉坊設波斯寺，此波斯寺一般認為是景教寺院，[17]說明其周圍有一批波斯景教徒。其間或其後陸續又有波斯人來長安，如南昧，乾陵石人像右二碑第三人的銜名為「波斯大首領南昧」，陳國燦先生認為其可能是與卑路斯同來長安的波斯大首領。[18]

穆沙諾：波斯首領。《冊府元龜》卷975載：開元十三年（727）七月及十八年（732）十一月，波斯首領穆沙諾兩次來朝，「授折衝，留宿衛」，[19]未註明要「放還蕃」，說明其在長安任職，開元年間到來的波斯首領應該不是來自波斯本土，從穆姓來看，應該是與原波斯東境的末祿國（即木鹿地區）有關。

蘇諒及其妻馬氏：1955年冬，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配合基建中，於西安西郊約2公里的土門村附近發現一方《唐蘇諒妻馬氏墓誌》志石。志石上半刻有一種波斯文字，橫書六行；下半為漢文，直書七行。漢文志文為「左神策軍散兵馬使蘇諒妻馬氏已巳生，年廿六，於咸通十五年（874）甲午二月辛卯建二十八日丁巳申時身之故記」。 墓誌外國文字部由當時日本京都大學伊藤義教博士作了研究，伊藤博士確立志石外國文字部分為中古波斯語之巴列維文，劉迎勝先生對伊藤氏譯文中拉丁轉寫的若干錯誤進行重新認讀，加上外國學者研究校正的拉丁轉寫錄出，其志文翻譯如下：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蘇諒（家族）之左神策騎兵之長的女兒馬昔師（Masis），於已故伊嗣俟（Yazakart）240年，及唐朝之260、常勝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陽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於廿六（歲）死去。（願）其（往）地與阿胡拉·馬茲達及天使們同在極美好的天堂里祝福。[20]阿胡拉·瑪茲達為祆教之主神，志文說明蘇諒及其妻馬氏均為祆教徒，且都是波斯人，在其去世之時，仍使用波斯紀年。祆教本很早便流行於波斯及中亞一帶，曾被薩珊朝立為國教，7世紀中葉，大食滅波斯，許多祆教徒東移，唐時長安、洛陽等地，都有他們的祠宇，並置有薩寶府這一管理祆教的機構。武宗會昌五年（845）毀佛運動，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外來宗教亦受禁止。武宗死後，禁止才解除。此碑立於咸通十五年（874），正是祆教在會昌被禁後復盛的時代，蘇諒及其妻馬氏這時期仍舊堅持其祆教信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蘇諒妻馬氏死時為年代距大食滅波斯（651）已200餘年，但其西部仍與唐保持友好關係，開元、天寶間繼續有使者來華。在長安的波斯人仍繼續使用波斯文字，信仰波斯國教。

李素及其家族：1980年，西安西北國棉四廠職工子弟學校操場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誌。《李素墓誌》志文雲「公諱素，字文貞，西國波斯人也……公本國王之甥也……祖益初，天寶中，銜自君命，來通國好，承我帝澤，納充質子，止衛中國，列在戎行。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武衛將軍賜紫金魚袋，特賜姓李，封隴西郡，因以得姓也。父志，皇任朝散大夫守廣州別駕上柱國，公即別駕之長子也……（公）得裨灶之天文，究巫咸之藝業。握算樞密，審量權衡，四時不愆，二儀無忒。大曆中，特奉詔旨，追赴闕庭……三年在內，累授恩榮，蒙敕賜妻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兼賜庄宅、店鋪，遂放還私第，與夫人同歸於宅……四朝供奉，五十餘年，退食自公，恪勤無替。夫人有子三人，女一人，長子及女早歲淪亡。至貞元六年（790），不幸夫人傾逝。仲子景侁。朝請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守河中散兵馬使；季子景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晉州防禦押衙……以貞元八年（792），禮聘卑失氏（突厥族），帝封為隴西郡夫人。有子四人，女二人，長子景亮，襲先君之藝業，能博學而攻文，身沒之後，此乃繼體；次子景弘，朝議郎試韓王府司馬；少子景文，前太廟齋郎；功子景度，前豐陵挽郎……公往日曆司天監，轉汾、晉二州長史，出入丹墀，棲翔鳳館……時元和十二年（817）歲次丁酋十二月十七日終於靜恭里也，享年七十有四……今於萬年縣滻川鄉尚博村觀台里，用置塋壟，時元和十四年（819）已亥歲五月戊寅朔十七日甲午遷葬於此……」。榮新江先生對此墓誌做過深入研究。從志文上看，李素祖父益初，自天寶年間（742—756）奉波斯王命，來唐出使，因納質子，宿衛長安。事實上，天寶時波斯已是阿拉伯帝國一個省份，不可能有自立的國王遣使入唐，且按唐代制度，都是蕃王之子在唐為質。故李素不應是國王外甥，而應是國王之胤。從其祖、父兩代的漢化姓名來看，李素家族應該很早的時期就來到中國。從唐初以來，唐朝就把大量外國質子和滯留不歸的使臣隸屬於中央十六衛大將，宿衛京師，李益初，大概就屬於這類波斯人。[21]李素自幼隨父在廣州生活，大曆中，因對天文星曆之學的專長而被徵召入京，任職於司天監，前後共50餘年，經歷代、德、順、四朝，最終以司天監兼晉州長史翰林待詔身份，卒於元和十二年（817）。其諸子在長安及附近關內道和河東道任職，有的甚至成為鄉貢明經。[22]

景教僧及烈等：前述李素家族就是來自波斯的景教徒。榮新江先生根據李素字「文貞」，在《景教碑》側敘利亞文和漢文對照的僧侶名單中找到了「Luka/文貞」，同時聯繫李素的六個兒子的名字中都有一個「景」字，判定這是一個來自波斯的景教家族。[23]除此之外，長安斯景教僧還有不少，有一些是跟隨波斯末代王子來華的波斯貴族，還有一些是其後入華但身份不明者。如開元二十年（732）波斯王「遣首領潘那密與大僧及烈朝貢」，[24]榮新江先生認為這裡提到的大德僧及烈，以及建立的《景教碑》的景凈和列名其上的許多景士，實際都是波斯人，說明長安的景教一直都是有波斯的教士維持著。[25]

洛陽波斯王族後裔：二十世紀初洛陽出土有波斯人《阿羅憾墓誌》。據志文載，阿羅憾為「波斯國人也。顯慶年中，高宗天黃大帝以功績有稱，名聞（西域），出使招至來此，即授將軍北門[右領使]，侍衛驅馳。又充拂菻國諸蕃招慰大使，並於拂菻西界立碑」。[26]據學者研究阿羅憾是薩珊波斯王朝的王族，也可能是前波斯王庫薩和的孫子，比波斯末代主伊嗣俟晚不了幾年，公元651年伊嗣俟被殺，其子卑路斯逃亡吐火羅，阿羅憾當時大概隨卑路斯一起活動，因其在西域威望，被高宗遣使召至長安，授將軍北門右領使等，[27]顯慶四年（659），被唐充拂林諸蕃詔尉大使，並於拂林西界立碑。鑒於此時波斯大部分已被大食佔據，斷不能逾波斯而西，此拂菻西界，應指吐火羅地區。有學者指出阿羅憾出使拂菻（這裡指吐火羅）與王名遠在吐火羅立碑，實為同一歷史事件，所謂拂菻諸蕃，其實就是吐火羅諸蕃，阿羅憾實際上就是吐火羅諸蕃招慰大使，[28]筆者同意這個看法。由墓志銘文可以看出，阿羅憾這次招慰是成功的，「諸國肅清，於今無事。豈不由將軍善導者，為功之大矣」。前述王名遠在顯慶龍朔年間出使冊封活動中，對於吐火羅的一些府州的冊封，有些大概是由阿羅憾來完成的。阿羅憾應是在完成任務後，和王名遠返回唐朝復命。據墓誌可知，武則天延載元年（694），阿羅憾還曾為武則天造立天樞出資出力。後因功被封為為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睿宗景雲元年（710）以九十五歲高齡卒於洛陽私第。

除此之外，兩京地區亦活躍有不少波斯大賈。如波斯商人李蘇沙：《舊唐書》記載穆宗長慶四年（824），有「波斯大商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29]其李姓應為後來所改之姓，李蘇沙大概是宮廷御用商人，從其進貢「沉香亭子材」，可知其經商規模不小。《樂府雜錄》亦中記載有康老子，本「為長安富家子」，因家產盪盡，遇一老嫗持一舊錦褥賣，康以米一千換來，後碰一波斯人，見褥大驚，雲此乃冰蠶絲所織，酷暑時放於坐上，可致一室清涼，於是波斯人酬康千萬，將其買去。[30]雖然此處所載多為野史，但多少也反映出波斯胡人的經商與鑒寶能力。

另外在西域商人最集中的長安西市還有波斯邸，《太平廣記·杜子春》條云：「杜子春，蓋周隋間人……方冬，衣破腹空，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嘆？春言其心……老人曰：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31]波斯邸大概是波斯人經營的邸店，或是停駐波斯等商胡的地方。東市的胡人店肆也有不少，如畢羅肆及買胡琴者，大概就是由西域或中亞的胡人來經營，這其中亦有由波斯人經營的店鋪。如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渟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奶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效此，由是致富」。[32]所謂停波斯，大概是停駐波斯之意。說明唐長安東西兩市皆有波斯胡人經營的店肆，而且頗有聲望，往往成為地標性建築。

西南地區：有唐一代，巴蜀地區也是西域胡人活躍之地。南北朝隋唐時期，自西域通商入蜀的胡人是不少的，如何妥家族。據《隋書·何妥傳》載：「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陳寅恪先生認為「西城」是「西域」之誤。[33]何妥父為細胡，[34]可以推知何妥家族應為來自中亞昭武九姓的何國人，蕭梁時自西域入蜀經商，家於郫縣，因事梁武陵王紀，主持商業貿易，因此成為西州大賈。這個家族至隋時還見於記載。《隋書·何稠傳》載：「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兄之子也……稠性偏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至長安……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帛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即成，逾所獻者，上甚悅。」[35]善織波斯錦的何妥家族雖然在隋朝時遷至長安，但肯定有不少西域商胡仍留在蜀地活動，這其中也應包括有不少波斯胡人。

雖然關於唐代巴蜀地區波斯人記載較少，但晚唐五代的一些材料仍可以看出波斯人在蜀地的活動軌跡，尤其是晚唐及前蜀、後蜀時期，有一些波斯人後裔活動於此。比較著名的有李珣家族，清彭遵泗《蜀故》載：「梓州李珣有詩名，其先波斯人，事蜀主衍，妹為衍昭儀，亦能詞，有『鴛鴦瓦上忽然聲』句。珣秀才預賓貢，國亡不仕，有感慨之音」。[36]又北宋黃休復《茅亭客話》亦載：「李四郎，名玹，字廷儀，其先波斯人也，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玹舉止文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葯為業，善弈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為務。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唯道書葯囊而已。」[37]可知李珣家族在前蜀地位不低，李珣為蜀主王衍賓貢，其妹為王衍昭儀，二人均有詩名，善詞藻。其弟李玹仍延續六朝隋唐波斯人往來經商的傳統，以販香葯為業，但文學藝術修養很高。這裡的李珣家族應為唐末隨僖宗入蜀而後客居梓州（今四川三台）的波斯人，其家族先與唐朝關係密切，客居蜀地後繼而與前蜀王室關係密切。[38]

除此之外，在五代十國時期的前、後蜀、南平政權內，也有一些關於巴蜀地區著籍的波斯人的活動記載。如宋路振《九國志》載：「（石）處溫，萬州人，本波斯之種，任前蜀為利州司馬。同光中（923—926），知祥入蜀，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率義兵同收峽路」。[39]據此可知石處溫為波斯人後裔，在前、後蜀都為官。另《宋高僧傳》載：「巴東……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醫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穆士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40]此穆昭嗣，顯為波斯人後裔，也是以醫術而聞名，與南平王高從誨關係密切，不過從南平王令其去道從儒之事來看，其漢化很深，其祖上至少是隋唐時期來華之波斯人。穆昭嗣善醫術之事在筆記小說中亦有反映。《太平廣記》載：乾寧初「秭歸郡草聖僧懷浚者，不知何處人。唐乾寧初到彼，知來藏往，皆有神驗……波斯穆昭嗣幼好葯術，隨其父謁之，乃畫一道士乘雲把胡盧，書云：『指揮使高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藥有效，南平王高從誨與巾裹，攝府衙推。」[41]可見穆昭嗣其人在晚唐五代時期以醫術而聞名天下。

總之，晚唐及五代十國政權範圍內也存在著一部分波斯人、粟特人的後裔，他們多是由唐末遷來，也有一些著籍者，以巴蜀地區為多。其中中亞粟特人後裔多入仕於十國政權，波斯人後裔則更多以經商等為業，從事香葯貿易與醫藥醫術等方面的活動。儘管史籍缺載，但仍可看出中西亞胡人活動範圍之廣，至五代時期亦不例外。

東南沿海地區：隨著唐代海上交通的暢通及經濟的發展，在江南等地也聚集不少胡商，主要以揚州、廣州為集中。杜甫有詩云：「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42]可知揚州一帶是當時商胡通商之地。據《舊唐書·田神功傳》載：「（田神功）尋為鄧景山所引，至揚州，大略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遍，胡商波斯被殺者數千人」。[43]可知揚州一帶確實聚集不少商胡，從「胡商波斯被殺者數千人」可知，這些商胡中應有不少波斯人。2015年揚州博物館徵集到一方唐代波斯人的墓誌，該墓誌據說是2004年在揚州古運河畔南宋普哈丁墓園南側發現的。據墓誌載：「府君世欽穎士。府君父名羅呼祿，府君稱摩呼祿……望郡隴西，貫波斯國人也……舟航赴此，卜宅安居……於大和九年（835）二月十六日，歿於唐揚州江陽縣之私第，時七十有五矣」。[44]該墓碑是揚州發現唐代有姓名可考第一位波斯人。從墓主人父親及其本人所稱的「羅呼祿」、「摩呼祿」上看，其漢化並不深，但其使用漢文墓誌，碑額題為「李府君」，又謂「世欽穎士」，應是來華有兩代了，李府君當為改姓。至於其身份，既是「舟航赴此，卜宅安居」，也應是晚唐時期自海路來華的波斯商胡。墓主人本人名「摩呼祿」，志文中記載其夫人為穆氏，「摩」、「穆」相通，應是來自中亞木鹿一帶的波斯人，其婚姻仍屬胡姓之間的聯姻。摩呼祿家族應是晚唐時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來華的波斯人。

除此之外，此外在《太平廣記》中，也有不少關於揚州胡人識寶鑒寶的傳奇，如《李勉》條載：

「司徒李勉，開元初,作尉浚儀。秩滿，沿汴將游廣陵（今揚州）。行及睢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殆，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托仁蔭……』勉哀之，因命登艫，仍給饘粥。胡人極懷慚愧，因曰：『我本王貴種也，商販於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計必有求吾來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國內頃亡傳國寶珠，募能獲者，世家公相。吾衒其鑒而貪其位，因是去鄉而來尋。近已得之，將歸即富貴矣。其珠價當百萬，吾懼懷寶越鄉，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將死焉，感公恩義，敬以相奉。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絕。勉遂資其衣衾，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維揚，寓目旗亭，忽與群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勉即詢訪，果與逝者所述契會。勉即究問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雛號泣，發墓取而去」。[45]李勉故事反映了江南波斯人善藏寶識寶的背景。

《太平廣記》中亦記載揚州有波斯店，如「盧李二生」條記載：「乃與一拄杖曰：『將此于波斯店取錢』……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46]以上記載說明揚州是西域胡人聚集與貿易之地。有學者研究認為揚州作為中晚唐東南地區的重要城市，是一個聚集了包括粟特、波斯商人和普通移民在內的大量異國人士的國際貿易都會。[47]

廣州作為南中國海的重要口岸，亦是胡人聚集之地，自海路來華波斯人應該不會少。唐時自廣州經海路前往天竺取經的和尚義凈至廣州，曾「與波斯舶主期會南行」，[48]也就是從廣州搭波斯舶起程前往印度。開元天寶時期更多波斯人來華，據史載：當時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珍寶，積聚如山，舶深六七丈」。[49]可知當時廣州是前往南中國海及印度的重要港口，波斯舶的盛行，顯然與唐代中晚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波斯人更多地選擇海路來到中國有關。廣州亦有波斯邸，《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有崔煒者……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50]可知廣州亦是西胡聚居買賣之地。

以上僅是梳理了唐代波斯人及其活動的相關資料。可以看出，唐代波斯人，尤其是上層人士等的活動還是集中在兩京地區，尤以長安為集中，充分顯示了唐代長安作為國際大都會所產生的強大吸引力。這其中既有波斯皇族、貴族及官員，亦有波斯景教、祆教僧侶及廣大的商胡，波斯胡人經營的店肆已成為長安市場的地標及招牌，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沿海一帶則是在中晚唐時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而活躍起來的商人，這裡更多的一些泛海而來的波斯商胡們，他們人數之多，大概超過唐代自陸上絲綢之路而來的波斯胡人，且頗具氣候，在揚州、廣州都能看見特色的波斯店或波斯邸，其獨特文化及影響波及到後世。

三、波斯人及波斯文化對唐及以後社會的影響

由上文所言，唐代波斯人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兩京、巴蜀及東南沿海地區。其實有唐一代波斯人的活動範圍遠不止這些，只是相關情況缺載而已。唐代中西陸海交通發達，雙方的政治交往又比較密切，雖然地域遙遠，但雙方的人員往來及文化交流還是在持續進行。唐代絲路沿線其實也多能發現他們的影子，如河西敦煌是陸上交通的門戶，波斯人自西域東來，必要行徑此地。敦煌文書中出現有「波斯僧」字樣。如S. 1366《年代不明〔 980— 982年〕歸義軍衙內面油破用歷》，「廿六日，支納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51]此波斯僧，應是路過的波斯景教僧侶。此外張大千於1941年在莫高窟前沙中發現的《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告身》，提到了同甲授勛的263個人名及籍貫，其中有「波斯沙缽那二人」，據朱雷先生研究，此沙缽那二人或系避大食之侵逼而由陸路轉入安西四鎮轄境。因而應募充當鎮兵，並因征戍多年而獲得授勛。[52]

此外唐宋筆記小說中亦有一些關於波斯商人在陝西扶風、江西洪州（今南昌）等地的記載。如《太平廣記》記載「一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買方石得徑寸寶珠，於是隨船泛海而去」。[53]同書又載「洪州（今江西南昌），江淮之間一都會也……有一僧人……取一小瓶，大如合拳……有波斯胡人見之如其價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揚州，長史鄧景山知其事，以問胡。胡云：『瓶中是紫羜羯。人得之者，為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貨寶所能及也』」，[54]又有李灌者，「常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卧黑氈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酬其惠。』及死，氈有微光溢耀。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內胡口中。」[55]「臨川人岑氏，嘗游山。溪水中見二白石，大如蓮實，自相馳逐。捕而獲之……恆結於衣帶中。後至豫章（今江西南昌），有波斯胡人，邀而問之：『君有寶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萬為市，岑雖寶之而無用，得錢喜，即以與之」。[56]雖然筆記小說反映的故事多有虛構成分，但故事的發生地點則應是真實的。小說里提到的扶風、洪州（豫章）等地，既是交通路口，也是胡人的商貿之地。也許波斯胡人在這裡只是匆匆的過客，他們的目的地應該是長安、廣州、揚州等地，但這些零星的記載也反映出他們足跡的廣泛。

可以說，隨著敦煌吐魯番及文書及唐代墓誌大量出土，我們有了更多對於中亞粟特人的認識，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承擔者多是由他們進行，唐代的胡人其實也多是指代粟特人，因為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個中介民族，他們與東方的交往更為密切，他們的足跡也更多在出現在絲路沿線。但不能否認，作為絲路西端的文明大國，波斯人及其文化也隨著他們的足跡傳播至東方大地，不管是對唐代或是後世都產生深遠的影響，至少波斯人及其文化象徵更深入人心。

首先波斯人可以作為西域胡人的代表。雖然唐代來華西域胡人以粟特人（昭武九姓）為多，但在唐代文獻中我們並沒有找到很多關於九姓胡的記載，反倒是更多地看到「波斯寺」、「波斯邸」、「波斯胡人」等的記載。隨著高宗時期波斯流亡王子及其大批隨從來到中國，他們活動及唐朝給與的優養待遇本身給唐人留下深刻印象，高宗應卑路斯之請在醴泉坊設波斯寺更能反映了他們的地位之高。此外，在唐代的筆記小說中，波斯邸往往成為商貿場所的代稱或地標性建築，以致唐人約定長安西市見面地點，往往是候於「波斯邸」等。而波斯商胡則是唐代商貿要道及繁華的大都市中的商業形象的象徵，在沿海一帶尤其活躍與突出，以致至唐末五代宋初的文獻中還會提到波斯人等。南宋時期禪僧賾藏主持編撰《古尊宿語錄》，記載襄州洞山第二代初禪師語錄云：「崑崙渡海誇珍寶，波斯門下聘須多」，[57]蔡鴻生先生指出這裡說的崑崙乘舶渡海，攜珍寶到漢地兜售，猶如波斯胡多須，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58]五代末陶谷的《清異錄》記載南漢後主劉鋹之事「劉鋹昏縱，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艷」。[59]南宋庄綽在《雞肋篇》提到：「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家家以篾為門，人食檳榔，唾地如血。」[60]這裡提到的波斯婦已與唐代來華伊朗系波斯人有了很大區別，可能是指南海一帶的婦女，但波斯人的經商及泛海能力使得這個民族概念深入人心，以致唐及以後在內地及廣州等沿海一帶的西方異國人士都常常被冠以波斯之名。從這些方面來看，顯然波斯胡人已經成為唐代西域胡人的象徵及代表。

其次波斯人鑒寶能力及醫藥文化的廣泛影響。雖然唐代長安寄養著波斯流亡王子及其隨從，不過唐代波斯胡人留下的更多印象是他們的經商能力及高明的醫藥技術，這在上面論述中多有反映。雖然唐代社會粟特商人的數量要遠遠多於波斯商胡，不過提到胡人買寶鑒寶故事，則多指波斯胡人，如筆記小說記載他們往往能慧眼識寶，為求寶物不惜重金；即便垂死之際，也要將自己視若生命的寶貝傳給後人。可以說在唐人眼裡，波斯胡人是懷有寶物，善於鑒寶識寶的富商大賈。因而有學者指出，粟特人在識寶方面還是較波斯人遜一籌。[61]至於醫藥醫術，則更是波斯人的專利，如前述李絢及其弟李玹，還有穆昭嗣等，都是因擅長醫藥之術而聞名，可以說經商才能及醫藥技術已成為中古入華波斯胡人的文化特徵。

波斯人對三夷教傳播的影響。唐代隨著西域胡人的大量入華，他們的宗教信仰也傳播進來，這就是唐代社會曾流行過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即三夷教。雖然學界傾向認為當時來華的三夷教徒多為粟特人，但是也不能否認波斯胡人在傳播這些宗教上面所起的作用。波斯地區的正統國教是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國稱為祆教，因而來華波斯人應有不少祆教徒，前述蘇諒妻馬氏就是一個代表，從其雙語墓誌可以看出，在唐咸通年間，薩珊波斯的移民還仍舊保持自己傳統的祆教信仰，而且還繼續使用本民族的婆羅缽文字，可以說這個宗教在波斯人中影響很深。還有景教，也即聶斯脫利教，波斯地區是這個教派的大本營。據《景教碑》載：唐貞觀九年（635），景教僧阿羅本將此教傳入中國，中國稱為景教，太宗其後允許其傳教，在長安以寧坊設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又應波斯王子卑路斯之請，在醴泉坊設波斯胡寺，也即大秦寺。唐代的最高統治者大都對景教表示好感，景教徒也曾公開在漢人間傳教。特別是在「安史之亂」時，景教徒伊斯曾效力於郭子儀的朔方軍中，「效節于丹廷，策名於王帳」，使得肅宗「於靈武等五郡重建景寺」作為獎勵，可以說唐代景教發展更多是由波斯人來維持。至於波斯人在傳播摩尼教方面，史載不詳。摩尼教本身是波斯人摩尼於公元3世紀創立，後被薩珊波斯斥為異端而遭禁斷，教主摩尼被處死，教徒四散逃亡，向東傳入中亞、中國的西域和中原地區。史載武后延載元年（694），有「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朝」。[62]雖然學界認為唐朝流行的摩尼教更多來自中亞摩尼教團，[63]有更多中亞粟特人參與其中，但從拂多誕傳教一事來看，也不能否認波斯人等的影響。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的大量摩尼教殘片，主要是用古突厥語和三種著名中古伊朗語即中古波斯文、婆羅缽文和粟特文寫成，[64]其中中古波斯文、婆羅缽文本身屬於西伊朗語，多少也可以提供相關佐證。因而在唐代三夷教傳播上，波斯人更多地起到保持與維護的作用，在唐人心目中，他們更具有代表性。

總之，作為絲綢之路西端的文明大國，波斯及其文化影響也隨著波斯人東來波及到東方中國，這在唐代達到一個高潮。雖然在人數及文化傳播上，他們比不上活躍在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但在泛海經商上，他們更有優勢；在鑒寶識寶及醫藥技術上，他們更具有代表性；在宗教傳播上，他們也更多地尋求到統治階層的支持。因而在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與傳播方面，作為西國胡人的代表，他們的作用與影響不可忽視，。

[1]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劉東主編《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商務印書館，第5—76頁。後收入氏著《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2—80頁；張廣達：《唐代長安的波斯人和粟特人——他們各方面的活動》，唐代史研究會編《唐代史研究》第6號，2003年，第3—16頁，後收入氏著《文本 圖像與文化流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1-68頁。

[2] 《魏書》卷102《西域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2263頁。

[3] 《周書》卷50《異域傳》，中華書局，1971年，第920頁。

[4]韓香：《兩漢迄五代中亞胡人的來華及活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50頁。

[5]金維諾：《「職貢圖」的時代與作者—讀畫札記》，《文物》1960年第1期，第14—16頁及圖版；錢伯泉《「職貢圖「與南北朝時期的西域》，《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第80—81頁。

[6] （北魏）楊衒之著，范祥雍校註：《洛陽伽藍記校注》卷3《城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1頁。

[7] 《隋書》卷83《西域傳序》，中華書局，1973年，第1841頁。

[8] 《隋書》卷83《西域傳》「安國條」，第1849頁。

[9] 《隋書》卷83《西域傳》「波斯」條，第1857頁。

[10][日]長澤和俊著，鍾美珠譯：《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15—516頁。

[11] 《資治通鑒》卷180，隋大業三年條, 中華書局，1956年，第5635頁。

[12] 《隋書》卷83《西域傳序》，第1841頁。

[13]《新唐書》卷221下《西域傳下》，中華書局，1975年，第6259頁。

[14]《新唐書》卷221下《西域傳下》，第6259頁；《舊唐書》卷198《西戎傳》，5312—5313頁。

[15] 統計數據參見韓香：《隋唐長安與中亞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56—58頁。

[16] (宋)宋敏求著，(清)畢沅校正：《長安志》（一）卷10，「醴泉坊」條，（台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五十九年，第239頁。

[17] 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216頁。

[18] 陳國燦：《唐乾陵石人像及其銜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輯，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98—199頁。

[19]《冊府元龜》卷975《外臣部》卷975「褒異第三」，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1450、11453頁。

[20]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缽文合壁墓誌—唐蘇諒妻馬氏墓誌》，《考古》1964年 10期；[日]伊藤義教：《西安出土漢婆合壁婆文語言學的試釋》，《考古學報》，1964年 2期；劉迎勝：《唐蘇諒妻馬氏漢巴列維文墓誌再研究》，《考古學報》1990年3期。

[21] .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第79頁；參見榮新江：《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載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二集），北大出版社，1998年，第82—83頁，後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39—244頁。

[22] 見《大唐故隴西郡卑失氏夫人神道墓志銘》，《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第87頁。

[23] 榮新江：《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載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二集），後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第255—256頁。

[24] 《冊府元龜》卷971《外臣部·朝貢四》，中華書局，1960年，第11409頁上欄。

[25]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氏著《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第78頁。

[26] 《阿羅憾墓誌》，《全唐文補遺》第5輯，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00頁；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與宗教新論》，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95—96頁。

[27] 馬小鶴：《波斯國大酋長阿羅憾墓誌考》，見氏著《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73—574頁。

[28]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2004年，第231頁；馬小鶴：《波斯國大酋長阿羅憾墓誌考》亦提出此觀點，見氏著：《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第553頁。

[29] 《舊唐書》卷17上《敬宗本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512頁。

[30] （唐）段安節撰：《樂府雜錄》「康老子」，《欽定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83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98頁

[31]（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16《杜子春》，中華書局，1961年，第109頁。

[32]（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10，中華書局，2002年，第227頁。

[33]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華書局，1963年，第78—79頁。

[34] 《北史》卷82《何妥傳》記為「細腳胡」，中華書局，1974年，第2753頁。

[35] 《隋書》卷68《何稠傳》，第1596頁。

[36] （清）彭遵泗：《蜀故》卷17「著作」條，見《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輯第27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84下頁。參引姚崇新：《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07—308頁。

[37]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二「李四郎」條，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5冊《子部·小說家類》，商務印書館，第887頁上。

[38] 姚崇新：《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第308頁。

[39]（宋）路振：《九國志》卷七《後蜀志·石處溫傳》，《續修四庫全書》第333冊《史部·別史類》，第307—308頁。

[40]（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22《晉巴東懷濬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562—563頁。

[41]《太平廣記》卷98《懷浚》，第656頁。

[42]《全唐詩》卷230杜甫《解悶十二首》，中華書局，1992年，第2517頁。

[43]《舊唐書》卷124《田神功傳》，第3537頁。

[44] 鄭陽、陳德勇：《揚州新發現唐代波斯人墓碑意義初探》，《中國穆斯林》2015年第3期，第60頁。

[45] 《太平廣記》卷402《李勉》，第3240頁。

[46] 《太平廣記》卷17《盧李二生》，第119頁。

[47]榮新江：《魏晉南北朝時期流域南方的粟特人》，載韓升主編《古代中國：社會轉型與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8頁。

[48] （唐）義凈撰，王邦維校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中華書局，1988年，第152頁。

[49][日]真人開元著，汪向榮校註：《唐大和上東征記》，中華書局，1979年，第68頁。

[50] 《太平廣記》卷34《崔煒》，第216—220頁。

[51] 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第281－286頁。

[52] 朱雷：《跋敦煌所出《—兼論「勛告」制度淵源》，載氏著《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5頁。

[53]《太平廣記》卷402「徑寸珠」條，第3237頁。

[54]《太平廣記》卷403「紫末羯」條，第3251頁。

[55]《太平廣記》卷402「李灌」條，第3240—3241頁。

[56]《太平廣記》卷404「岑氏」條，第3261頁。

[57]（宋）賾藏主編：《古尊宿語錄》卷3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2頁上欄。

[58] 蔡鴻生：《唐宋佛書中的崑崙奴》，氏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06頁。

[59]（清）吳蘭修撰，王甫校註：《南漢紀》徵引《清異錄》，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7頁。

[60]（南宋）庄綽：《雞肋篇》卷中，中華書局，1983年，第53頁。

[61] 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氏著《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第78頁。

[62]（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39，原著一說為「西海大秦國人」，即今敘利亞一帶，《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34年，第369—370頁。

[63]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中華書局，1987年，第134頁。

[64]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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