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讀「唐詩」，有人卻在講「詩唐」（下）

「自贖」之說：正確認識宮體詩的價值

論起宮體詩，常人的印象似乎多是齊梁以來瀰漫於詩壇的惡濁空氣，像聞先生所說「人人眼角里是淫蕩，人人心中懷著鬼胎」，「在一種偽裝下的無恥求滿足」的宮廷艷情詩，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文字的裸呈狂」。然而筆者在此便有疑惑，那聞先生「自贖」一詞便猶值得玩味。所謂自贖，是一種蛻化，是從朽陳的母體中蛻出新的生命。它的前提是，母體只是朽陳而非腐壞，因此宮體詩必有其存世與審美的價值，不能以「世風敗壞」一概而論。為了正確認識宮體詩的價值，筆者對宮體詩作了相關探討。

談起宮體詩，有一人不得不提，那便是簡文帝蕭綱。蕭綱自言「少好文章」，其本人的文學素養也不弱。29歲的蕭綱憤於懦鈍，闡緩的詩風，在《與湘東王書》中加以批判：「比見京師文體，懦鈍非常，競學浮疏，爭為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同樣在《與湘東王書》里，他對詩的本質作了自己的解答，即「吟情詠性」。因此，便沒必要堆砌典故，把詩寫得像《內則》、《酒誥》似得枯燥乏味。他主張詩的美學價值和個人體悟，倒是「詩言志」、「詩緣情」的確定與凈化。正是蕭綱這套「宮體詩學」，讓詩從「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一點點向生活，向審美，向娛樂人生和人感情需要的方向移位。

蕭綱在《戒當陽公大心書》中有個有趣的表達：「立身先須嚴謹，文章且須放蕩」。有文學史觀點以為，這是提倡摹色情的理論主張，是通過淫聲媚態的宮體詩以滿足心理的需求。而筆者以為不妥。「放蕩」一詞有其特定的時代含義，不能就此曲解。

首先，《戒當陽公大心書》是蕭綱在兒子13歲任郢州刺史就藩時告誡兒子的信，在此語境下「放蕩」照今義理解似為不妥。其次，《漢書?東方朔傳》載其「指意放蕩」；《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載「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世說新語》載劉伶「肆意放蕩」。結合其餘「放蕩」的語境，或可推測蕭綱所指「放蕩」意為創作時情感大膽袒露，語言表達不受束縛，想像自由馳騁。這便是「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蕭綱割裂了立身與文章，因此文學道德邊界的游移便更為容易。《詠內人晝眠》之類的歷來為人詬病的香艷之作只是蕭綱作為丈夫生活的一部分，無關淫靡與色情。且宮體詩中亦不乏清新之作。然則一來後世附庸者不解其意，盡搞些庸俗變態的情趣，二來宮體詩到底多流於輕艷，柔靡緩弱，《玉台新詠》也多為言情之作，才流至初唐便朽陳了起來。聞先生認識到了這點，所以用了「自贖」一詞。其實若說起來，那麼文學也一直在自贖。

聞先生認為宮體詩自贖的重要表現是「頹廢中注入生機」，詩境從蜣螂轉丸式的低下本能一躍至哲思乃至莊嚴的宇宙意識，為此舉了盧照齡的《長安古意》、劉希夷的《戴悲白頭翁》、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來舉證。筆者對這個觀點尚存疑慮。其一，舉證的三詩是否屬於宮體詩的範圍在學界仍存在爭議。因此舉證並不力。其二，筆者主觀以為，宇宙意識與對人世的探求並無境界高下之分，走向世俗是宮體詩的特點，不喜歡沒關係，可無法排斥世俗。精神的天問，世俗的圖畫，一切藝術的真實，我們都需要。

詩與詩人：孰生孰死

聞先生對詩人及其詩的專題研究是《雜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雜論》共研究了四傑、陳子昂、孟浩然、杜甫、賈島，另闡述了其對英譯太白詩的看法。先生始終把詩人和詩放入時代的語境中去解構，這尤為可貴。筆者以為，詩人永遠在戴著時代的鐐銬跳舞。談到時代，總有人會帶著文化進化論的觀點看文學的演進。筆者以為，所謂文化進化論實為大謬！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與時代的發展並非完全同步的。下文筆者將舉讀過聞先生文章後對詩與詩人的思考。

詩人是詩的創作者，談起詩，不免會去了解作者。詩的風格是詩人人格的體現，聞先生在《雜論》中正是通過分析、揣摩詩人的人格形成與特徵來闡釋詩歌風格特徵的。而人格是一個人全面完整的自我，和自我精神解構的完整表現，是自我與社會的統一，因此詩人的人格是時代玉成的。聞先生既關注詩人的個性，又聯繫時代思潮、社會背景、文化氛圍來闡述其社會文化人格，從而向讀者展現一個相對完整的詩人。聞先生重點論述的杜甫、孟浩然、賈島、陳子昂，其實就代表了傳統知識分子的典型人格。即以杜甫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型人格，以孟浩然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型人格，以賈島為代表的佛家思想型人格。積極與消極、入世與出世、魏闕與江湖、有為與無為等等矛盾以及矛盾的消解，此種矛盾人格下卑怯、虛偽、遺世獨立的文化性格，兼濟天下，獨善其身的矛盾行為方式，均是因幾種文化思想形成的人格衝突所致。因此詩人是在時間裡活著，這種矛盾和衝突通過詩來消解和排遣，詩不死，因此輕而易舉地能引起後世同喜同悲者的共鳴。

然筆者仍有惑未解，從創作端來說，正如詩表現的只是矛盾人格的一個側面，那麼通過分析詩人來分析詩的方法是否確當？是否也會造成過度解讀等問題？從流傳端來說，詩的流傳中難免有亡佚、訛誤甚至偽作，那這種分析方法便失去了意義。

從接受端來說，筆者倒是挺贊同「作者已死」的觀點，閱讀都是讀者再創造的過程，有時讀者所謂「神交古人」的共鳴只是一種一廂情願，我們無法通過詩抵達詩人的終端，自然再通過詩人再次看詩便也有誤會和曲解。正如聞先生在《雜論》中所舉的關於陳子昂的評價，既有「無忌憚之小人」、「不知有節義廉恥事」之評，又有「譬之盪姬佚女，以色藝冠世，而不可以禮法繩之者也」的時代的寬容。詩與詩人，孰死孰生，的確值得我們的深思。

《雜論》讀完，在思考和讚歎聞先生鞭辟入裡的言語和其史家關照之餘，筆者仍有未解的問題。在《孟浩然》一文中，聞先生對孟浩然歸隱原因的認識似乎缺乏舉證，似乎過多地強調了家鄉歷史地理背景在造成孟浩然終身歸隱中所起的作用。

再者，孟浩然畢生雖然基本在隱居中度過,但聞先生在文中說明他的內心卻是矛盾、甚至痛苦的。實際也應是吧。在《書懷貽京邑同好》中,他曾向朋輩訴說自已命運不達:「三十既成立,磋吁命不通」,業於訴說生活的困窘後寫道:「感激逐彈冠,安能守固窮?」清楚地表現了對仕途的熱望和期待朋友援引的心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中「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詩句,也分明是切盼巫相張九齡汲引提摯之意。

然聞先生又在文中談到孟浩然的基本隱逸的態度使他沒有多少矛盾,當進退的矛盾基本得以化解後,也就不需要詩來排解了。所以孟浩然的詩就不多了。真正的孟浩然沖淡了詩。「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詩,」這實際是「詩的孟浩然」了。這是否與聞先生之前的論述矛盾？

（完）

本文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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