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院派回歸，能將電影帶出垃圾堆嗎？

文化 06-29

重拍《傲蕾·一蘭》（原片1979年獲文化部優秀影片獎），重拍《悉達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爾曼·黑塞的第9部著作），重拍《金鎖記》（原著為張愛玲的代表作）。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三大重量級電影籌備項目正式發布，這被視為「新學院派」一次集體發力。加上不久前在威尼斯電影節、東京電影節上獲獎的《不成問題的問題》（改編自老舍先生的同名短篇小說），「名著改編熱」似已成氣象。

《傲蕾·一蘭》

正因後人一再改編，好作品傳之久遠。

不否認，改編必然帶來扭曲，後人總要在經典中加入自己的誤會，但經典的價值就在於它的結構是開放的，足以容納不同時代、不同人的創造，卻又不失去其本然的魅力。

不斷改編名著，其本質是創造一個文化傳統，這是最好的普及課，使讀者能直觀地感受到嚴肅創作與消遣之作的不同。通過一代代人層積的闡釋，這些文化傳統最終會融入到個體的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中。

悉達多

作者: [德] 赫爾曼·黑塞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譯者: 姜乙

出版年: 2017-1

如果沒有宋詞、元曲乃至流行歌曲一次次改編李杜文章，如果不是民間故事、評書、戲劇、連環畫、電視劇反覆刷新四大名著，我們如何將這些經典刻進記憶？我們還會為我們的傳統感到自豪嗎？

然而，在今天，改編面臨困境，正如馮小剛說：「中國怎麼這麼多垃圾電影？還不是因為有那麼多垃圾觀眾。你不去捧場，就沒這東西，往往垃圾票房還很好。」

馮小剛的話有倒因為果之誤，但他說出了當下電影的困境——商業價值壓倒藝術價值，創作水準不斷下滑，大環境日趨「垃圾堆」化。

這個困境並非電影獨有，在音樂、文學等仰賴創造力的領域中，均出現了同樣問題，體現出消費主義對文化積澱的蠶食。

我們已進入一個被消費拿捏的氛圍中，消費主義試圖將人們編織進消費秩序中，即把每個人都格式化為「生產者+消費者」，通過不斷創造出更光鮮、更閃亮的新商品，刺激人們更多消費，由此將其套牢在格子間中，埋頭於枯燥的生活。

比如人吃飯，本是為了獲取營養，但消費主義創造出快餐，隨時隨地能讓人滿足口腹之慾。味道完全符合預期，更大的分量、更划算的價格還能附贈驚喜。在此誘惑下，人攝入更多熱量，隨之誕生出減肥、健身房、吃藥、綠色食品等新需求。在今天，還出現了抗性澱粉這種奇葩食物，它無法被人體消化，讓人大快朵頤後，不用擔心攝入過多熱量。可這和吃飯的初衷豈不完全相悖？誰還能說清，我們原本需要的是什麼？

金鎖記

作者: 張愛玲

出版社: 哈爾濱出版社

出版年: 2005-6

越掙扎，就越沉浸其中，這是消費主義的可怕之處。當活著的目的變成幫消費主義擴張，我們猶如《黑客帝國》中的「電池」時，則消費主義必然會創造出一種麻醉劑，讓我們相信當下的一切如此美好，這樣我們才永遠不會醒來，即使身邊是「垃圾堆」，也覺得這才是正常的。

「每天這麼累，我想看點輕鬆的東西。」「嚴肅作品太沉重了，看不懂。」「它們與生活有什麼關係？」種種聲音，正是「垃圾堆」化的真實寫照。對於生活其中的人，告訴他們烤鴨好吃是毫無意義的，即使他們嘗上一口，也會覺得不對胃口。

怎樣擺脫消費主義？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難題，目前並無根本的解決方案，只能靠「文化醒覺」來對沖，這需要專業群體的介入。畢竟嚴肅創作與現實存有距離，所以它能不被生活融化，能批判生活。可這個距離也會讓受眾找不到自我，感到喪失了尊嚴。面對嚴肅創作，他們往往用「看不懂」來回絕。

在上世紀80年代，嚴肅創作與大眾聯繫更緊密，因當時還有「學院派」。在電影界，比較突出的代表是《香魂女》《鄰居》《黑駿馬》等，這些作品為嚴肅創作樹立了標杆，即：強調思想性與藝術性結合，形式上需遵循一定規範。

中國的「學院派」是舶來的，對本土文化只有功利性的徵用，且徵用標準來自西方。在提倡高雅的同時，並未脫去服務王權、維護等級制的烙印，對現實生活的多元與活潑持鄙夷態度。故一旦離開權力扶持，很容易被市場經濟淘汰。

然而，掙脫「學院派」，人們才發現，消費主義是更可怕的暴君，從上世紀90年代一路走來，電影市場不斷擴大，好作品卻越來越少。2012年以來，《失戀33天》《萬箭穿心》《飛越老人院》《我的影子在奔跑》《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等作品相繼出現，標誌著「新學院派」崛起。

與傳統「學院派」比，「新學院派」更重視交互性與體驗，強調「虛擬現實」，從而突破了傳統只重現實的封閉。與「學院派」一樣，「新學院派」也提供了一套標準，它試圖告訴人們，什麼才是嚴肅創作，如何看懂嚴肅創作，以及嚴肅創作向何處去。

「新學院派」細節考究，充分吸納流行元素，卻用它來為嚴肅內容服務，但由此也可能帶來兩個瓶頸：

首先，對於缺乏「理解之同情」者來說，「新學院派」是在「謬改」「不尊重」「歪曲」名著，儼然誰也不再改編名著，任其慢慢被遺忘，才是最大「尊重」與「負責」。這或者就是為什麼，「新學院派」選擇的多是那些不太受關注的名著，如《不成問題的問題》，並非老舍先生名氣最大的小說，讀過的人並不多，這就免去許多筆墨官司。

其次，「新學院派」更善妥協，因有條件地接受當下，寬容了現實的某些結構性缺陷，故其批評不易深入，多停留在質疑科學主義、消費主義的層面，對造成這些偏執背後的力量只好視而不見。這往往迎合了學生們的心態，他們深受其苦，卻又有出路可投機，有一個巨大的牢騷，已經足夠。

藝術總是戴著鐐銬的舞蹈，而創造經典，其實是個低概率事件，無需對「新學院派」提出那麼苛刻的要求。畢竟他們還在抵抗中，還在建設著，未沉醉於靠罵觀眾來標識自己卓越，那麼，對他們來說，未來一切皆有可能。

文| 唐山

本文刊載於20170627《北京青年報》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