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這麼好的事——評趙普光《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

作者簡介：曾祥金南京大學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

說得寬泛一些，一切介紹書、與書有關的文字，都能稱之為書話。讀書愛書的人很多，也有不少人寫下了這樣的與書有關的文字。然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進程中，書話一直是一種邊緣性的存在。書話身處文學與文化、創作與學術的夾縫中，進退兩難。在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中，書話長期被排斥在外，成了一個陌生的對象。南京師範大學趙普光老師《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填補了這一空白，他首次將視線對準長期處於邊緣地帶的書話文體，較為系統地清理了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密切而複雜的關係。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試圖通過對書話這一邊緣性文體的關注，提醒人們反思五四以來主流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文體認知的狹窄，進一步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內涵、外延、邊界等進行新的思考和認定。他提出「雜文學」（或者說「大文學」）的概念，以期打破長久以來文學史觀念的狹隘和單一。這樣的努力對於現代文學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都有深遠的意義。

正如作者在導言中所說：「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包含了雙向的努力：一方面，以邊緣的書話文體為途徑去探究現代中國文學的諸種問題；另一方面，將書話放置在現代中國文學的視野中進行考察。」本書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把書話作為研究對象，首先釐清了書話的概念，展示了書話的文體特徵和文學特質，並特別指出書話的「雜文學」特徵。書話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的邊緣性存在，長期游弋於文學與非文學之間，這無疑擴大了它的容量，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張力。因此，書話就與現代中國文學批評、文獻史料學和新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書話的理論批評、文獻學、經典化的價值，也是其他文類不具備的，而作者正是從這幾個層面著手去發掘書話研究對現代中國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把書話作為一種研究途徑去考察現代中國文學在20世紀的文化大背景下的得與失、常與變。首先，書話作為文化傳播的中介，我們可以從中發現文化（包括文學）在交流的過程中發生的創造性的誤讀與錯位。同時，書話作為域外文化典籍的引入中介，不僅帶來了西方的寫作技巧與表達策略，更大力提倡諸如「人性」、「人道主義」等觀念，對當時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最後，書話寫作活動體現出書話家、讀書人與傳統的深刻聯繫，隱含著現代文人豐富而矛盾的文化心理。楊洪承先生在序裡面歸納得好：「論著對書話與文學批評、文學文獻學、文學經典化、文學變革模式、域外文化典籍的引介及作家心態等諸多層次問題的思考，不僅僅完整豐富地呈現書話的文學史意義，更呈現出了書話寫作的文化史意義，同時還挖掘出各具特色的現代書話作家，從而更具備了作家（學者、文人）精神史的意義。」

《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一書選取書話這一此前為人們關注甚少的文體進行深入考察探究，並不是投機取巧空穴來風的。事實上，書話作為文體概念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得到了大眾的認可，當時包括周作人、鄭振鐸、阿英、唐弢、曹聚仁等現代作家學者都開始有意識地進行書話創作。特別是周作人，可以說是以自身豐富的創作為此後的現代書話寫作樹立了典範，開啟了現代書話寫作的流脈。改革開放後鍾叔河先生編的皇皇兩大本《知堂書話》（嶽麓書社，1986年版）就是實證。而在百年中國文壇中，書話無疑是一個具有龐大創作群體和豐富創作實績的存在。寫作者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鉤沉史料，查詢大量的舊刊新籍，開始了本書的寫作。而這也造就了本書的一大特點，寫作者始終立足於原書原刊和資料的完整閱讀和把握，著作的框架和內容都是基於材料的彙編和整理。這有點類似於西方文學評論里的「新批評派」，文本分析是這樣，做學問更需要這樣。毋庸置疑，《書話》是一本紮實的「文本型」著作。

寫作者紮實的基本功來源於大量的閱讀和對於書話文體的持續關注與不斷思考，對此著作的後記部分有一段深情的描述：「在對過去的重溫中，我驀然意識到，其實選擇書話為寫作對象，並不是偶然的。在書話研究過程中『越陷越深』，這也許是因為此選題恰好暗合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某種情結。正是這種對書的情結，我開始特別留意於作家學者們有關淘書的記述，進而關注書話文體，再深入到書話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的意義，尤其是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之間的複雜而密切的聯繫。」這種「情結」也就是紙醉書迷式的情結，它濃縮在寫作者父親對文學的愛好、對書籍執著的基因里，飄散在開封古城油墨味四溢的舊書攤上，這讓我想起前兩天剛翻的一本復旦大學張新穎老師的書的名字——《讀書這麼好的事》。我想，正是因為寫作者愛書迷書，才會有這本書的最終出現。用一句抒情的話來說，叫「冥冥中自有天意」。

作者選取書話這一獨特的文體作為研究對象和途徑，卻並沒有把精力停留在對與它有關的抽象理論的把玩上，耽溺於借用西方的某種理論對它進行闡釋和生髮。作者在後記里說：「在這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卻無法很好地藉助理論話語來表述自己的思想。這樣的表述和論述也會讓看慣了艱澀理論表達方式的讀者認為是膚淺，但也只能如此了。」其實在我看來，這樣的表述對我反而更有吸引力，我比較容易在其中找到共鳴的地方。艱澀有艱澀的好，但故作艱澀就令人不可接受了。在本書中，作者以平實流暢的語言不急不緩地敘述著自己對於書話的一些思考，我們閱讀起來的時候也不容易覺得枯燥乏味。寫作者沒有故作高深，文本就有了幾分商量的語氣。但商量中又帶了幾分自信，這自然是源於寫作者大量的閱讀和深入的思考。文本從多個視角對書話進行文學層面（或者文化層面）的細緻解讀，力圖還原文學史的豐富和真實，同時為我們研究現代中國文學提供另一種方法論和突破口。比如，在論及書話的現代文學史料學意義時，作者明確指出其「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書話本身是一種文學史料，書話的發掘與整理工作本身就是史料的新發掘。對沒有得到被研究者足夠重視的書話進行檢視，是文學史料的發現；對埋沒在歷史塵封下的書話重拾，也是文學史料的發掘。第二，書話的寫作也是文學史料研究發掘的一種方式，其對新文學史料研究及史料學建構的方法論啟示破有意義。」從這裡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把「書話」作為發掘新的有價值的文學史料的個案，是有說服力的。

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寫作者在寄希望於通過對書話的梳理研究重新認識和反思以往關於現代中國文學的觀念、文體認知和研究誤區中所作出的努力。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州大學的范伯群老先生就提出所謂的「兩個翅膀論」：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兩個翅膀，兩個流脈共同組成了現代文學的發展。這對於長期以來推崇新文學而貶斥通俗文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無疑是一個挑戰。相較於通俗文學，書話也遭遇到了類似的命運，它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的邊緣性存在，受到研究者的長期冷落與擱置。事實上，文學的邊界和外延始終停留在西方傳來的「四分法」（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上，大量其他文類諸如書話、序跋、筆記等就被排除在文學的大門外。造成的結果是許多優秀的作家作品湮沒不聞，比如黃裳的書話寫作，其中蘊含的版本學意義和文學價值不言而喻，卻總是得不到文學史家的「眷顧」。另一方面，五四以來的作家和理論家們把西方舶來的理論直接套到新文學頭上，而對傳統文化較多地採取摒棄的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西方概念與中國文學的拉郎配顯現出來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大。葉舒憲就曾在他的《「學而時習之」新釋》中對此提出過質疑：「根植於西方現代文學創作實踐的現代的文學觀是以典型的四分法來規定『文學』之領域的，那就是詩歌、散文、小說與戲劇。小說與戲劇在中國文學歷程中的這種晚熟性，也就註定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文學主流只能是『詩歌』『散文』這樣的二分天下了。於是，諸子散文與史傳散文相區別，也就把先秦文學的散文一面基本窮盡了。《論語》被光榮地納入到『諸子散文』的範疇之中，殊不知孔子自己的時代根本還沒有這樣一種『散文』的概念和相應的意識，更不用說寫『散文』的情致了。」我們看著這樣的敘述，很自然地覺出幾分諷刺和無奈的意味來。即使新時期以來不少新文學研究者大力呼籲「重寫文學史」，但這個文學史的「重寫」也還是在西方的語境中轉圈圈。甚至越來越多的人致力於「販賣」西方的「先進」理論，他們不顧中國的實際語境，只希望藉此求名求利。有的時候我不禁想問，諸位專家學者們不遠千里從國外「轉運」回來的學問有多大的意義，他們自己又真正領悟了多少。

針對這些現象，趙普光老師提出「大文學」的觀念，呼籲人們關注新文學之外的通俗文學，大陸之外的台港文學，以及傳統文學遺傳下來的書話、隨筆、筆記等。同時，他在對西方理論「橫移」中國的質疑中也表達了對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中國文學民族化建設的迫切期待，警示我們研究現代中國文學應該實事求是地著眼於中國文學的本土化建設和本土化研究。看完全書，我也切實地體會到只有貼合中國當下的語境，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我們的學術研究才能夠發展地更健康、更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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